莲开东土

佛教、佛教造像、佛教石窟寺的传播，主要分为南、北两条线。

南线，经海路或沿南亚、东南亚大陆架传播，而后进入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向外传播佛教时，就曾派人到斯里兰卡等地传教，约在公元5世纪，南传佛教来到了缅甸和泰国。这一线以佛教和佛教造像的传播为主，在今天南亚、东南亚各国都有佛教造像或早期佛教遗迹发现，但并没有发现石窟，也没有发现石窟从南线进入我国。

北线，经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经河西走廊至云冈、龙门，而后传到我国南方地区。因此，中国佛教石窟寺的发展演变以北线为主，中亚是佛教石窟向外传播的核心区域。佛教从创立到在印度境内流布，直到传入中亚地区、我国新疆地区，经历了繁复的教派演变、传播形式演变，沿途所经之地，留下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的符号。进入中国后，即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继续发展变化。

今天，各地的考古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更明确地了解当时宗教文化、佛教艺术等的传播与发展变化情况，中亚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我国宗教考古，生动地揭示了这一演变过程。

梵音西来

中亚，从地理范围上说，以帕米尔地区为中心，包括我国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南，阿富汗东部和北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在人类文明史上，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交通枢纽、贸易大通道，也是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核心地带，周围分布着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华夏文明、古波斯文明，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公元纪年前后，佛教徒开始用文字来书写经典，当时大都写在桦树皮和贝多罗树叶上。佛教发展衍生的不同部派各有自己的传播区域，因此出现了以各区域内文字书写的佛经文本。也就是说，佛教、佛教经典、佛教造像、佛教石窟寺在传播的过程中既受到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影响，又在不断超越这种影响，在传到中国之前，就已经经过了不断的加工。这种演变，在佛教、佛教经典、佛教造像、佛教石窟传播过程中从未停息。

19世纪晚期，西方冒险家开始在印度、尼泊尔、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公元1世纪以来的佛教典籍，从梵文写本、佉卢文写本、吐火罗语写本、回鹘文写本、藏文写本……到汉文写本，可谓洋洋大观，这些写本大多是在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发现的。这些写本涉及的古代民族语言至少可达17种、文字达24种，引起巨大轰动，并且催生了一批全新的学科，如古代焉耆－龟兹语文学（吐火罗学）、古代和田塞语文学、古代突厥语文学等。可以说，佛教典籍、佛教造像、佛教石窟等的再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早已湮灭的古代族群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认知，也更新了我们对于人类活动的认识。今天的佛教遗迹是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包含了各民族的共同记忆，是文明交融的最好例证。

中亚现存的佛教遗迹主要是地面寺院和石窟寺，寺院遗址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最多；石窟寺遗迹则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境内。

阿富汗境内的石窟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阿富汗东部的贾拉拉巴德附近、阿富汗北部海巴克附近、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一带（图4）。阿富汗石窟总数在1000个以上，但绝大部分洞窟形制简单，窟内空间狭小，装饰粗糙，壁画很少（图5）。以巴米扬石窟为例，巴米扬位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方的兴都库什山中，是古代丝绸商路的中心地区，巴米扬河北岸是丝路古道，石窟开凿于距古道不远的山崖上。石窟所在山崖东西长1300多米，有700多个洞窟，洞窟前室多已无存。东西两端各有一尊大立佛，其中巴米扬西大佛窟最有名，是世界上著名的大佛，现在已被炸毁。巴米扬石窟洞窟主室平面有正方形、八边形、圆形、长方形和其他等5种形状，洞窟顶部有球面、套斗（几层方形以对角方式重叠在一起）、拱券和平棋（像棋盘一样的平顶）4种形制；窟顶与壁面联结处呈叠涩状，叠涩方式也有4种，因而洞窟形制复杂。洞窟主要是僧房窟或其他杂用洞窟，一般平面呈长方形、平顶或券拱顶的石窟形制较简单，窟内没有壁画或塑像，设施简单。其他形制各异的洞窟窟内有佛像、壁画等，属于礼拜窟。

最著名的巴米扬西大佛窟高58米，窟内大佛高55米，洞窟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大佛立于正壁前，佛像衣着下沿距地坪很高，双脚后方有空穴，正好作为礼拜通道，窟两侧壁和正壁开有8个洞窟和4个独立小龛。8个窟的形制几乎都不相同，有方形地坪方形套斗顶、方形地坪八边形叠涩加球形套斗顶、圆形地坪球形顶、八边形地坪带七龛的四层圆形叠涩球形顶、八边形地坪带七龛的三层圆形叠涩球形顶、方形地坪带一龛单层方形叠涩球形顶、八边形地坪加一层八边形叠涩球形顶、圆形地坪带二小室球形顶等。小窟中龛内多有塑像。

