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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此墓虽然早年被盗，仍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陶俑80件、陶器3件、铜镜2件及象牙笏板1件。值得注意的是，在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
。唐墓中随葬石俑极为罕见，而辫发石俑更是第一次发现。从辫发的样式看，这两件石俑的形象显然都不是汉族，而是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笔者认为，这应是两件古代粟末靺鞨族人的石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考证如下。
这座唐墓为砖筑圆形单室墓，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成长辫下垂，辫梢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右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上，左手下垂并提一铁挝（图一）。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旁梳起，在头顶两侧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发辫下垂，辫梢不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鞢
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之“叉手”状；在鞢
带右侧佩有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刀子（图二）。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
图一 出土石男俑
左：正面 右：侧面
图二 出土石女俑
左：正面 中：侧面 右：背面
朝阳在古代是辽西重镇，隋代时为柳城郡，唐初武德元年（618）改为营州总管府，武德七年改为营州都督府，开元七年（719）升为平卢军节度使。过去在朝阳地区出土的唐墓，凡规模较大的砖室墓，墓主多为营州地方官员。黄河路唐墓是迄今在朝阳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唐墓，虽然没有发现墓志，但出土了代表官员品级的象牙笏板。发掘简报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遗物，推断其墓主为武则天时期的营州官员是合适的。
这两件石俑的造型皆作辫发，着唐装。从发式和容貌看，都不像汉族人的形象，而应属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朝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唐朝时活跃于营州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契丹、高丽、室韦、奚、靺鞨等，他们或移居于营州境内，或游牧于营州周边，与营州有频繁的交往。我们可以先从发式上来考察黄河路唐墓出土的石俑应属哪个民族。
上述几个民族中，契丹、高丽、室韦皆不属辫发民族；奚族的发式因不见于文献记载，暂时不详；只有靺鞨“俗皆辫发”，但目前仅黑水靺鞨的发式可以考知。《新唐书·北狄传》记载：“黑水靺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编发，即辫发，但黑水靺鞨的辫发是何种样式已不得而知。不过，女真来源于黑水靺鞨，满族又出自女真，文献中有关女真发式的记载则是比较清楚的。《大金国志》卷三九中记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北风扬沙录》称：“（女真）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富人用珠金为饰。”《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则云：“（女真）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这些记载，既称“辫发”，又强调“留脑后发”，对照满族男子的发式，可以明确这是一种既髡又辫的发式，即剃去额前发，留脑后发，编辫垂后，系以色丝。宋金时期，对这种发式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名称，所以文献中有时称作“编发”或“辫发”，有时又称作“髡发”或“削发”“剥发”，
直到满族才开始称这种发式为“薙发”。由此可以推测，黑水靺鞨很可能也是这种前髡后辫的发式，与朝阳黄河路唐墓所出石俑的发式应不同。
粟末靺鞨辫发的样式没有明确文献记载。虽然在吉林发现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中绘有渤海人的形象，但这些人物不是头戴兜鍪，就是头戴帕首或幞头，看不到发型。
另外，渤海国虽然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但渤海人的成分也相当复杂，既有高丽遗民，也有其他部的靺鞨人，所以很难说贞孝公主墓壁画中所绘的就是粟末靺鞨人的形象。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靺鞨各部虽然同一族名且“俗皆辫发”，但辫发的样式未必相同。因为靺鞨在当时只是一个种族共同体，还没有形成文化和习俗完全相同的民族共同体。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鲜卑，鲜卑分为拓跋、慕容、宇文等部，因其各自的渊源不同，发式也就各异。拓跋鲜卑为“索发”，慕容鲜卑为“披发”，宇文鲜卑“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
《新唐书·北狄传》在讲到黑水靺鞨时，也明确指出“自别于诸部”，也就是说粟末靺鞨与黑水靺鞨辫发的样式可能是不相同的。程溯洛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辫发区别为两类：“一类属于单纯的辫发，即从前额蓄发直至脑后编垂而下；另一类则剃去前脑头发而后脑编发。”
黑水靺鞨、女真、满族即属于后一类辫发。粟末靺鞨既然属于辫发而又与黑水靺鞨有别，就很可能属于前一类，即单纯的辫发，也就如同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石俑那样的发式。所以，从发式上看，这两件石俑的族属有可能属于粟末靺鞨。
下面再从其他方面为这一推测做些补证。
证据之一，就是男俑左手所提的铁挝，挝是一种兵器。唐人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忠志》中记载：“狡兔起前，上举挝击毙之。”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曲壮闵本末》载：“魏公尝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说的都是用挝的例子。而挝的形象仅见于唐墓和渤海墓壁画中。如西安唐李重润墓第一过洞东壁的《驯豹图》，画一男子右手举挝，旁随一猎豹。
吉林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绘有12人，其中就有4人执挝。在甬道两壁各绘一门卫，皆右手执挝，荷于肩上，左手扶长剑，斜垂膝下；在墓室东、西两壁南侧各绘有侍卫一人，也是一手扛挝，一手扶剑。
