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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逐渐中国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宗教（儒、释、道）之一，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其佛教建筑艺术随同佛教经典一同传入，演变递传，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一支。历史上，辽宁地处边陲，佛教的影响依时代而有所不同，几个高峰期各有其时代特点。至今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艺术不仅是这些时代佛教兴盛的见证，也是国家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佛教何时传入东北地区，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动荡，大量流亡士庶避地东北，佛教可能也随之传入东北地区。其时佛教的传入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河北经辽西，一是从山东半岛经辽南。史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前燕王慕容皝立龙翔佛寺于龙山（今辽宁省朝阳市凤凰山）上
，这是见于历史记载的东北地区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和鲜卑化的汉族冯氏建立的北燕（史称“三燕”）政权，相继定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龙城位于辽西大凌河谷，自古以来就是东北地区与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佛教也通过这条通道从中原传入高句丽及朝鲜半岛。三燕时期，龙城佛教发达，是当时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三燕的名僧屡见于史籍，三燕佛教对高句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著名的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曾说，其时“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
。
北魏灭北燕后于龙城建营州，营州佛教在三燕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孝文帝与其祖母——临朝听政的文成文明太后冯氏——皆笃信佛法。太和年间，为祭奠先祖，宣弘佛法，冯氏立思燕佛图于龙城。营州刺史元景于太和二十三年（499）、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于景明三年（502），相继在营州东北百里开窟造像，这就是著名的义县万佛堂石窟。
辽代是东北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期。契丹与其他东北少数民族一样，最初信仰萨满教，后来受汉族的影响，也开始信仰佛教。至迟在契丹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契丹境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称帝前的唐天复二年（902）就在龙化州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开教寺。
以后又相继在龙化州和上京创建了大广寺和天雄寺。
辽的历代皇帝无不热衷于佛教，特别是圣宗以后，辽宋之间订立了“澶渊之盟”，南北两国由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转入和平共处时期，辽代社会也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举国上下崇佛之风越来越盛，简直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自皇帝至亲王、宗室、贵族，皆拜名僧为师，这些名僧往往被赐以三公、三师等称号，甚至还被请到皇宫内开坛说法。由于统治者积极推行崇佛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民间信仰佛教的人也愈来愈多。加之僧尼可以免除差役，所以要求出家的人与日俱增，甚至“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即使这样，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因而出现大量私度、滥度僧尼的现象，朝廷屡禁不止。僧尼和信徒的不断增加，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全国城乡广建塔寺。“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
寺庙因为都是木构建筑，多毁于火灾或年久失修，而辽塔皆为砖石砌筑，至今还有不少保存下来。通过这些饱经岁月沧桑的辽塔，我们还可以窥见当年佛教文化的昌盛与辉煌。
辽宁地区在辽代经济文化发达，佛教也极为繁盛，不仅有一批高僧大德见于史册，还有相当数量的塔寺分布各地。至今辽宁还保存着约40座辽塔，占全国现存辽塔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义县奉国寺是目前全国仅存的几座辽代寺庙之一，其气势雄伟的建筑、精美绝伦的彩塑和壁画，均堪称国宝。
历史发展到明朝末年，随着女真的兴起，东北地区的佛教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传入和盛行。藏传佛教在万历年间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很快成为蒙古族普遍崇祀的宗教。在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都赫图阿拉时期，就有蒙古僧侣前来传教，受到努尔哈赤的礼遇。到了皇太极时期，为了争取和笼络蒙古上层，除了采取结盟、联姻、赏赐、封爵等手段外，还“因其俗而治其众”，通过宗教来加强同蒙古的联盟。当皇太极进一步了解到蒙藏民族对藏传佛教的笃信和特殊感情后，便改变了过去轻视甚至排斥藏传佛教的态度，开始“宠幸黄僧”，推崇藏传佛教。皇太极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不仅加速了后金与蒙古的联盟，也吸引了大批西藏和蒙古僧侣来盛京弘法。在这些僧侣的策划帮助下，皇太极在沈阳郊区先后修建了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和四塔四寺，使盛京城的规划具有了藏传佛教的含义与色彩。不过，清入关前，盛京藏传佛教也只限于蒙古族和满族上层，广大汉族民众仍信仰汉传佛教。
清入关后，统治阶级继续推行满蒙联盟和弘扬藏传佛教的政策，从康熙年间开始，在内蒙古南部修建了一大批藏传佛教寺院，取代了自战国以来修筑长城的政策。在辽宁境内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首推阜新的瑞应寺。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藏传佛教寺院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遭到毁坏，但我们仍可从现存的历史遗迹中，去寻觅藏传佛教往日的昌盛。