巴米扬石窟开凿于何时，学者们争论不休，最早进行研究的法国学者认为两大佛约建于公元3世纪，其附近的伽蓝（寺院）建于2世纪中叶。两尊大佛石窟是这里最早的石窟，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开凿时间在4—6世纪。

中国的新疆库车地区（古龟兹地区）地理上属中亚范围，这里有位于我国最西端的佛教石窟。石窟的开凿约始于公元3世纪，至8世纪才结束。以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即使巴米扬石窟建于公元4世纪，也只是与我国新疆克孜尔石窟中的大像窟同时，但其数量远不如克孜尔石窟中的大像窟多，因此大立像应是克孜尔地区佛教造像的一大特征，并对巴米扬和中国新疆以东地区的佛教石窟中的造像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大佛造像始于中国新疆西部地区。

这一区域的佛教造像、石窟开凿也出现了全新的形式，塑像首次出现，体量巨大的佛像首次出现。

佛教石窟、造像、壁画等佛教艺术形式传入中国后，形制和内容仍在不断演化。中国境内的石窟逐渐形成几种基本的样式，今天还能见到的石窟根据性质和功能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礼拜窟、僧房窟和禅窟。按照结构可分为六种类型：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大像窟、佛坛窟、禅窟。

塔庙窟，即在窟中心有一根塔柱，又称“中心柱窟”，属于礼拜窟，具有寺院中佛殿的性质，所以被称为“塔庙窟”。佛殿窟，窟中无中心柱，后壁造佛像，是具有佛殿性质的窟。僧房窟，即供僧人起居用的窟，一般有火塘等简单的生活设施。以上三类是最基本类型，由这三种窟又发展出了后面三种类型：大像窟，属于礼拜窟，即在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立一尊大像，或者在佛殿窟的后壁中部立一尊大像的石窟，是第一、第二种类型的一种变化形式。佛坛窟，属于礼拜窟，在石窟中间设坛，坛上造像，是第一、第二类石窟的变化形式。禅窟，专供禅修的小型石窟。进入河西及中原地区后，发展出大量佛教摩崖造像龛，特别是唐代以后，石窟不再是主要形式，中国南方最盛行摩崖造像龛。宋代又产生了连环画式的摩崖雕刻。

回过头来看，佛教从创立到在印度境内流布，直到传入中亚地区、我国新疆地区，经历了繁复的教派演变，教义传播也从口传转变为书写文本与口头传播并存，佛教也从创设之初不设偶像崇拜演变出繁复的包括雕塑、石刻和壁画为主的佛教艺术形式。

边塞梵影

佛教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目前中国现存的石窟、石刻造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分布最广、存世数量最多的。从新疆西部的克孜尔石窟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都有分布。但是，追根溯源，我国以石刻造像、石窟、壁画等为代表的佛教艺术形式，首先出现在新疆地区。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位于喀什以东塔里木盆地北沿，比较集中的有三个地区：一是西部的古龟兹地区，二是古焉耆地区，三是古高昌地区。

古龟兹地区，即今新疆西部之库车、拜城县一带，从这里往西至喀什的广大区域，地理上实际属于中亚腹心地带，历史上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走廊，佛教在印度产生后首先传到中亚。古龟兹地区石窟主要集中在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赛姆、克孜尔尕哈等十余处，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批佛教石窟。今天，还能在这里看到我国最早的佛教石窟和壁画，其中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石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是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图6）。

总体上看，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的洞窟组成的组合形窟，并有少量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由于在焉耆、吐鲁番一带很难找到适合雕刻的崖壁岩石，故而在这一带出现了用土坯在洞窟前面加砌前堂，甚至用土坯砌建洞窟的现象。除僧房窟外，洞窟内均绘制了壁画，绝大部分洞窟遗迹显示，窟内原来塑有佛像（图7），这与印度相比，发生了创造性改变。

壁画、造像题材也在不断演变。6世纪以前，题材主要以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故事等为主，6世纪开始出现了与大乘佛教有关的千佛。8世纪以后，中原北方地区的阿弥陀净土变等题材、密教题材也传到了这里，这就是库木吐喇等地出现的“汉风洞”。壁画，以晕染法绘制，即以颜色深浅、浓淡来表现凸凹，特别是人物面部，其法类似今天人们面部化妆，与中国传统绘画方法不同。