可见，持挝也是渤海武士的特点，这种传统与朝阳唐墓出土石俑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证据之二，就是男俑右手所架之鹰，这一点也颇具时代和民族特征。此鹰个体很小，似鹦鹉，应是产于靺鞨之东，辽宋之后称为海东青的一种名贵鹰鹘。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其后女真不胜其扰。”这里记载的是辽代从女真获取海东青的情况。海东青小而健，能扑天鹅，自唐以降，辽、金、元、明、清各代的皇室贵族狩猎之鹰鹘，多从东北地区获得。有关文献记载，渤海建国后，自武王仁安三年（唐开元九年，721）至僖王朱雀二年（唐元和八年，813），渤海凡九次献鹰于唐。可见，唐朝所用海东青等鹰鹘有相当一部分应来自渤海。在西安等地唐代皇室贵族墓葬壁画中，架鹰图也是常见的题材。所以，靺鞨武士架鹰的石俑出现在营州唐墓中，也是很正常的事。
证据之三，就是女俑所行的叉手礼。叉手是宋、辽、金、元时期的一种行礼方式。据宋人《事林广记》丁集卷上“幼学”类“幼学须知”条记载：“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胸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对照这段记载，可知此件女俑的叉手礼是相当标准的。这种叉手礼在辽代壁画中颇多出现。宋代文惟简所著《虏廷事实》记载：“汉儿士大夫见上位、耆年及久阔交，见则进退周旋，三出头，五折腰，相揖而不作声，名曰哑揖。不如是者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众咸嗤笑。契丹之人，叉手于胸前，亦皆不作声，是谓相揖。”
有的学者据此称“这种叉手之俗本源于契丹，相当于汉人的揖”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石俑是迄今发现叉手礼最早的实例，但行此礼的却不是髡发的契丹人，而是辫发的靺鞨人，这是否能说明靺鞨受到契丹的影响，抑或靺鞨等民族本来也有这种习俗？对这个问题，目前似乎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只能说明，唐代时叉手礼在营州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已经通行。
综上所考可以看出，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两件石俑属于粟末靺鞨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石俑的形象属于粟末靺鞨，还有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隋唐以来有大量粟末靺鞨部落移居营州，这也是唐代营州官员墓葬中随葬粟末靺鞨石俑的重要历史背景。
靺鞨族很早就与营州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北齐时，营州刺史高保宁麾下就有契丹兵和靺鞨兵。
至隋唐时，又有大批粟末靺鞨部落内附，徙居营州。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重要事件有两次，一次是在隋代，《旧唐书·靺鞨传》记载：“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据《隋北番风俗记》记载，此次内附的粟末靺鞨凡八部千余家，胜兵数千人。
粟末靺鞨第二次大批内附是在唐高宗灭高丽后，“唐灭高丽，并其地，部众多奔散。粟末之酋，名乞四比羽者，同乞乞仲象率家属徙居营州”
。此次内附的粟末靺鞨人数不见于记载，但从后来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能成为率众东归的首领分析，其数量也不会少。
据文献记载，移居营州的除了粟末靺鞨外，还有少量的白山等部靺鞨人。为了安置这些靺鞨部落，唐代在营州附近设置了燕州（后改归德郡）、慎州、夷宾州、黎州等州。一直到万岁通天元年（696），这些靺鞨人才在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乘契丹之乱离开辽西，返回故地创建国家。靺鞨人移居营州几十年，应当留下一些遗迹和遗物，但过去仅在朝阳地区唐墓中出土过靺鞨式陶器。因此，这次黄河路唐墓出土的两件石俑是有关靺鞨徙居营州历史的一次重要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石俑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粟末靺鞨人的发辫样式和体貌特征。这两件石俑的面部形态扁平，鼻形极偏阔，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的靺鞨族颅骨特征较为相似
，这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粟末靺鞨的人种归属和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
其次，靺鞨石俑在朝阳唐墓中发现，对研究唐代营州社会状况具有重要价值。隋唐时期，大量靺鞨人内附，肯定会对营州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而唐代营州官员墓葬中随葬粟末靺鞨石俑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史载“渤海男子多智谋，骁勇出他国者，三人当一虎”。靺鞨人的这种民族性格可能也会被地方官员所赏识，官员墓葬中随葬粟末靺鞨石俑，暗示出在当时营州官吏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粟末靺鞨人以供驱使。
再次，此次石俑的发现，对研究粟末靺鞨移居营州时期的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史载，突地稽率部移居营州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
，其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推想，其他移居营州的靺鞨人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汉化。从出土的这两件粟末靺鞨石俑来看，除发式尚保留民族习俗外，服饰已完全汉化，而且女着男装，这正是当时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推测，当万岁通天元年，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东归故地时，率领的是一批汉化了的靺鞨人。后来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在许多方面都仿照盛唐，使偏于东北一隅的渤海国成为影响颇广的“海东盛国”，应与靺鞨移居营州这段历史有相当的关系。也可以说，隋唐时期，大量靺鞨部落移居营州，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渤海国的建立做了准备。因此，靺鞨移居营州这一时期的历史在渤海国史研究中应当占据重要位置。可惜，对于这段历史，古人为我们留下的记载极为有限，所以，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能够提供更多的新资料。
（原载《考古》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