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外的希望

“在沙漠上种松树，人类历史上就没人这么干过。”

刘斌和试验站的全体同志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思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一句话给否了。

摆在刘斌面前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章古台周围的确见不到一棵松树。

是啊！在沙漠上种松树，这个想法的确是太大胆了。

当初刘斌提出要在章古台种植松树，不少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有人冷嘲热讽，说他这是在违背自然规律，干的是劳民伤财的事。对于这些质疑，刘斌表现得很平静，他就相信一句话：以前没有并不等于以后也不应该有。世界上有太多东西都是以前没有但现在却习以为常的。松涛阵阵碧波万顷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就凭这，也值得试一试。

这样的胆略其实同样源于一种无奈。

我在翻阅老所长刘斌留下来的资料时，看到了他创作的一组诗歌《植松六问六答》，在这组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刘斌为什么会有在沙漠上种植松树的想法。

一问：你们怎么想起在白沙坨子上栽松树呢？

答：开始脑子无有松，只因乡树都不行。

杨树色树黄波椤，同样不活白费工。

哪怕稍有少活点，长相咱也看的中。

上级领导说得好，正因无有你才干。

要为人民谋幸福，试验需要走在先。

姑且不论这些句子到底算不算诗，至少从功能性上来说，它已经起到了记录当时真情实感的作用。

为了给自己的想法找到理论依据，刘斌亲自跑到省林业厅查找资料。负责管理资料的同志对他说，沙地栽种松树的资料别说中国没有，外国你也找不到。寻求无果，他又跑到东北林土研究所找权威专家求教，得到的同样是不解的目光和质疑的口气，并且某些专家还以权威的口吻劝他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斌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了章古台试验站。

他对韩树棠说：“看来靠别人是不行了，只能靠自己。”

韩树棠是搞树苗培育的，他了解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国内外确实有沙地原始森林的存在，但那都是由低级莱尼蕨类植物，裸蕨类植物经过前裸子植物的漫长上升演化而形成的。这个过程可是要经过几亿年的自然演替的。现在要在短短的几十年用人工的方法来完成自然演替，在理论上当然是行不通的。

刘斌一拍桌子说：“别说几亿年，就是几十年咱们也等不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我们是试验站，试验站就是搞试验的，到底能不能成，不试一试怎么能知道？在沙漠上能不能栽种松树，这件事关系到能不能最终实现我们把沙漠变成绿洲的梦想，无论有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去拼一拼，也值得去拼一拼。”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韩树棠的话不言自明，如果失败则很可能会招致狂风暴雨般的舆论谴责。

“不冒险就出不了奇迹。搞科研让年轻人来干，有什么后果由我来承担。”

刘斌和韩树棠商量，把沙漠种植松树的试验项目交给了和王永魁同样毕业于锦州农校的技术员李克，让谢浩然担任课题负责人，刚分来的大学生赵玉章当助手。

谢浩然、李克和赵玉章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冒险之旅”。

在大一间房村的后身，李克和赵玉章开始忙活起来了。他俩把买来的2000棵油松苗栽进了沙壤里。

小树苗返青了。经过灌溉的小树苗，翠绿的针叶上挂着晶莹的水珠，仿佛能听到它舒展筋骨的声音。转眼，这2000棵树苗就拔地而起，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根根枝条都那样饱满健壮。李克做梦都被笑醒了。

这的确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有人说梦境往往是与现实相反的。这句话虽然不具备科学依据，但在李克的身上却的的确确得到了验证。

辛苦栽下去的2000棵树苗没能扛得住风沙的摧残，几场风沙过后成了一片枯槁，勉强活下来的仅剩下了两棵。

李克蹲在地头儿上，望着这一片死去的小树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可不仅仅是死了树苗这么简单，这是大家伙儿的希望死了呀！

近在咫尺的希望一下子被推向了千里之外。

赶来的刘斌看到这一幕，也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的是那些权威专家的质疑声。难道真的是自己过于自信了吗？松树真的不能在沙漠中存活吗？刘斌心里如翻江倒海，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他不能让年轻人看出来自己内心的颓丧和茫然。他明白，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应该拿出一种乐观坚定的姿态来。他拍了拍李克的肩膀说：“没事，我们搞的就是试验，不要怕失败，要一边试验一边总结，好是怎么好的，坏是怎么坏的，从中找出经验教训。”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想当初他刚到章古台时老领导对他说的话。当时他对自己要从事的工作缺乏信心，害怕自己担不起这副担子。老领导简短的一番话像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刻，他把这粒定心丸给了年轻人。

“不是还有两棵苗没死嘛！希望还在。”

刘斌指着那两棵活着的小树苗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泄气，咱们是试验站，试验试验就是要试试看。如果不试验，这千分之一也得不到。”