新疆西部的克孜尔石窟，是新疆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洞窟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群，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千米处的明屋塔格山，主要分布于流入木扎特河的一条小支流形成的河谷西、河谷内、河谷东和后山几个区域的悬崖上，现存有编号的洞窟共236个。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与修建石窟有关的纪年铭记和文献记载。洞窟的始创年代一般认为大致在公元3世纪，其鼎盛期约在4到6世纪，6到7世纪部分洞窟已呈现衰落状态。从谷内区第105窟主室北壁发现的开元十四年（726）、后山区第220窟北壁龛内发现的天宝十三载（754）汉文游人题记看，估计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最晚到公元8世纪中叶，已经有部分洞窟无人管理或者被废弃了。

克孜尔石窟的洞窟主要有礼拜窟、僧房窟两大类，有少数小禅窟。礼拜窟多数为有前后室的中心柱窟，前后室及中心柱两侧的甬道都是拱券形顶，有少数方形窟（多为僧房窟）、穹隆顶窟。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壁画，佛像基本无存。6世纪以后，少数洞窟壁画中出现身着“双领下垂式”汉式袈裟的佛像，大多数壁画中的各类人物服装、各种建筑和装饰图案均是龟兹风格或中亚其他民族风格。从残存痕迹看，洞窟内的佛像包括雕刻和泥塑两种。

库木吐喇洞窟的开凿时间略晚，延续时间下限也更长，壁画中出现了较多的汉式佛像、建筑纹样及各种汉式装饰图案。在距石窟不远的苏巴什还有一处大型寺院遗址，据考证是唐僧玄奘曾经游历过的雀离大寺，大寺旁有禅窟群，这在新疆以东地区很少见到。

克孜尔石窟的开凿，主要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据碳-14测年为310+80—350+60年，窟龛类型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三种形式。绘塑 内容以释迦牟尼佛的坐像、倚坐像、立像和弥勒菩萨的交脚坐像为主 。壁画中也有立或坐的成排的列像。总的特点是僧房窟数量多，大像窟较少；各类窟单独存在，组合少；多为券顶，顶壁连接处简单。

第二阶段，据碳-14测年为395+65—465+65年，窟龛类型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方形窟以及各类窟的组合。洞窟内绘画或塑像的内容题材与第一期相比变化不大，出现了在方形窟中分栏画佛传故事的壁画。总的特点是各类窟组合在一起，多为方形窟；许多较大洞窟是由前期的小型窟扩展而成。窟顶部形式多样，有套斗顶、平棋顶、圆拱顶等。窟顶与壁面连接处变得较复杂，出现了龛面装饰，壁画图案化。

第三阶段，据碳-14时间测年为545+75—685+65年，窟类型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小型窟以及各类窟的组合。绘塑内容题材中主像立佛渐渐多于坐佛，壁画多以千佛为题材，即整壁排列着整齐的小佛像。千佛多着汉式袈裟，汉式袈裟类似南北朝时期汉族男子所穿的宽袖大袍，与中亚其他地区及印度本土佛像所着的希腊袍子式袈裟不同；纹饰中出现了有断代意义的联珠纹，其特点是以多串珠子合并成串或圈做装饰，这种形式产生于中亚，北朝晚期、隋至唐初流行于中原地区。总的特点是窟形和绘塑内容逐渐简化，出现了较多的小型窟，窟中壁画多以千佛为主题，体现出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交融的特征。

丝绸之路从克孜尔往东进入古焉耆地区，现存的石窟分布在今焉耆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在5世纪以后。再往东，进入古高昌地区，即今天的吐鲁番及附近区域，这里有吐鲁番千佛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等几处著名石窟，损毁比较严重。吐峪沟石窟约开凿于5世纪，柏孜克里克石窟主要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开凿的洞窟，有的壁画中甚至出现了祆教的内容，洞窟大多也被改造过，有的可能晚至13世纪。

窟起河西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主干线，沿线及其附近地区历史上存在大规模开凿佛教石窟的现象。丝绸之路从新疆东部进入甘肃境内，就到了西出中原后最重要、最著名的路段——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佛教及佛教艺术通过这条线路向东传入中原地区，中原的文化元素又经过这里走向世界。在这里开凿的石窟，通常统称为“河西石窟”，河西石窟是中国石窟发展演变最重要的环节，影响深远。

河西走廊魏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凉州，即今之武威一带，因此，这一区域的早期石窟又被称为“凉州石窟”，宿白先生称之为“凉州模式”。“凉州模式”石窟，最早出现在武威一带，现在武威北的天梯山以及肃南的金塔寺仍存有这个区域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遗迹（图8）。