北魏的“思燕佛图”与万佛堂石窟是辽宁境内最早的佛教建筑艺术，虽经千年风雨摧残，其建筑已经无存，但从存留至今的基址以及遗迹、遗物，仍然可以领略它们当年的风采。
思燕佛图是历史记载的东北地区最早的一座佛塔，它是北魏孝文帝祖母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下令在三燕故都龙城建造的。《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列传》记载，冯氏系北燕末代王冯弘之孙，秦、雍二州刺史冯朗之女。生于长安，父死后入宫，为其姑母、北魏世祖的左昭仪所抚养教训，年十四选为文成帝贵人，后立为皇后。文成帝死后，继任者献文帝、孝文帝皆年幼，冯氏临朝听政长达25年。冯氏笃信佛教，当政期间，广做佛事。曾“立文（应为“燕”）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龙城是慕容鲜卑的发祥地、三燕故都，冯氏在龙城建思燕佛图，既有为父祖祈福禳灾的目的，也寄托着她对故国的情思。
冯氏死于太和十四年，推测思燕佛图当建造于太和九年至十四年（485—490）之间，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思燕佛图所在的三燕首都龙城，北魏时改为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随着岁月的流逝，龙城和思燕佛图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它们的历史也变得扑朔迷离，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文物考古工作者却始终没有忘记思燕佛图和这段历史，一直都在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而不懈探索。
从1986年开始，结合朝阳北塔的维修工程，考古工作者进行了近十年细致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终于在北塔底部找到了思燕佛图的遗迹。原来，北魏的思燕佛图建造在已经废弃的三燕宫殿建筑的夯土基址之上。整个台基规模巨大，纵横各约90米，分作三层，最高处约7米，第三层长约40米，宽31米，台上原来建有主体建筑。第二层台上有环绕主体建筑四周的进深二间的回廊。台基四角发现四块巨大的柱础石，每块长宽达1.2米，柱窝直径约0.6米。其中一件为覆斗式，覆斗之侧面、斜面及上面四角均用减地平镌浮雕法雕刻龙、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及云纹、四蒂纹，龙皆有翼如鸟翅，头向外，尾向内，作反向奔跑状，有较浓厚的汉晋风格；虎作张口奔跑状，背部和尾部有飞翼；朱雀冠羽后卷，鹰嘴，双尾，作回首展翅欲飞状，与朝阳三燕时期鲜卑墓出土的凤鸟相似。其他三件为覆盆式，形制、纹饰皆同。方座上面四角刻四蒂纹，两侧各刻一雀或一兔一雀，作飞翔或奔跑状；覆盆部位浅浮雕二龙，首尾相接，盘绕一周，上下边缘刻云纹。从地层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这四块柱础石与夯土台基，均是三燕时代的遗物。
根据北塔所处位置和《晋书·慕容皝载记》等文献记载，考古工作者确认，这处夯土台基就是慕容皝所筑的和龙宫的基础。和龙宫于公元344年建成后，一直是前燕、后燕、北燕三朝帝王的宫殿。公元436年，北魏攻龙城，北燕王冯弘东逃高句丽，“焚宫室，火一旬不灭”。所以，到北魏接管龙城时，已是一片废墟。冯太后之所以把思燕佛图建在和龙宫的基址上，除了可以利用其现成的夯土台基外，可能因为只有把思燕佛图建在先祖的废宫之上，才更能表达她的“思燕”情怀吧！
思燕佛图的形制，应该是一座方形楼阁式木塔。考古勘探发现，思燕佛图不仅建在三燕宫殿夯土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原来的大部分柱础窝以及由这些柱子组成的柱网。柱网平面呈正方形排列，共四圈64根柱子。柱子间以夯土筑成坚实的高台，形成土木混合结构的塔心实体，长宽均为18.9米，进深与面阔均为7间。从第三、四圈柱子之间往外，用土坯砌筑，以便设置佛龛，安置佛教造像。在第二层台基上还发现有环塔四周的殿堂建筑遗迹，每面面阔11间，宽约48.6米。考古勘探发现的这些情况与经过考古发掘的洛阳永宁寺塔和大同思远佛寺塔基本相同。
洛阳永宁寺为北魏熙平元年（516）胡灵太后所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
有专家曾对洛阳永宁寺进行过复原研究，推定南北朝时期多层木构佛塔塔身高阔比为4.5∶1。如按这个公式推算，思燕佛图的高应为18.9（面阔）×4.5＝85.05米，合北魏尺度约30.8丈。这样，思燕佛图就比洛阳永宁寺塔低，而与献文帝修建的平城永宁寺的七级佛图高度相近。
因此，冯太后所建的思燕佛图应为七级塔檐，高80余米。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南北朝时期木构佛塔的一般做法推定，思燕佛图的塔身中心应立有贯穿上下的刹柱及四隅角柱。各层柱网和柱子上面的铺作层层相叠重构，直到顶层塔檐。八角形的柱头上承托斗拱，补间铺作为人字拱。屋面铺瓦，瓦当有“富贵万岁”文字瓦当和莲花纹瓦当，檐角垂金铎；四面各有三门六窗，门为双扇红漆板门，上饰五行五列金钉，并有口衔金环的动物形铺首，窗为直棂窗。每面塔身上还设有佛龛，龛内外布置有佛、菩萨、飞天、力士等造像，以及莲花、飞禽、异兽等装饰。塔顶之上安装鎏金塔刹。
寺院布局是以思燕佛图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是僧侣坐禅与诵经之所。殿堂与木塔之间有3米多宽的礼拜道，可供人绕塔礼佛。佛殿（金堂）建于塔后，寺院四周围有院墙，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为正门，称山门；院墙四角各建一角楼。
从塔基出土的残碎的泥塑造像看，造像原有大、中、小三种。大型塑像均为释迦等佛像，估计身高3米左右，应是龛内的主像，或坐或立。身高1米左右的中型塑像大多为菩萨。小型塑像出土最多，从种类看，坐佛和立姿菩萨最多，化生童子次之，飞天及供养人最少。其组合形式为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还有龛门两侧站立的守门力士。另外，还有并立或对坐的三世佛（过去、未来和现在佛）或释迦、多宝二佛。由此推测，在供养大中佛、菩萨像神龛外的壁面上布满了千佛及佛传故事、供养天人等。
这些造像比例均匀，动静自如，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从风格上看，具有北魏前期的艺术特征，反映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思燕佛图的发现对认识中国早期佛塔具有重要意义。塔是我国佛教建筑中一个特殊类型。“塔”是由梵文Stupa音译简化而来，最初译为“窣堵坡”，后来简化为“塔婆”，又进一步减掉了“婆”而仅剩一个“塔”字。窣堵坡在印度的原义是“坟墓”，是埋葬佛体或僧尼的一种建筑。塔传到中国以后，“在原来中国的一种方士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坡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
。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东汉末，丹阳郡（今安徽宣城）有一个官吏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这里描述的浮屠（佛图）就是中国最早的塔的形制。我国初期的佛塔都是木材建造的楼阁式塔。可惜的是因为木材容易腐蛀焚毁，特别是佛塔一般都很高，加上上面有金属的塔刹，极易招致雷击，所以，早期的木塔今天已经没有一座留存下来。