为了搞清楚这1998棵树苗为什么没有成活，刘斌带着大伙儿把树苗一棵一棵挖出来，对树苗的样态和它所处的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仔细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60%的树苗是因为起苗时伤到了根，剩下的近40%是栽得不认真或没有照顾好。这说明一个问题：树苗的死并不是水土不服的自然因素，而是人为因素。而另外两棵树苗之所以能活下来，一是因为被灌木覆盖，避免了风吹日晒；二是因为栽苗时坑挖得比较深，根系上带的土比较多，使根系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又证明了一件事情：沙漠上是完全可以种活松树的。

没想到，本来是一次失败的试验，却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1956年盛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红花尔基镇被整片整片的松林覆盖着。这里山野翠绿河水清幽，韩树棠和赵玉章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色给吸引住了。他们从章古台镇到红花尔基镇可谓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想了很多，心情一直在担忧和兴奋之间来回摇摆。

红花尔基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集中连片的沙地樟子松林带，被誉为“樟子松的故乡”。

来之前，刘斌所长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给樟子松能不能移居彰武找到充分的证据。

经过论证，他们认为松树是可以在沙漠中生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松树都适合在沙地生长。从国内外现存的沙地天然松林看，有一种松树的长势最好，这就是樟子松。可是，这依然不能证明樟子松就能够在章古台扎根。因为章古台地区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樟子松。大自然有它粗犷豪放的一面，也有它细致入微的一面。万物生长的背后是整个自然规律运行的结果，在哪一个细微的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一个物种甚至几个物种的繁衍生息。万一樟子松的基因里就有那么一种特质会影响到它的异地生存呢。这是他们最担忧的地方。

“红花尔基”是鄂温克语，意思是“山林峡谷”。在历史上这里就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在俄、日伪侵占时期，这里遭到过掠夺式采伐，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稀有珍贵的樟子松林一度处于毁灭边缘。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调查大队首次对分散在鄂温克旗和新巴尔虎左旗沙地上的樟子松进行了调查，面积为127万公顷的土地上仅残存樟子松纯林面积8866公顷，蓄积量2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这里的生态治理，把林区收归国有，先后组建了多支护林队和森林经营所，开始实行封山育林政策。经过了多年的精心修护，生态环境逐渐恢复。

韩树棠来到红花尔基的时候，正好是这里开始封山育林治理生态环境的开端。

8月，如果是在章古台，肯定是烈日高照酷热难当，而在这里韩树棠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热。身处茂密的樟子松林中，尽管没有日光的直射，但是空气凝滞、潮湿闷热，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蚊虫叮咬。而且，由于这里多变的气候，他们还要时不时接受狂风骤雨的洗礼。在森林里风餐露宿的这一个多月当然是非常辛苦的，但他们不在乎。他们在对当地的土壤条件和自然杂生植被成分的取样分析中，得到了令他们无比欣慰的结论：这里的沙地条件和章古台的自然植被成分非常相似。在这里看到的兔子毛草、小白蒿、蒺藜梗、回兵草、白荆、酸不溜等植物，也都是章古台地区常见的。这一番考察让他们放心了，来时一路上的担忧也烟消云散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樟子松“请”到章古台了。

韩树棠和赵玉章回到章古台，顾不上休息，直接跑到治沙现场找刘斌主任汇报。

韩树棠说：“这回得放开手脚干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世界上第一片沙地人工林就会从我们的手中成长起来！”

“好，马上干，试验站嘛！试试看。”刘斌笑着说。

大家都能感觉到，刘斌所长的笑容里多了一分踏实，由衷的踏实。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少有笑容，即使为了安慰大家所表现出的轻松，也是隐含着一丝忧虑的。在韩树棠带着赵玉章到内蒙古红花尔基考察的这一个月中，他经常一个人面对着茫茫的荒沙发呆。大家能猜到，他是在给这片沙地找出路。很多人都痛恨这些沙子，但他不恨，他心疼。就像对待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谁生下来就想做个坏人呢？！你的责任不是骂他打他，而是要改变他，把他从一个坏孩子变成一个好孩子，要给他一条好的出路。

这样的想法，是他从那些故土难离的村民身上感悟到的。就有那么一群人，饱受着沙害的折磨，很多人都选择离开这里，但他们没有走，他们选择留下来默默忍受风沙之苦，死心塌地守候着自己的家乡。他们的理想简单而朴实，“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受穷受苦的理由，他们同样需要一条出路。

现在，这条出路就摆在眼前了。

一个月后，谢浩然从长春净月潭林场引进了5000棵樟子松苗。

他们把小树苗栽进沙坑里，为了不让风沙欺负小树苗，他们给小树苗盖上了一层“沙被”。那个冬天，他们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他们从来没有觉得冬天会如此漫长。他们一趟一趟往沙丘上跑，看到小树苗在“沙被”里安然无恙地睡着，才放心了。