河西走廊，从西至东分布着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等一批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规模最大、现存洞窟数量最多。

黄河以东的丝绸之路上也分布着不少石窟，包括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始凿于5世纪。其中，永靖炳灵寺169号窟内的壁画上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题记（图9、图10），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石窟题记。永靖炳灵寺地处凉州、长安之间，因而兼具中原佛教和凉州佛教的特点。

古凉州以东直到长安之间，现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甘肃庆阳石窟、陕西彬县（现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等。这些石窟大都开凿于北朝时期，北魏时期达于鼎盛，唐代前期以后大规模开窟活动基本消失了。丝路沿线与石窟相伴的还有各个时期的规模巨大的寺院建筑，这些寺院遗址有的已被发掘，发现了大批佛像、壁画。

晋永康二年（301），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之后其子孙据有凉州70余年，曾孙张祚称帝（史称“前凉”）。从张轨开始，凉州崇尚汉文化、信奉佛教，佛教内容兼融东西，从西域和中原来的高僧多曾在此译经传教，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东晋中原名僧释道安、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都曾在凉州居住。另一方面，凉州僧人也积极参与西行求法或东入中原的传教活动。

受此影响，凉州最高统治阶层很早就开始主持或资助开窟造像活动，并形成了不同于西域的特征，石窟造像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中国化、地方化。

早期凉州石窟无纪年材料，但在吐鲁番、敦煌、酒泉发现了一批北凉纪年（397—439）佛教石塔，为认识早期凉州石窟提供了重要线索（图11）。目前，有公开资料可查的10件北凉石塔以及敦煌博物馆展出的近年发现的几件石塔，高在34厘米至66厘米，形制基本相同。以高善穆塔为例，整座塔由宝盖、相轮、覆钵、塔身、塔基五部分构成，覆钵上刻八个小龛，龛内各刻一像，共七佛、一交脚菩萨；塔身为圆柱形，上刻经文、发愿文和纪年。经文内容为《增一阿含经·卷42·结禁品》中的一段，此经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译于长安，参与译经的有凉州僧人竺佛念，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石刻佛经；基座呈八角形，每面均线刻一个人物形象和一个八卦符号，共4男4女和8个不同的八卦符号。从这些石塔的形式可以推知，凉州石窟的大致特点应该是：石窟中的塔可能有粗相轮、高基座、覆钵塔体，这是印度及中亚塔的形式，在我国见于新疆焉耆、若羌等地，酒泉以东不见。至北魏时，敦煌、酒泉等石窟中流行的是方形重阁式塔，已经是中国式样。

由塔可知北凉佛龛为立柱龛，多无龛楣或仅有素面龛楣，稍晚出现火焰纹龛楣。造像题材为七佛与一交脚菩萨或思惟菩萨组成一组像。有禅定坐佛和说法相两种坐佛，佛坐于平座或须弥座上。菩萨坐藤座上，藤座有靠背，这种藤座见于西域地区早期石窟，佛像多披通肩袈裟和袒右肩袈裟，这也是西域佛像袈裟通行的样式，但出现了双领下垂式袈裟和八卦符号等汉文化因素。塔身经文为汉文书写的小乘经典，可知当时流行的是小乘佛教，可以说以当地汉文化的形式表现。

凉州模式的石窟，目前除可在北凉石塔上看到一些特征外，酒泉文殊山千佛洞、肃南金塔寺西窟、东窟等保存较好的早期洞窟也是很好的实物资料，能够体现凉州模式石窟的特点：一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多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有的塔庙窟有前室，中心塔柱上宽下窄；二是窟内绘画与塑像相结合，题材主要是释迦佛、交脚弥勒、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十方佛、千佛、说法图等；三是佛、菩萨面相方圆，深目高鼻，细长眼，飞天形体多样，造型较大；四是装饰图案中出现化生图案。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迁高僧、工匠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将这里的佛教信仰和佛教石窟形式等带到了平城，并开始大规模开窟造像，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随着北魏疆域范围的拓展，平城的佛教信仰、开窟造像活动对当时中国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宿白先生称凉州的石窟为“凉州模式”，称平城云冈石窟为“平城模式”。