而朝阳思燕佛图基础的发现和发掘，对我们认识早期佛塔的形制有着重要的意义。思燕佛图是与四周的殿堂（即堂阁）组合成一体，中间有礼拜道，证明当时的佛事活动是以佛塔为中心，礼佛、坐禅都面向佛塔，而不是像后期那样以佛殿为中心。所以，思燕佛图是我国迄今所见“堂阁周回”式塔，或谓“堂塔”或“宫塔”的代表性实例。经考古发掘的大同思远佛寺塔和洛阳永宁寺塔，也都发现了环实体塔心的殿堂式回廊建筑，与朝阳思燕佛图几乎完全相同。
所不同的是，思燕佛图的环塔心殿堂是在三燕和龙宫围廊的基础上修建的，规模要更大一些。由发掘材料可知，三燕的和龙宫形制，就是在高台顶部建宫殿，在周围二层台上环列回廊。这是汉代以来传统的宫殿或豪宅的建筑形式，而思燕佛图等早期佛塔正是对这种建筑形式和布局的一种继承。
思燕佛图在东亚佛寺布局演变中居关键地位。佛塔传入中国以后，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塔与佛殿在佛寺布局中的相对位置，有一个演变过程，即塔的位置渐由主而次，而佛殿的位置则由次而主，逐渐取代塔而占据了寺院的主要位置。这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礼拜对象和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塔及塔内佛像为主要礼拜对象转变到以佛殿和殿内佛像的礼拜为主。佛寺布局的这种演变，也影响到朝鲜和日本。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现存早期佛寺以及遗址可以看出，这种演变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公元5世纪后至6世纪初期，塔近中心，佛殿在后；公元6世纪中至6世纪末，塔离中心，殿的位置前移；公元7世纪中至7世纪后，塔与佛殿东西并立；公元7世纪末及以后，从东西双塔到塔移寺院外另立塔院。
根据洛阳永宁寺、朝阳思燕佛图和大同思远佛寺塔的发掘资料看，塔均位于佛寺的中心位置，属于上述的第一阶段。而且，思远佛寺塔始建年代为公元479年，思燕佛图建于公元485—490年，均早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材料。显然，朝鲜、日本两地的佛寺布局应该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辽西是佛教东传的一条主要通道，从佛寺布局演变的路径看，大同思远佛寺塔最早，其次是思燕佛图，再次是朝鲜平壤清岩里废寺（498年）、韩国忠清南道军守里废寺（538年）、日本奈良飞鸟寺遗址（588年）。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所言：“辽宁朝阳发现的五世纪后期兴建的思燕佛图，是现知距离高句丽最近的一处以塔为中心的佛寺。”
可见，在佛教东传以及佛寺布局演变的序列中，思燕佛图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万佛堂石窟是辽宁境内另一处北魏佛教艺术瑰宝，也是东北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其学术价值在20世纪初就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
万佛堂石窟位于义县城西北8千米的福山南麓，面对宽阔的大凌河谷，窟前原有寺院建筑，因大凌河改道而被淹没。如今的大凌河紧贴石窟下方的岩体由西向东流过。
石窟坐北朝南，东西排列，全长约85米，现有大小洞窟17个，窟外小龛12个，造像500余尊，北魏造窟题记2方。石窟依福山岩体的自然走向开凿，随其分布的疏密情况，自然形成东、西两区。东区石窟随岩体的高低起伏而顺势开凿，由东向西依次为第1至第8窟。除第8窟坐东朝西外，其余皆坐北朝南；第4窟为附建左右耳室的大窟，因被后代改建，现为略呈马蹄形的单室窟；余皆为中、小型窟。
西区9座洞窟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由东向西一字排开。东端第1窟是一座具有前庭、主室的大窟；西端第5、6窟为单室大窟，窟室平面原为方形，因后代改造、破坏，现均为圆形，并通为一室。第1窟至第5窟之间有上下两层洞窟，下层为第2、3、4窟，上层为第7、8、9窟，均为中、小型窟。
万佛堂石窟窟室规模虽有大小之别，但平面均为方形或不规则方形，且多为三壁三龛式。窟内小龛形制多样，窟外小龛形制单一。万佛堂石窟的造像题材，主要有三世佛、四方佛、十方佛、过去七佛、释迦佛和多宝佛、千佛、交脚佛、弥勒、维摩诘等。从造像特点上看，可分为面相丰圆、体形健壮与面相清秀、体形修长两种。佛均为坐佛，多着通肩大衣，袒右袈裟仅有一例（交脚弥勒大像）。菩萨多为胁侍菩萨立像，坐像仅有三例；除脱落不清外，多着通肩大衣，有的斜披络腋，有的披帛在腹前交叉。弟子和供养天皆着通肩大衣；飞天裸上身，下着裙；维摩戴冠，着交领宽袖长袍，左手执麈尾；侍者或着通肩大衣，或着宽袖长袍。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行，禅行要求澄心静虑，参禅入定，因此时兴建塔以供“入塔观像”或“凿仙窟以居禅”，北魏大量佛塔的修建和石窟的开凿多与禅法有关。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均是依据相关的佛教经典雕刻的，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经典的内容，使信徒在观像坐禅中能直观、形象地理解教义，所以，造像题材直接反映了当时当地流行的佛教宗派和经典。
万佛堂石窟全部开凿于北魏晚期。根据石窟形制和造像特点，考古学家把万佛堂石窟分为早晚两期：
一期主要特点是洞窟为圆角方形平面、三壁三龛、穹窿顶，窟内有中心柱。造像题材有佛装交脚弥勒、释迦佛、释迦佛和多宝佛、过去七佛、三佛、千佛、交脚菩萨、弟子、维摩诘、侍者、供养天、飞天、力士等。造像特点是面相丰圆、身体健壮的旧式样占主导地位，面容清癯、身体修长的新式样不多。这个时期的洞窟主要有西区第1—6窟。其中第5窟有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造窟题记，功德主为营州刺史元景。元景是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之曾孙、孝文帝元宏之族叔祖，祖范，父良，母亲是鲜卑慕容夫人。根据题记，元景在任营州刺史期间，为孝文帝敬造石窟一区，同时也为先祖明元皇帝及自身并眷属祈福修德。据研究，元景出任营州刺史的时间约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至太和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494—499年。那么，元景建造的这区石窟的开凿时间只能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以后。到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八日，石窟完工时，孝文帝已驾崩七天。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秘讳至鲁阳发丧，远在营州的元景此时还不知孝文帝驾崩之事，所以窟成镌碑题记时仍标明“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
《元景造像题记》又称《太和碑》，现存304字，从书法上看，属于早期魏碑作品，成熟的魏碑楷书风格中，仍存隶意，其艺术价值当在“龙门二十品”之上。所以，梁启超称其为“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康有为更赞其为“元魏诸碑之极品”。