李克又做了和上次一样的梦，他被惊醒了，大半夜披上棉衣就往外跑。看见在冰冷的月光下，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这才放心地返回屋子里继续睡觉。

漫长的冬季终于挨过去了。大地复苏万物生长，小松苗是不是也该醒了呢？他们轻轻地扒开“沙被”，一棵绿莹莹的小松苗露了出来，像新生的婴儿一样，那一刻他们幸福得快要哭了。

一阵咳嗽从谢浩然的身体里发出来。他因为过度劳累患上了肺病，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刚刚有所好转就赶紧出院了。刘斌让他继续接受疗养，面对领导的好意，他拒绝了，他就是为了不错过松苗“破土而出”的这一刻才从医院跑出来的。他对刘斌说：“如果看不见小松树长起来，我的病情会加重的。”

从那天开始，谢浩然有了一项新的任务：每天守在沙坨子旁，保护小松苗不会受到毛驴和羊的伤害。这一年谢浩然只有30岁，是他来到章古台试验站工作的第三年。

这3年让他从一个满怀青春悸动、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在飞沙走石面前都能泰然自若的治沙人。这样的变化在别处恐怕需要更多的时日才能达到。他是在风沙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他希望这些小松苗也能够像他一样，快速而坚强地成长起来，长成独当一面的大树。

松树的生长周期是缓慢的，这种缓慢对关心它成长的人无异于一种心理折磨。一般人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但谢浩然不一样，他了解松树苗的每一点变化，这种变化是他用千分尺测量出来，是用心品读出来的。而他所看到的变化对他来说不仅是折磨，简直就是致命一击。

两周后，他发现松苗不但没有返青，反而原有的鲜绿也开始变淡，甚至有的松苗已经开始枯萎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违背自然规律而遭到报应了吗？

谢浩然看着那些松苗，咳嗽得更厉害了。

“再等等吧！”其实除了等也没有其他办法。小松苗不会说话，不会告诉你它哪里不舒服。

又过了几天，情况突然有所好转了，在那些枯萎的松苗中有一部分又萌发了新绿。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他反复对每一棵松苗进行查看，发现真正死去的不到1000棵，80%的松苗都活了。在经历了刚刚过去的险情之后，这样的成活率几乎可以用惊喜来形容了。

整个试验站都被这份惊喜给感染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笑容，在一起聊天时提到最多的就是那些小松苗。

然而，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了松苗本身的生命力上，却忽略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风沙。

小松苗刚刚直起腰，一场大风便席卷而来了。呼啸的大风将卷起的沙子变成了一把把看不见的小刀子，幼小的松苗在狂风和沙刀的摧残下，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松针被撸掉，成了光杆，还有的干脆被埋在了沙丘下面。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行动顶着肆虐的风沙同时开始了。刘斌带领大家把埋在沙子里的松苗扒了出来，把被连根拔起的小苗重新栽下去，把被撸掉松针的松苗一棵棵扶起来。能用的方法，能尽的努力全都拿出来了。恨不能什么都不干了，成宿隔夜不吃不睡地守着它们。

小松苗终于缓过来了。

我相信万物有灵，每个生灵都能够感受到你对它倾注的情感。这批来自异乡的小樟子松在刘斌等人的精心培育和照料下茁壮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接收了太多的情感信息。每一场风沙，每一次病虫害，都有试验站的人们为他们遮风挡雨、祛病除灾。如今它们已经长成十几米高的大树，像健壮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土地。而曾经给过它们呵护的那些人，却已经老去了。

我走在固沙所后面的一片樟子松林中，沙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樟子松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这些只有碗口粗的樟子松已经有六七十年的树龄了，这片松林就是刘斌所长带着试验站种下的那4000棵樟子松，是章古台历史上的第一片松林。

沙校的工作人员还说，当年刘斌老所长和谢浩然、李克把在种植这片樟子松林中得来的宝贵经验总结成了一部著作《沙地樟子松造林技术》，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并在10个省、自治区进行推广和应用，确定了在国内林业界的翘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樟子松移植的实践创造了推动自然生态加速演替的奇迹，打破了樟子松不能越过北纬47°线的旧观念，找到了人类防沙治沙的新途径，缩短了全球生态环境改善的艰难进程。

后人评价樟子松的移植对于我国固沙造林的作用，称它的成功不但是发现了一个好树种，而且还发明了一个好模式。

我登上瞭望塔极目远眺，以这片樟子松林向远处延伸开去，上万亩、数十万株樟子松，构成一片绿色的汪洋。我真的可以感受到松涛阵阵的意境了。

这不就是刘斌脑海里的松涛阵阵、碧波万顷吗？！ wNQNLmY1rMLFGbVokuD9734RdzqhmWRHnsBmtk1XcIGKZW0rpNp927dvRaDcxs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