这一时期，新疆龟兹地区佛教以小乘为主，多凿石窟；于阗地区以大乘为主，多建塔寺。这两个流派的佛教，在新疆以东首先在凉州结合，如化生和千佛是于阗最先流行的大乘内容，而交脚弥勒和开凿中心柱窟则是龟兹佛教的特征。河西地区的石窟除受到西域的影响外，在北魏晚期还受到了来自中原的影响，尤其是北魏时期形成的造像风格——尖脸、斜肩、身形瘦削、“褒衣博带”——影响最为深远。这种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渊源于南方汉民族的审美理念。

处于这一区域的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目前最著名的石窟之一，它的窟像与新疆克孜尔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可以明显看到来自中原的影响，如石窟造型方面的平棋式窟顶、方形汉式塔形中心柱，壁画上的阁楼式塔、汉式宫殿建筑等等；造像题材也与新疆西部的克孜尔石窟有了很大区别，佛像身着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袈裟，各种题材中的人物形象均以汉式服装为主。壁画绘画以晕染法为主，出现以线条勾勒为主的壁画，其中永靖炳灵寺169窟有公元420年题记的壁画，就是以墨线勾底再上色的中国传统画法绘制，其图画中的供养人也是当地汉人形貌。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这一区域的石窟造像风格就以来自中原长安和洛阳的风格为主导了，敦煌石窟中的壁画还保留了一些晕染技法，不过已经开始使用中国传统的以线条打底绘制壁画的方法。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随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民族的形貌特征与服饰特点，汉式服饰与人物已占多数，壁画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以汉族容貌为主，衣饰也以汉式服饰为主，壁画场景中的建筑物绝大多数已经是完全的汉式建筑。壁画色彩与中国同期绘画用色高度一致，其中的山水及人物已经完全是中原风格。

万象敦煌

河西地区的石窟以敦煌石窟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透过敦煌石窟，可以窥见佛教石窟在丝绸之路上的演变。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其中莫高窟现存洞窟735个，存有壁画或彩塑的洞窟492个（图12）。

根据现存于敦煌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晚唐人墨书的《莫高窟记》和原存于第332窟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左右。

敦煌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北凉时期，两晋的洞窟似乎已不存。现存主要洞窟遗迹年代从北魏开始，直至元代。莫高窟洞窟主要划分为魏、隋、唐和晚期几个阶段，晚期阶段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朝代，约四百余年。各阶段又可分为若干时期。

1．北朝洞窟

从北魏开始，下限至隋，大致又可分为三期：北朝早期、北朝中期、北朝晚期 。

北朝早期，5世纪下半叶，相当于云冈石窟二期，即北魏太和时期前段。其图样和风格均源自平城。

北朝早期的洞窟形制以中心柱窟为主，洞窟平面呈方形，后部有方形塔柱。前半顶部呈人字披形，前壁有明窗。中心柱四壁开龛，正壁为单层龛，其余三壁各开二层龛。人字披上塑枋、椽和木质斗拱等结构。另有一种窟主室平面呈方形，窟顶前部为人字披，人字披上塑枋、椽等结构，后部为平顶，前壁无明窗，窟室中部设坛，左右壁各开四个小禅室。造像典型组合为一佛二菩萨，257窟中心柱龛两侧出现一菩萨一天王的组合。佛像除通肩和袒右袈裟外，出现了“V”领形式的袈裟，菩萨服饰出现了斜披络腋式。飞天体态呈“V”字形，略显笨拙，绘有天宫伎乐。壁画以分段式构图为主，也使用中国传统的长卷式构图。

北朝中期，洞窟形制仍以中心柱窟为主，但细部发生了变化，多有前后室，主室前壁明窗消失，出现了中心柱四面各开一龛的形式，说明中心柱的形式和内容简化了；前期的阙形龛很少出现，代之以圆拱形龛；不见斗拱，仅见枋、椽等仿木结构。出现了方形覆斗顶；还出现了单室方形窟，平面方形，覆斗顶，正壁开龛。另有一种方形小窟，人字披顶，不开龛。造像仍以一佛二菩萨组合为主，塑像和壁画中人物身体变高变瘦，佛、菩萨及俗众都身着褒衣博带式服装，衣服下摆向两边飘起，菩萨造像流行帔帛在腹前交叉穿环的形式。壁画多用三段式分段绘制，壁画中出现了清瘦的飞天形象，壁画题材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玄武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仙瑞兽形象；仍旧有天宫伎乐，但有的伎乐已飞出了天宫。