二期主要特点是洞窟为方形平面，穹窿顶或稍隆起的平顶窟和附设双耳室的三室窟。造像保存甚少，残存题材有释迦佛、千佛、三佛、菩萨、维摩诘、侍者、飞天、力士等。造像特点除一例为面相丰圆、身体健壮的旧式样外，其余皆为面相清秀、体形修长的新式样。这一期的洞窟主要有东区1—8窟和西区7、8、9窟，窟外龛像均属于二期。其中东区第6窟有景明三年（502）凿窟题记，功德主为慰喻契丹使韩贞。韩贞，出自昌黎望族韩氏，史无传记。题记云：景明三年（502）五月九日，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黎戍军主吕安辰等七十四人建造私窟。说明韩贞是到此地慰喻契丹时，与建德郡沃黎戍官兵一起，开凿了这一区私窟。由此可知，东区石窟的开凿时间当在公元502年前后，略晚于西区。残存造像以新式样为主流，维摩已是头戴高冠、秀骨清像的汉人形象。这一期个别洞窟（如东区第7窟）的开凿时间下限可能已晚到永平三年（510）。
整个万佛堂石窟以西区第1窟规模最大、造像最多，题材最丰富，雕刻也最精美。它位于石窟群的中心、元景窟与韩贞窟之间，由前庭、主室构成。主室保存较好，前壁中部为三门，左、右、后三壁各凿三个大龛，龛内各有一坐佛，龛外雕弟子像，龛外上方浮雕宝盖、飞天，室内四隅各雕一身天王像。室内中央为方形中心柱，直抵顶部，下部原有方形台基。柱体四面皆凿上、下两层龛，下层龛较大且深，上层龛较小。下层龛为圆拱形，龛内雕一坐佛（已风化或后代补仿的圆雕像），龛楣内雕11尊小坐佛，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龛楣外两侧各雕3身供养天（亦有作弟子或菩萨者）。上层中央凿尖拱形龛，龛内雕释迦牟尼像，结跏趺坐于仰莲之上。龛外两侧各雕一身菩萨立像（南面菩萨身侧各雕一只卧鹿），在菩萨像两侧，以方形横梁相隔，分为上下两排，各雕2—3身面佛而跪的供养天，表现了鹿野苑说法的故事。龛上缘为宝帐垂幔，垂幔之上雕倒三角形纹，再上为一横梁，横梁之上雕大三角纹直抵窟顶，大三角纹之间雕菩萨头像。上、下层龛外侧，即中心柱四隅，雕双龙缠须弥山、佛殿、山花蕉叶等。
凿石为窟、雕凿佛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此窟规模最大，故功德主之地位、财力均应高于元景和韩贞。根据考古分期，此窟应建造于公元495—505年或稍后。在此期间，有谁能够倾资千万，开凿如此宏大的石窟呢？文献中没有记载，窟内也没有题记。有学者推测，此窟的功德主，可能为曾创建北燕的冯氏之后人。北燕亡国后，冯氏家族与北魏皇族拓跋氏保持着长期的姻亲关系，如冯弘之子冯朗的女儿为文成帝之文明皇后，朗子熙的四个女儿分别为孝文帝的皇后和昭仪。孝文帝时期，冯氏家族封王者5人，立皇后者3人，封左昭仪者2人，拜驸马者3人，可谓势倾朝野，显赫一时。所以，在此期间，只有地位显赫、家财万贯并崇信佛法的冯氏后裔，才有资格、有实力开凿如此规模的石窟。而在公元490至499年的十年时间里，冯氏家族相继发生了冯太后、冯熙、熙子诞死，废皇后被废出家、幽皇后被赐死等一连串的不幸。为此，避开纷乱的政治中心，在其家族发祥之地营州，开凿佛窟，祈求佛祖保佑冯氏家族平安再兴，是非常可能的事。
无论从窟龛形制还是造像风格，万佛堂石窟都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比较接近，虽然二期中也有洛阳龙门、巩县石窟的元素，但并不是主流，所占比重不大，它的主体风格应该直接来源于云冈石窟，特别是云冈二期（465—494）的影响。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佛教中心在平城（今大同），优秀的工匠都聚集在平城，主要为皇室贵族开窟造像，大同二期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迁都洛阳后，平城佛教艺术影响到各地。万佛堂石窟与云冈石窟关系密切，可能与平城佛教工匠的迁徙有关。这些工匠来到龙城地区后，与当地的工匠一起，开凿了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虽然体现了平城“云冈模式”的强烈影响，但其风格中也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万佛堂平面呈“品”字形的三室窟，是借鉴云冈早期石窟在主室两侧开凿左右胁洞的做法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洞窟形制，这种洞窟形制在同时期的其他石窟中是没有的。
第二，万佛堂中心柱的做法虽与云冈石窟相似，但其造型与雕刻却更具匠心，更加完美。万佛堂中心柱的各面都由基座、龛室、覆钵三部分组成。从整体上看，中间是一座单层方形大塔，四隅则是四座小塔。这种五塔组合形式的中心柱，在云冈第6窟中已经出现，不过采用的是透雕的做法，中央雕一方形大塔柱，四周各雕一方形多层小塔柱，五塔各自独立，只是底首相连，给人以秀美之感。此窟是孝文帝在迁洛前为其父母凿建的，时代要早于万佛堂西区第1窟。所以，万佛堂的中心柱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但比较起来，万佛堂西区第1窟的中心柱，比云冈第6窟更简洁、明朗，有一种直观的美感。
第三，万佛堂石窟与云冈石窟中须弥山的表现手法基本相同，但所在位置却截然不同。云冈的须弥山雕刻于明窗之间的横宽地带，或雕于中心柱上方。而万佛堂则将须弥山雕刻于正壁两侧或中心柱四隅，位置突出。从视觉上看，云冈的须弥山是粗壮的横向山形，而万佛堂的须弥山雕刻精美、细腻，表现的是高耸、挺拔、秀丽的崇山之形。
第四，万佛堂石窟的窟顶雕饰与云冈、龙门、巩县不同，独具魅力。从风格上看，共有四种形式：第一种为中心柱窟，围绕中心柱四周雕飞天（西区第1窟）。构图大气洒脱，显示出一种粗犷豪放的气势，与云冈、巩县中心柱窟那种规矩、繁缛的多格平棋式藻井截然不同。第二种为窟顶高浮雕盛开的长尖单片大莲花，在大莲花之中有一匝飞天围绕着中心曲弧、丰满的小莲花，小莲花中心有三尊小化佛。在大莲花四周雕八个小莲花，莲花之间雕飞天，小莲花中心亦有三尊小化佛（西区第5、6窟），巧妙地表现了莲中有佛、佛在莲中的化生形象。第三种以高浮雕的大莲花占据顶部所有空间，在四周近顶处壁面，每面雕2身相对的飞天，围绕大莲花飞翔，四隅各高浮雕1身菩萨立像（西区第2窟）。第四种只在窟顶高浮雕一朵大莲花，四周无其他装饰（西区第8，东区第2、5、6窟）。在这四种窟顶雕饰中，第一、二种只见于大窟，第三种见于中型窟，第四种只见于小型窟。这四种窟顶雕饰由繁到简，由华美到朴素，不仅反映出窟室规模的大小、功德主身份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厚薄，而且反映出年代早晚的不同。
第二、三种窟顶装饰中大莲花外层那种细长、劲健、三角形尖叶的单片莲瓣，与云冈石窟中那种饱满、圆润、曲弧的双片莲瓣迥然有别，而与辽阳、朝阳地区发现的东晋壁画墓中的莲花相近。这种式样的莲花以及西区第5窟窟顶大莲花中层飞天、中央（花蕊处）雕化生的做法，在北方同时期石窟中都未见到，显然是一种地方做法。
第五，万佛堂石窟中造像的面部表情刻画细腻、生动，相反，衣纹却概括简略，有的仅刻出几条线来表现服饰的形状，这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那种着重表现繁缛衣纹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突出刻划人物头部、疏于服饰的雕刻手法可能是龙城地区的一种地方做法。另外，万佛堂石窟中的交脚弥勒，造型高大，雕刻精美，并作为洞窟的主像，也是同时期北方石窟中所没有的。
