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大顺

念思同志故去，令人十分惋惜。这不仅是因为又失去了一位可以经常交流的谈友，更是因他未尽的研究计划。《辽海拾遗——姜念思学术文集》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弥补。

念思同志做学问扎实，文笔好。从参加工作以来，念思在辽宁省文化局（厅）和辽宁省博物馆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但仍然尽量抽时间做些研究，甚至寻找机会下到田野。

1980年，念思主持了建平县朱碌科镇河东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并及时在《考古》公布了发掘简报。虽然这个遗址被人工取土或河水冲刷，大部不存，发掘部位已是遗址边缘，且只做了两个5×5探方，一条探沟，却发现了五座在同一地点连续叠压的房址。房址在原地连续叠罗，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较强连续性的表现，具体情况则各有不同，有同一房址内在长期居住过程中筑多层居住面的，也有各个独立房址在同一地点连续叠压的。对于后者，以往的报道多作为一组房址统一介绍，河东遗址简报则根据现场分析，对从下到上叠压的每座房址分别加以介绍，并作了特征比较和分期探索，既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又有具体分析。可惜因为篇幅限制，这五座房址未全部发表线图。

念思同志还根据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有关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原始长城”的概念，通过从地理环境到诸山城分布分析、与后世长城结构的比较，论证长城起源和早期长城的演变过程，并对古代城墙的马面进行溯源研究，都是有关课题不多见的论述，由此可见念思同志的学术敏感性。

念思同志考古实践中较为重要的项目，是1979年为协助李文信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与冯永谦先生一起到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古城址做考古调查并合作写出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报告。此前，这座城址于1976年做过试掘并发表过简报。从念思他们所写的调查报告看，这次虽然只是地面调查，但野外工作做得很细。在原简报的基础上，对三座城组成的古城址的四至、城墙结构、变迁和保存情况，“渔阳太守章”封泥等重要文物出土地点等一一分析考证，各有详细论述。对三座城址之间的关系，从地层叠压和出土遗物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有理有据。对黑城这座重要古城址的研究，既给予了资料上的很多补充，更提供了新观点。特别是对外罗城可能与战国至汉代右北平郡有关的论证，尤为重要。

念思同志在退休前后，虽然做田野工作的机会渐少，但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且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对沈阳地区的历史有深入挖掘，并取得不菲的成绩。

读他后一时期所著文章，有两点值得提出：

一是以考古、古建筑等实物资料为主，实物资料与文献有机结合。在这方面，无论考古等实物资料还是文献记载，念思同志并不是简单引用，而是既重考古和古建筑现场的调查验证，又有对文献真伪的辨析，在此基础上将文献与考古等实物资料进行结合，兼具资料性和科学性，可信度很高。二是学术视野开阔。对区域性的各类历史现象，他能放眼全国并在各时代及诸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归纳出的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及其地位和影响，自然更为突出也更有说服力。这在他撰写的辽代佛塔及佛教艺术，辽墓壁画所见辽代服饰及对宋人的影响，清初沈阳城和沈阳故宫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满族吸收汉蒙藏文化因素形成自身特色的过程，以及沈阳碑刻、沈阳地区叠道等前清遗迹，清初流人等相关内容论著中都有所体现。其中对沈阳故宫建筑布局和结构细部的论述，除参考吸收沈阳故宫研究学者和建筑学家的成果以外，多为念思同志个人的感悟，这应是他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对各类建筑实地仔细观察的成果。念思同志在沈阳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在《沈阳史话》（沈阳出版社，2008年）这本专著中有集中体现。这一著作从头至尾，在搜集、引用及融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方面下了更大功夫，从而对沈阳历史沿革特别是建城史的论述，既全面系统，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对资料使用要求十分严格的宿白先生曾多次对《沈阳史话》一书予以赞赏，称其勾起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

《沈阳史话》一书首先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城市发展演变规律等方面，论述沈阳城市发展史的特点，特别是其所具有的多民族文化特色，从中总结出沈阳从燕秦汉建城到清初被选择为都城，不仅是统治者的个人主观决策，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书中引用和综合过往研究成果客观全面，尤其注意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观点的阐述。如新乐2号房址木雕非鸟形权杖而为龙形发笄；偏堡文化的外来性；高台山文化对辽西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影响；从全国——主要是中国北方历史发展大势看沈阳建城史，如铁器——主要是铁农具的东传和普及，战国货币——主要是燕币的流通反映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燕北五郡的设置和燕与东北各族的关系，燕国开拓东北的意义，并具体推定候城的建城时间当晚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早于乐毅伐齐时，还有候城的名称与早期长城的关系；等等。

沈阳建城史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朝代，一是辽代，一是清代。书中对此着墨最多。特别是有关沈州名称的缘起，清初盛京城规划来自藏传佛教曼荼罗的文献依据和分析，都有重要学术价值。

沈州名称始于何时，素有争议。念思取金毓黻、朱子方等诸家观点之长，从契丹族作为游牧民族统治多民族的特点和辽代州城演变过程等多角度，对辽代沈阳城的建立和沈州名称来源加以考证。将沈州作为汉以后再建的州城，对其始建与沈州名称加以严格区别，以为州城的始建是在辽初的辽太祖时期，而非唐代，也非渤海南迁以后，但沈州的名称来自渤海国，原因是辽灭渤海建东丹国仍“因俗而治”，到南迁仍“以后定之名名初得之地”。对其间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演变情况，从文献到考古资料，都作了清晰的梳理。

清初沈阳城依藏传佛教曼荼罗规划无明确文字记载，念思同志在对建城过程作详细介绍分析的同时，搜集到相关文字记载，极为珍贵。虽然《盛京通志》记外城为康熙十九年建，但外城的始建，很可能包括在皇太极时期的建城工程内，在建方城的同时已有外城的建设。念思在书中引天聪七年档案中正白旗隐士扈应元上书皇太极时，就提到“筑城垣，打关墙”“无关不成城”“速修关墙”“包城（指砌砖包裹方城）最紧急之事，打关（指修筑外城）亦最急之事”的建议，康熙年间是依据此前的规划而对关城进行补建的；还从达赖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殊师利大皇帝，作为曼荼罗中心的本尊，以四塔代表四方佛，四塔设计者为西藏精于藏传佛教建筑的高僧等，为清初沈阳城包括内外城和四塔寺在内是一个整体并按藏传佛教曼荼罗进行规划设计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证据，进行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在此前后，念思同志还撰写了有关清初沈阳城变迁和建城理念的专文，从多方面论证满族在吸收汉藏蒙文化同时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过程。清初沈阳城作为中国历代都城最后一例，建城依藏传佛教曼荼罗进行规划，是有关中国都城史的重大事件，也涉及现今沈阳市区的总体保护和规划建设，所以应引起更多重视并作更深入的研究。

《辽海拾遗——姜念思学术文集》的出版，得到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的关照，沈阳故宫博物院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给予全力支持并作了大量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此，受刘祥荣同志委托，向关心和支持文集编辑出版的各位领导和同行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二〇二二年元月写于海南省东方市汇艺蓝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