北朝晚期，6世纪后半叶，下限至隋初。洞窟形制基本沿用前期形制，但以方形一龛窟为主，中心塔柱窟减少。中心塔柱多为单层龛。方形一龛窟的主要形式为覆斗顶，个别顶有变化，有的方形窟不开龛，正壁以壁画主尊代替佛龛。人字披顶部浮塑的做法全部消失，代之以壁画。造像组合中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形式。佛像面形方圆，身体粗壮，头大颈短，肉髻较低。菩萨帔帛仍流行在腹前交叉穿环的形式，出现了横于腹前两道的样式，这是后来隋唐菩萨服饰的主要样式。造像衣服下摆较平直。壁画仍为三段式分段画，各段内容有所变化，不见天宫，仅有凌空飞舞的伎乐，伎乐服饰多样化。飞天帔帛在身后绕成大圆环，这是后来隋唐飞天的主要特征。北周宣传复古、尊崇儒教，因而壁画中出现较多宣传忠孝思想的内容及故事。

敦煌石窟的造像内容与特征深受中原历史事件的影响。自北魏太和十年（486）起，孝文帝定冕服制度，后又改胡服，统治者开始戴上笼冠，佛教造像中也开始出现褒衣博带式的汉式衣装样式，这些都很快出现在敦煌造像及壁画中的人物身上。

公元6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从中原带来了北魏晚期最新的佛像样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574—581年（一说561—574年），北周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其间，中原新样式再次对敦煌产生较大影响。敦煌北朝中期和晚期造像的情况，正反映了这两次中原重臣带着佛像新样式来此的历史事实。

2．隋代石窟

莫高窟现存三个有明确纪年的隋代洞窟，以这三个洞窟为基准进行对比，敦煌学者认为现存隋代石窟106个，并将这些窟的开凿年代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开皇四、五年至开皇九年（584／585—589），共有7个窟，是北朝向隋代过渡时期的石窟。其分为三种窟形，一为须弥山形的中心柱窟，即中心柱上部呈山形，中间是柱体，下部是塔基；二是方形窟，覆斗顶，正壁开龛，龛底接近地表；三是三壁三龛式窟，还有三壁三龛与中心柱结合的窟。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组合，因三壁三龛的窟形出现了三佛组合。壁画仍分为上、中、下三段，出现了法华经变画，人物形象变化小。

第二期，开皇九年至大业九年（589—613），有三种窟形，一是一龛窟，分为平顶接覆斗顶与平顶接人字披顶两种，龛形也有圆拱龛和双口龛两种，龛的进深有增加。二是三壁三龛式窟，覆斗顶，仅见于420窟。三是中心柱窟，有427、292两窟，以427窟为例，为人字披加平顶，中心柱正面不开龛而是立三身像，窟三壁各开一龛。三壁三龛形成三佛造像组合，出现了天王、力士造像，且体形高大；造像体态笨拙，头部显大，身体较短，比例失调；造像表面绘有十分复杂的纹饰，表现出丝织品富丽多变的纹样。壁画题材中北朝流行的本生故事减少，开始流行经变故事，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阿弥陀经变、涅槃经变、药师经变等。纹饰以联珠纹为主，联珠纹圈内往往画狩猎图、翼兽等。

第三期，大业九年至武德五年（613—622），以方形平面的一龛窟为主，覆斗顶的洞窟比例增大；双口龛仍流行，出现了龛口向外的敞口龛；仍有三壁三龛式窟。有的窟不开龛，无龛窟往往有低坛。造像组合和造像特征与前期基本相同，但衣褶渐渐写实，与北朝和隋代规整的风格不同，身体比例渐趋适中。壁画分为上下两段，本生故事消失，流行经变画和说法图。

隋代石窟中，一龛窟和三壁三龛式的佛殿窟最为流行，这种窟一般平面呈正方形，覆斗顶，这种形式可能与河西魏晋墓中的覆斗顶有关，其布局与结构都注重模仿中原寺院，西域石窟的影响已渐渐消失。（图13）

3．唐代石窟

唐代的敦煌于建中二年（781）陷于吐蕃，至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起义恢复河陇期间，敦煌不在中原政权控制下。这个阶段一般被称为“中唐”，之前被称为“唐前期”，之后则被称为“晚唐”。其实唐前期又分为初唐和盛唐，唐建国至高宗时期为初唐，武周至开元、天宝时期为盛唐。但因初盛唐的窟龛结构、造像内容和壁画内容变化不大，只是在形象等细节上出现变化，故敦煌的学者们在叙述时并未将之做区分。