第六，万佛堂石窟中没有“褒衣博带”式佛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太和十八年（494）十二月，孝文帝下令“革衣服之制”，开始了包括服装在内的汉化改革。在这种背景下，流行于南朝士大夫的“秀骨清像”体态和“褒衣博带”式服装，开始大量出现在迁洛之后的龙门石窟和云冈二期的洞窟中。然而万佛堂中的佛像，无论是旧式样还是新式样，都没有见到这种新佛装，只有袒右肩和通肩两种服饰。万佛堂为何如此守旧？是汉化改革的政令没有传到，还是石窟的营造者对朝廷的改革不满意、消极抵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可见，万佛堂石窟的主体风格虽受到云冈石窟的极大影响，但它在借鉴云冈模式和元素的过程中，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有所创新，融进了地方的许多做法和特点，从而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浓郁东北地区风格的石窟艺术精品，为我国北方佛教石窟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我国佛教建筑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辽宁境内的辽代佛教建筑艺术留存至今的有义县奉国寺和数十座佛塔，其杰出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代表了辽代佛教建筑艺术的高峰，也表明了辽代佛教文化和建筑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义县奉国寺是现在国内仅存的几处辽代寺庙建筑之一，其雄伟的大殿，高大庄严、俊秀壮丽的彩塑以及艳丽多姿的建筑彩画曾使无数专家学者为之震撼。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曾评述奉国寺大殿“盖辽代佛殿之最大者也”
。
奉国寺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东街路北，坐北朝南，占地2.5公顷。由处士焦希贇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始建，初名咸熙，后更名奉国，民间又俗称七佛寺、大佛寺。
辽代时，奉国寺已是国内规模宏大的寺院之一，其主要建筑自南至北有山门、观音阁（正中）、三乘阁（东）、弥陀阁（西）、大雄宝殿、后法堂。大雄宝殿与后法堂皆为九间大殿，后法堂可容千人。正如曾羁留宜州多年的南宋通问使张邵所描写的那样，奉国寺“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它郡亦为甲”。辽末，寺僧、特进守太傅、通敏清慧大师捷公，又“以佛殿前两庑为洞，塑一百二十贤圣于其中，饰以众彩，加以涂金，巍峨飞动，观者惊竦”。到辽朝灭亡时，尚余四十二尊未及涂金装饰。金天眷三年（1140），寺主沙门义擢又接续完成。
金末，辽东辽金佛刹，多毁于兵火，而唯独奉国寺保留下来。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辽西大地震，奉国寺遭到很大的损失，“欹斜骞崩，殆不可支”。后经公私齐心修缮，不到两年，“殿阁堂廊连延数百楹”的奉国寺又灿然一新。
到元至正十五年（1355）时，奉国寺仍有“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三门五间、东斋堂七间、东僧房十间、正方丈三间、正厨房五间、南厨房四间、小厨房两间”，另有浴房、菜园、院子等多处以及下院、所属寺院十几处。其时，万佛堂、宝胜寺等也皆归属奉国寺管理。
元末战乱之后，奉国寺日趋衰落，到明清时期，寺内原有的辽代建筑多已不存，唯有大雄宝殿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中轴线上的内山门、牌坊、无量殿，大殿前两边的六角钟亭、四角碑亭以及西侧的两进院落建筑，都是清代续建的。
1984年10月，国家拨巨资对大雄殿进行大修，历时五年完成。在此期间，迁走了内山门前及两侧的一百多户居民，并发掘清理出辽代的弥陀阁、三乘阁、长廊、山门等建筑遗址，基本揭示出辽代奉国寺的布局。其后又陆续修筑了围墙，新建了悬山式山门，动迁了占据后法堂位置的小学，使奉国寺原有的面积基本恢复，环境风貌有了极大的改善。
大雄殿位于寺院中轴线的北端，坐落于高大宽敞的月台之上，是寺内唯一保存下来的辽代建筑。其建筑形式为五脊单檐庑殿式，全高24米，面阔九间，通长55米，进深五间，通宽33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是全国现存辽代木构建筑中单体面积、体量最大最雄伟的一座。支撑整个大殿的是由梁、柱、枋、斗拱等组成的大木结构。大殿出檐深远，屋顶坡度较缓。殿内屋顶采用“彻上明造”，全部梁架不加遮掩，屋架结构全部显露。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殿内空间，以满足礼佛、观瞻的空间要求，将原来作为布置佛像空间的内槽后移，使前部空间扩大，柱网突破了严格对称的格局，无疑是金代建筑的减柱、移柱法的前奏。
柱皆呈梭形，角柱有明显的侧角和生起，四周的檐柱也依据“侧角作法”向内倾斜，增加了支柱抗拉的能力。檐下斗拱硕大，工艺粗犷简练，气势雄浑大气，“其斗拱与柱高之比例，均甚高大；斗拱之高，竟及柱高之半”
。由于支梁架柱完全符合结构力学原理，故虽历千年风雨，仍保持平直挺健，没有发生弯曲散斜现象，是我国建筑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杰作。殿后尚残存原来通向后法堂的甬路一段。
大雄殿佛坛上有七尊彩塑大佛，自东而西依次为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均结跏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其中以正中的毗婆尸佛为最高，连座高达8.6米，两侧各佛依次降低。七尊大佛皆身披袈裟，后有背光，手印各异，端坐前视，高大庄严，比例均衡，神态自然，严肃中显示着慈悲，静态中蕴含着动感，营造出一种至为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给观者以震撼。据《长阿含经》卷一记载，过去九十一劫中，释迦牟尼佛之前已有六佛，加上释迦牟尼，通称“过去七佛”。中国早期石窟，如北魏的云冈、龙门、万佛堂等，皆有七佛造像，但一般都雕刻在侧壁或门楣上，多为礼佛禅观时的辅助形象，像奉国寺这样以过去七佛为庙堂供奉主像是非常少见的。在每尊大佛的下前方，各塑胁侍菩萨两尊，高约2.5—2.7米。这14尊胁侍皆头戴宝冠，身着五彩衣裙，手持法物，或仰面，或俯首，或目视前方，或若有所思，皆面目姣好，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她们世俗化的亲善面貌，与主像的庄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艺术上讲，这些彩塑胁侍神态自然，比例适度，肌体和服饰的表现，都具有其应有的质量感，可与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彩塑侍女相媲美，代表了中国11世纪彩塑艺术的最高水准。佛坛东西两端，对塑天王像各一尊，高约3.5米，拄杵仰首，刚劲威武，与胁侍的纤弱形成刚柔相济的效果，亦属辽代彩塑精品。在毗婆尸佛的背后，有明代重塑的倒座观音一尊，仍保留着男像观音的风韵。
大雄殿的梁枋、斗拱上画有辽代彩画，虽因千年的剥蚀，特别是屋顶渗漏的影响，部分已辨认不清，但仍有一些保存相当完好。题材有飞天、荷花、牡丹花、海石榴、草凤、网目纹、卷草纹等。这些彩画色调鲜明、华丽，艺术水平很高，其中尤以梁架下面的42尊飞天最为突出。这些飞天皆身缠彩带，衣裙赤足，轻捷飘逸，飞翔在行云之间。她们面相丰颐、美悦，颇有唐代飞天的余韵。她们有的头戴花冠，有的发扎双髻，皆佩璎珞、戴宝镯，或手持花束，或手捧果盘，或正视前方，或反瞻后顾，与端坐的七佛上下呼应，动静相衬，构成一幅肃穆的礼佛图景。辽代飞天多见于辽塔砖雕，这种建筑上的彩画飞天仅见于奉国寺，是国内极为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因受材料位置的限制，奉国寺飞天身体皆呈一字形，与辽塔上的飞天多作V字形有别，但风格却是一致的。大雄殿四面墙上另有元、明两代所绘十佛、八菩萨、十一面观音、十八罗汉壁画，其中前槛墙上的明代十八罗汉壁画在1984年修缮时已全部揭取保存。