唐代前期，唐初至公元781年之前，共127个窟，其中14个窟有纪年或可以推定年代，最早的纪年窟是贞观十六年（642）的220窟，最晚的是大历十一年（776）的148窟。洞窟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平面多呈长方形，室外多有木结构建筑，木结构今已无存。据现存相关遗迹推测，有的木结构是各窟之间的通道。石窟的后室平面呈方形，覆斗顶，覆斗顶即所谓的藻井窟顶，唐代的佛殿窟大多为这种形式。这时的佛殿窟多为一龛窟，即在正壁开龛造像，少数有三龛，即三壁开龛造像，龛形多为方形或敞口。少数洞窟保留着前代的中心柱和人字披顶形式。个别洞窟（如205窟）在窟中心设佛坛，坛上造像，这是晚期洞窟的特征。出现了巨佛窟，敦煌现存的两窟大像为96窟（695年）和130窟（721年），佛像分别高33米、26米，窟前均有木阁，分别开造于武周和开元时期。

石窟彩塑和壁画都有周密的整体内容设计，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下多设台座。整铺群像是唐代彩塑的主要形式。浮塑已很少见，基本为圆塑。唐初至开元时期有一类菩萨塑像体态修长，璎珞严身，长裙覆脚。从武周开始的盛唐时期出现了面相丰腴、长眉入鬓、体态呈“S”形的菩萨造型。出现巨型佛像。巨佛造像是唐代的一个特征，如龙门的奉先寺大像、须弥山的5号窟大像、炳灵寺的171号窟大佛、四川的乐山大佛等，许多巨佛均开凿于此时。敦煌莫高窟96号窟是武则天时期最早开凿出来的巨型大佛。

壁画内容仍然流行各种经变画，出现了巨型经变画，并且形成了几种较固定的构图形式，其中阿弥陀经变画是最多的一种。初唐开始出现的观无量寿经变画至开元、天宝以降开始流行（图14、图15）。壁画中单体的佛、菩萨等像增多，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地位日益突出。同时，壁画中出现了佛教史迹画，其中一些佛教故事发生在中国，故事发生年代从西汉明帝至隋文帝时均有。供养人形象变大，已非千人一面，而是渐渐写实，不仅用于表达对宗教的恭敬与虔诚，而且还用来显示世族门庭以及宗族的谱系。出现了显赫宗族世代经营的洞窟，如220窟等，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肖像均画出来，以显示其家族的昌盛。供养人的服饰亦与当世中原宫廷的流行风尚一致。装饰纹样则从前代以神灵异兽为主变为以植物纹和几何纹为主，如莲荷纹、葡萄纹、石榴纹、茶花纹、卷草纹、宝相花纹、团花纹、联珠纹、回纹、菱形纹等。

唐代中期（781—848）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洞窟有三种类型，一是前期流行的佛殿窟，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窟形，分前后室，后室平面呈方形，覆斗顶，后壁开一龛，多为盝顶形深龛，少数为双口龛。二是大型涅槃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盝形顶，正壁前为通壁宽的佛床，床上塑卧佛。三也是大型涅槃窟，平面约呈横长方形，券拱顶，正壁前为佛床，床上塑卧佛像，佛床后凿通道，供人绕行。后两种窟形数量不多。

许多大窟为当地的大家族开凿，窟内壁画、造像等都有整体规划，多承袭唐前期的内容，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的组合。造像多面形丰腴，曲眉秀眼。武士装的天王像中出现了披大虫皮（虎皮）的装束。壁画中单身像减少，密宗神像大量增加，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等密教图像较多，其造型一般都按佛经刻板地描绘；出现了中国传统的日、月神形象。供养人中有吐蕃王者和贵族形象，但数量很少。除前期经变画外，增加了许多新的经变，如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报恩经变等；出现了小型屏风画五台山图；流行各种瑞像；出现了高大的僧侣像。纹饰除仍然流行的前期样式外，增加了孔雀、蹲狮、家鸽、迦陵频伽、双凤含花等，边样纹中以石榴、卷草最为突出。

唐代晚期，848年张议潮起义，率众归唐，敦煌归张氏政权管辖，唐朝于851年在河西设立归义军。张议潮家族统治时期约为848—914年左右，这个时期被称为“张氏归义军时期”，也即敦煌的晚唐时期。石窟有三种类型，一是中心佛坛式窟，这种窟主室前有较长的通道，主室平面呈方形，中央设佛坛，佛坛四周可以环绕通行，佛坛前有踏道，后有背屏，坛上造像。二是方形深龛窟，多为小型窟，数量最多。三是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前部覆斗顶，后部平顶，中央有方柱，柱正面开方形盝顶深龛，龛内三壁画屏风，下部设佛床。这种窟极少，仅见于第9号、14号等几窟。

造像承袭前期塑像风格，龛内多为小型塑像，组合以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尊一铺和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九尊一铺为主，出现了高僧塑像。壁画内容与前期同。佛坛背屏上画菩提树。经变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有报父母恩重经变、降魔变、劳度叉斗圣变等。一窟中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而是祖宗三代、姻亲眷属依次排列，衣饰华丽；奴婢随从形象卑小，衣服简朴；不只有简单的列像，伴随主人的往往有繁杂的仪仗及乐舞、百戏表演等场面。这些供养人壁画不只是向佛表示供养，更是为了列家序谱，光耀门楣。

4．晚期石窟

敦煌的晚期石窟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是曹氏统治的五代至北宋初期，二是北宋至元代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914年，张氏政权转移至曹氏政权，后唐庄宗于923年授张议潮外孙婿曹议金以沙州刺史、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使、检校司空等职，曹氏政权彻底替代张氏政权，此后曹议金家族控制河西历五世达100多年。

曹氏统治时期，曹氏家族开凿了许多规模巨大的洞窟，并重修了大量前代洞窟。由于曹氏政权仿照中原设立了画院，因此开凿的洞窟都是统一规划、集体制作。现存曹氏画院时期的洞窟有55个，其中十余个保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是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的第98号窟，最晚的是第431号窟（修窟檐题记为980年）。由于多窟有纪年，分期容易。但曹氏窟多位于下层，明代正德以后，吐鲁番占据敦煌，破坏严重，幸存者少。（图16）

洞窟形制中最典型的窟形是由唐代的中心佛坛窟发展而来，窟形很大，平面呈纵长方形，中心偏后设马蹄形坛，坛前有踏道，坛后有背屏。覆斗顶，窟顶四角画天王，中部饰藻井图案，它们是唐代样式的延续。另一种窟形，是在正壁开一大龛，不设佛坛和背屏，这种窟形仅见于第100号窟。由于破坏严重，造像保存下来的极少，有代表性的仅有第261号和第55号窟。第55号窟为一铺七尊像，造型布局承袭唐代风格，但技艺不如唐代精湛。壁画承袭唐代的规范，但内容更丰富，唐代流行的各种经变图均增加了许多细节，描绘的内容都以当时流行的变文为依据，并且多有榜题。新增加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后期流于程式化。又开始流行佛教因缘、本生故事画。由于画院中有一批画肖像的画手，因此洞窟中供养人画像有了很大发展，如第98号窟内，甬道南壁画曹氏父子，北壁画姻亲张氏家族，门内主室东壁画于阗国王、王后及随从，北壁画回鹘公主等曹氏眷属，南、西、北壁屏风画下面小身画像为曹氏节度使衙门的大小官吏，画像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已超出了佛教徒发愿供养的范畴。第220号窟翟家窟内有子孙宗亲几代人画像，使洞窟兼具家庙和明堂的性质。肖像画中回鹘公主较多。流行有山水画特点的大幅五台山图，还流行佛教感应故事与佛教瑞像糅合在一起的壁画，神僧故事也以经变形式开始流行，最典型的就是圣僧刘萨诃变相，还新增加了八龙王和毗沙门赴哪吒会的题材。装饰纹样有团龙、团凤、团花、菱纹、孔雀、鹦鹉等。

公元1035年敦煌归于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敦煌归元，至元亡，近三百年的时间是敦煌石窟的晚期。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虽然仍有开凿，但已衰落了。西夏时期，主要是改造原来的洞窟，所以没有新的窟形，被改造过的洞窟从北魏以下都有。壁画、塑像承袭北宋格局，没有新的创造，画技低劣，远不如唐宋水平，所画菩萨等像神情呆板，千篇一律，后期稍好一些。壁画内容以画尊像为主，内容多为千佛或供养菩萨，新增加了十六罗汉，经变画和供养人画减少。壁画中出现了着党项服装的人物。总的特点是大而空，数量多，质量差。

元代约建了十余窟，洞窟有三种形式，方形覆顶窟、主室长方形后室有中心柱的窟、主室中间设圆坛的窟。其尊像和壁画主要表现了涉藏地区的密教内容。最具代表性的是第465号窟，属第三种窟形，壁画中有以大日如来（又称“毗卢遮那佛”）为主的五方佛、各种明王愤怒像、各种双身合抱像，是萨迦派密教的典型洞窟。到清代，对石窟只进行了少量粗糙的装修，反而造成了破坏。 +FMr4TwHZahUuN8+8bdC0lmEUHIVZiv2IKJOn33ALtCyfaxI2cxYz8Xysm9Xs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