大雄殿内保存历代碑刻11通，其中，金代1通、元代2通，余为明清两代，记载了历代对奉国寺的修建、补葺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辽代佛教最重密宗，其次为华严宗，这是因为契丹早期信仰萨满教，很容易信奉密宗的真言咒语，而汉族的中下层民众，又往往求助于华严宗等显教，所以，辽代又大力倡导显密圆通。奉国寺既崇七佛，又祀一百二十贤圣，具有密宗与显宗相结合的倾向，正反映了辽代佛教的这一特点。奉国寺建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此时正是辽朝的全盛时期，佛教极为兴盛，全国各地广建塔寺。但从大雄殿的体量和当时奉国寺的规模看，应属皇家建筑，这种寺庙只能建于都城，而辽代宜州只是一个普通的节度州，为什么在此建造如此规模的寺庙，因文献记载阙略，现在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
梁思成先生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曾说过：“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由于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结构，保存极难，能流传千年而不变的极少。国内保存至今的唐代建筑，只有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和南禅寺，而现存的辽代、宋代建筑也屈指可数，皆堪称国宝。辽（契丹）兴起于唐末，其文化包括建筑深受唐文化的影响。辽代建筑继承了唐代建筑的传统与风格，大气而浑厚。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曾将奉国寺作为唐宋木构梁架结构三种形式之一的典型代表，深刻地指出：奉国寺不但综合应用各种传统技术经验，成功地创造出大面积、大体量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细致地与建筑形式相结合，利用结构标准化、规格化所带来的有条不紊的规律，把错综复杂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处理，使外观形象、室内空间成为一个有节奏、有韵律的艺术形象。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形式较为复杂繁难，设计、施工都需要付出较多的劳动。
总之，奉国寺大殿作为现存辽代建筑的最重要的典型实例，不仅以雄浑而精丽的建筑形制展示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无穷魅力，还以缜致精微、美轮美奂的大木构造技术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高超水平，对于今人认识辽代建筑艺术、研究中国建筑史，都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塔这种外来佛教建筑传入我国内地以后，与我国传统的楼台式建筑相结合，成为一类最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到唐代以前，已经形成了楼阁式、密檐式和亭阁式等多种类型。据现有资料，密檐式砖塔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该塔平面作十一边形，外部为密檐式。整个塔的外形呈现柔和的抛物线，巍峨而秀美。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不过，塔的内部还是楼阁式，可以登临。这种密檐楼阁式塔，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建造技术上，都比单纯的楼阁式塔或密檐式塔复杂、难度大。所以，此类塔自北魏出现之后，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到唐代时就走向低潮。但是，这种密檐式却被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所继承，创造出纯粹的辽代密檐式塔。从现存辽塔来看，除少数花塔等其他形式的塔以外，绝大多数是密檐式塔。这种密檐塔，只有少数为楼阁式，多数内部无楼阁，不能登临，外部的密檐更加紧密，同时加大了须弥座和塔身的装饰，因此外观更加玲珑秀美，一望便知是辽塔。具有独特风格的辽代密檐塔，是中国佛塔发展史上的高峰，对金代以后的佛教建筑艺术都有重要影响。
1．辽代密檐塔一般都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檐和塔刹五部分组成。与其他时代和形制的佛塔相比，辽代密檐塔的特征十分明显，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从建筑材料来看，辽代密檐塔主要用砖筑，佛像及其他装饰也以砖雕造，只有塔基有的以石块砌筑。塔的外表多涂以白灰，所以民间往往谓之“白塔”。
（2）塔的平面多作八边形，仅有少数作六边形或四边形。四边形塔只见于辽宁省朝阳市，可能是受到唐代影响的结果，因为唐塔一般都是四边形。
（3）中国早期塔只有比较低矮的塔基，没有塔座，到唐代时，为了使塔身更加雄伟突出，才开始在塔基上增加专门承托塔身的塔座。辽塔继承了唐塔的传统，塔座都比较高大，高度约占全塔高度的五分之一，一般都做成雕饰繁缛的须弥座形式，是辽代密檐塔最精彩的部位之一。比较大型的辽塔，有时有二至三层束腰或壸门。须弥座上砖雕各种花纹，有坐佛、菩萨、力士、伎乐人、狮子及莲瓣、连珠、蕃草等各种纹饰，形制各异，精美无比。须弥座之上有的还以砖做出仿木平座斗拱，平座之上绕以勾栏，再上为仰莲座以承托塔身。勾栏均为斗子蜀柱，华版以勾片为最通常图案，亦有用其他类似卍字之花纹者。
（4）辽塔的塔身（也称第一层塔身）都比较高大，高度约占全塔的五分之一，是塔的最重要部位，也是全塔的精华所在。塔身各面转角处一般都砌出角柱（倚柱），多为半圆形或多边形，也有的做成塔形或经幢形。与唐塔比较，辽塔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塔身上都增加了佛像的雕刻，这也是辽塔最大的特色，其内容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塔身八面每面正中砌一券形佛龛，内置一坐佛（有个别戴宝冠），两侧各立一胁侍，上面皆有宝盖，再上两侧各置一飞天。这是辽塔中最常见的一种塔身装饰。
第二种，四正面与第一种壁面相同，也是一佛二胁侍、宝盖、飞天，四隅面中部为一龙首碑，立于莲座（有的是龟趺）上，碑上有汉字或梵文，两侧各立一胁侍，碑上有宝盖、飞天。有的有碑无胁侍或有胁侍而无碑，还有的四隅面作假门。
第三种，四正面各有一券门，四隅面作直棂窗。
第四种，朝阳地区的方塔每面多为一佛二胁侍、宝盖、飞天，佛戴宝冠，坐于生灵座上，可知为五方佛。
第五种，六边形塔，一般都是八边形塔装饰的简化或变体，如有的南面为券门，北面一假门，两侧胁侍，上部有宝盖、飞天，其他四面为一佛二胁侍、宝盖、飞天。还有一种简化为南北假门，其他四面为直棂窗。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种装饰只是常见的几种类型，实际上，辽代密檐塔的塔身装饰种类还要复杂得多，即使同一种装饰，也还有许多细部变化。
（5）辽代密檐塔的塔檐，约占全塔的五分之二。印度塔的层数是双数，但传到中国后很少再采用双数，而多采用单数，这是因为按五行阴阳说，双数为阴，单数为阳，故改为单数。辽塔最少为五层，最多为十三层，这是源自《大般涅槃经后分》中记载“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另外，辽塔多喜欢在塔身或塔檐下镶铜镜，看起来金碧辉煌。
（6）塔刹，位于塔的最顶端，辽代塔刹约占全塔高度的五分之一。塔刹一般由基座、仰莲、覆钵、刹杆、相轮、宝盖、宝珠等几部分组成，基座和仰莲往往是砖筑，也有的用琉璃烧制，覆钵也以琉璃制作，其他部分多用铜或铁铸造。塔刹是塔最光彩夺目的部位，也是最容易遭到自然力破坏的部分，辽塔都经历了八百年以上的风雨，至今保存完好的塔刹已经极少，很多都经过后代更换。
（7）过去，人们在介绍辽塔时，多谓“实心密檐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近年来，在维修辽塔时发现，辽代密檐塔内部虽无楼阁，但也不是真正的实心，塔心也是有一定宽度的空洞。另外，辽塔一般都有地宫，有的还有天宫、中宫。在朝阳北塔（辽代延昌寺塔）、沈阳崇寿寺塔（1958年拆除）、无垢净光舍利塔（塔湾塔）等的地宫或天宫内都发现了舍利和同时装藏的大批珍贵文物。
（8）塔在寺庙中的位置在唐宋之际有个重要变化。唐代以前，塔一般都位于大殿之前，唐代时，偶有在殿后者，而到了宋代，则基本建于殿后了。但辽代仍依唐制，塔大多位于殿前，只有少数位于殿后或另建的塔院内。
2．辽塔塔身佛像雕刻的含义
辽代密教盛行舍利供养，辽代建造的许多塔都是舍利塔，内藏舍利，有的塔名即直接称某某舍利塔，如“无垢净光舍利塔”“释迦佛舍利塔”等。另外，这些舍利塔塔身的砖雕图像，几乎都以佛为主像，配以胁侍菩萨、力士、飞天、灵塔等，这是按照密宗特有的仪轨——曼荼罗（意为坛、坛城）布置的，反映了一定的经典教义。这些图像的含义，现能识别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五方佛
朝阳北塔四面都有佛、胁侍菩萨、飞天、八大灵塔的雕像，四佛都戴五智宝冠，跏趺坐于生灵座上，可知为密宗金刚界五方佛。其中东方阿閦佛，象座；南方宝生佛，马座；西方阿弥陀佛，孔雀座；北方不空成就佛，金翅鸟座；中央大日如来是狮子座，壁面没有表现，应位于塔心室内。这些图像共同组成了一个瑜伽密宗金刚界的曼荼罗。朝阳市的云接寺塔、大宝塔、青岩寺塔等也是方塔，塔身雕刻内容和含义与北塔完全相同。
另外，五方佛的雕刻，也见于八角形的辽塔，如兴城市白塔峪塔，塔的四个正面，也是雕刻的一佛二菩萨，四佛也是头戴宝冠，骑生灵座，在宝盖的上方都有四字题铭：东面为“阿閦如来”（象座），南面为“宝生如来”（马座），西面为“无量寿佛”（孔雀座），北面为“不空如来”（金翅鸟座）。这与朝阳北塔表现的内容完全相同，也是金刚界的五方佛，大日如来也应在塔的中央。
（2）八大灵塔
在朝阳北塔塔身四面的胁侍菩萨两侧都有一座方形十三级密檐式小塔，在每一座小塔的内侧上方，都有一方长方形题名碑，刻有八大灵塔的塔名。从南往西依次是：净饭王宫生处塔、菩提树下成佛塔、鹿野苑中法轮塔、给孤独园名称塔、曲女城边宝阶塔、耆阇崛山般若塔、庵罗卫林维摩塔、娑罗林中圆寂塔。八大灵塔概括了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八大灵塔的名称在唐代般若三藏译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一“序品”的偈上就可以见到。宋朝法贤译有《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和《八大灵塔梵赞》。辽塔上出现八大灵塔图像，说明八大灵塔的有关经典在辽境也有流传。
这种八大灵塔的图像，不仅朝阳附近的方塔有，在八角密檐式辽塔中，也有表现，如内蒙古宁城辽中京遗址的大明塔、兴城市白塔峪塔，在八面塔身的转角处的塔形倚柱上，都刻有八大灵塔名。另外，有些八角密檐塔的塔形倚柱，或在塔身上雕出的小塔，虽没有标明八大灵塔名称，实际上也是八大灵塔。另外，在辽宁义县还有一处八塔子，八座小塔分立在八个小山头上，都是单层亭榭式。有人曾在第二座小塔上发现镶嵌有“菩提树下成佛塔”塔铭，说明这八座小塔就是八大灵塔，可以说是八大灵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3）八大菩萨
在内蒙古宁城大明塔倚柱的下层，与八大灵塔相对应，刻八大菩萨名，从南向西依次是：观世音菩萨、慈氏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妙吉祥菩萨、除盖障菩萨、地藏菩萨。此即唐代不空所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所说的八大菩萨，辽僧海山大师（郎思孝）等许多学者都曾为此经做过疏解。在辽代，八大菩萨常与大日如来组成八大菩萨曼荼罗。宁城大明塔南壁正中的佛像即为大日如来，戴宝冠，结智拳印。塔身每面坐佛的两侧各有两胁侍，其中东、西、南、北四个正面为菩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隅面为金刚力士。可知，菩萨即八大菩萨，力士即八大明王。《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说八大菩萨现八大明王相，金刚手菩萨现降三世金刚明王，妙吉祥菩萨现大威德金刚明王，除盖障菩萨现不动尊金刚明王，地藏菩萨现无能胜金刚明王，观世音菩萨现马头金刚明王，慈氏菩萨现大轮金刚明王，虚空藏菩萨现大笑金刚明王，普贤菩萨现步掷金刚明王。
辽代的八大菩萨信仰与《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的关系更为密切。此经为“宋契丹国师中天竺摩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译”。慈贤是中印度人，入辽后被封为国师，翻译了《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等九部密教经典，推动了密教在辽朝的传播。此经亦有八大菩萨供养。
（4）八佛
还有一些辽塔塔身八面中央本尊上面的石额上，刻有八佛的名称，如沈阳小北门外崇寿寺塔即刻有：慈悲佛（东面）、阿閦佛（东南面）、宝生佛（南面）、等观佛（西南面）、平等佛（西面）、惠华佛（西北面）、大慈佛（北面）、普济佛（东北面）；开原老城崇寿寺塔刻有：功德王佛（东面）、宝幢光佛（东南面）、毗卢尊佛（南面）、无忧德佛（西南面）、阿弥陀佛（西面）、须弥相佛（西北面）、云自在佛（北面）、庄严王佛（东北面）。
辽塔砖雕艺术的特色。中国的砖雕艺术源远流长，在汉代时画像砖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南北朝以前，砖雕主要是用于墓葬中，到北魏时才将砖雕艺术用于塔身的装饰上（如河南嵩岳寺塔）。但这时的砖雕往往只用于仿木结构的塔檐、门窗、柱子等，塔身还是以素面为多。唐代时，佛塔上已出现了以精美的砖雕装饰的塔身和须弥座。崛起于北方的辽朝，在崇佛与广建佛塔的同时，把砖雕艺术大量地应用于佛塔的装饰上，给砖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辽塔砖雕艺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创新，使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北方开放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与民族气息的灿烂花朵。今天，当我们看到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辽塔，不仅为它们雄伟挺拔的身姿而称绝，更为那些精美的砖雕艺术杰作而惊叹不已。
辽塔的砖雕，都选择烧制良好的青砖，事先雕刻、组合，然后再镶嵌到塔的有关部位。根据图案的大小和镶嵌部位，就目前所见，大体有三种做法：
一是单砖立砌法。一般是一砖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画面单元时采用这种做法。大多是在烧制前，在砖的坯面上，用花模压印出图像和花纹，经过烧制后再磨琢加工，然后镶砌于塔身和须弥座的外壁。
二是多砖连续拼接法。一般是以两块长方砖夹一块方砖为一组，或以四块长方砖为一组，连续组成一个单元画面；或多块砖相连，组成一个连续图案，如莲瓣纹、连珠纹、卷云纹等，常用作边缘装饰。这种砖雕也多为模制。
三是大型图案组装法。一般是按照整个图案的造型需要，选择烧制良好的青砖，雕刻成不同的部位，然后按图拼接组合，再镶嵌到塔身预留的凹槽内，最后修整、涂色。这种组合的砖雕大多为体形高大的佛、菩萨、天王等。这种类型的组合砖雕，体型大，需要大量的砖来完成，因此技术要求很高，是辽代砖雕艺术家将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相结合的一种创新。
经过近千年的风雨、地震等自然灾害和战火等人为的破坏，这种大型砖雕虽然有局部的残破，但很少有整体塌落现象，说明当时的组合、镶砌技术是很高的。
辽塔砖雕技法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单纯以阴线雕刻或浅浮雕来追求壁画式的平面效果，而是运用线雕、剔地平雕、浅浮雕、深浮雕、半圆雕乃至透雕等多种雕塑技法来突出表现各种佛教题材的特质。辽塔的塔身组合一般是一佛二菩萨，上面有宝盖、飞天。佛像多采用深浮雕或半圆雕，而胁侍菩萨和飞天则多采用浅浮雕或深浮雕，注重面相和神情的表现，特别突出佛的严肃和慈悲、菩萨的安详和美感、飞天的活泼和灵动。虽然这些神化了的人物形象，都有陈陈相因的程式化的约束，但与佛比较，菩萨和飞天约束较少，更能发挥雕刻匠人的创造才能。在布局和构图上，往往突出菩萨，佛虽居中心，但多为坐佛，而菩萨一般都是立身，体量大于坐佛。在雕刻手法上，更是突出菩萨，佛一般较少变化，而菩萨却是变化多样，几乎每塔一相，不仅菩萨的面相与神态雕刻得栩栩如生，而且服饰、璎珞也精雕细刻，极具美感与动感。从艺术形象来看，有些辽塔（如海城市析木城铁塔、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塔）的雕像形制特殊，衣装博大而宽厚，包被全身，腰系宽松大带，具有契丹民族服饰的特点。朝阳青岩寺方塔的菩萨在辽塔的菩萨造像中更是一个仅有的特例，塔身每面的两尊菩萨或蹲或坐，面向佛作各种供养姿态，优美动人。
辽塔突出表现菩萨形象，可能与辽代对菩萨有特殊的崇拜有关。《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同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又载：“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仗，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这些记载都说明辽代对菩萨的崇拜由来已久。
与塔身相比，须弥座上的砖雕虽小，但内容丰富。除大量的花卉、莲瓣、连珠纹外，最精美的当属力士和各种供养人。这些供养人多为半浮雕，位于瘿项柱两侧和壸门内外，形象众多，有持卷者，有持羽者，有抱酒瓮者，最多的是各种伎乐人，或弹或吹，或唱或舞，神态各异，生动妩媚。这种伎乐人砖雕虽来自中原的影响，但又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情调。在这些砖雕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着契丹装、戴契丹帽、穿契丹高筒靴的契丹人形象和北方的民族乐器马头琴等。契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豪放民族，这些砖雕表现的正如辽代画家胡瑰所作《卓歇图》的场景。
综上所述，辽塔是辽代创造的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而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辽塔砖雕，更是辽代的艺术宝库。
3．据粗略统计，我国现存辽代佛塔约有百余座，其中，辽宁境内就有40座之多。这些佛塔绝大多数为密檐式砖塔，虽经近千年的风雨侵蚀，饱经沧桑，但仍巍然屹立于城乡、山坳，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极为珍贵的艺术瑰宝，也是当地的历史地标和独特风景。下面选择有代表性的几座辽塔作简单介绍：
（1）“五世同堂”的朝阳北塔（辽延昌寺塔）
朝阳市是辽代兴中府的所在地，是保存辽塔最多的地区之一，清代时，因古城内有三座辽塔，曾名“三座塔”，至今古城内尚存有北塔和南塔（东塔已毁，仅存塔基）。北塔位于朝阳老城北部偏西、北塔街的北端，与南塔、东塔成鼎足之势。从1986年开始，结合北塔维修工程，考古学家对北塔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和学术研究，基本搞清了北塔的修建历史，从而证明了北塔历史悠久。它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五世同堂”，因此，朝阳北塔是辽宁境内最古老、价值最高的宝塔。
北塔所在位置，原是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修建的三燕都城龙城的和龙宫；其后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思燕佛图，是一座土木结构的楼阁式塔。隋代时又在思燕佛图基址上重建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是隋文帝在全国五十三州敕建的舍利塔之一。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曾对隋代重建的舍利塔进行了修缮、装饰。20世纪80年代，在对北塔进行维修时，在唐塔第5—12层塔檐上部束腰式塔身壁面上发现仿木结构建筑彩画，第10层南壁有朱书“天寳（宝）”二字。辽代时，对唐塔进行了两次重修，第一次是在辽代初期，只是对塔门和塔檐破损部分进行了修补，重绘了褪色的塔檐彩画，塔的结构和形制并未作大的改变，仍为方形空心十五级密檐式。第二次是在辽兴宗重熙十年至十三年（1041—1044），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工程内容包括重修台座，包砌须弥座和塔身，修整塔檐，重筑塔顶，改造塔心室和券门，重修地宫和天宫，几乎整个佛塔从下往上各个部位都进行了重修、改造，变成一座有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复杂塔身雕饰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
须弥座南面开券门通塔心室，另三面中央设假门，门两侧束腰均以版柱隔成3个壸门。束腰四周立盘龙柱。假门砖雕仿双扇朱漆版门，饰3排莲瓣形门钉和一对莲花铺首衔环，上安门簪，下置门砧，门楣饰祥云；东、西面假门两侧雕守门力士，北面假门两侧雕飞天。壸门每面6个，门内雕莲花或兽面，立颊刻化生童子或伎乐人物、缠枝牡丹，版柱刻驮有人物或莲盆的异兽。其中，舞伎共16人，皆头戴花冠，颈系璎珞，手持彩带，翩翩起舞。乐工亦16人，臂挽丝带，袒胸着裤，盘腿坐于莲花上，吹、拉、弹、打，演奏着各种乐器，可辨识的有杖鼓、兆鼓、方响、拍板、碎子、排箫、横笛、笙、琵琶、曲颈琵琶等。须弥座束腰共设24个壸门，雕饰化生童子、兽面、缠枝牡丹各8，团莲、异兽、舞伎、乐工各16。伎乐人物和异兽皆朝向中间的假门或券门。
塔身方形，高6.32米。其四角砖雕倚柱，塔身砖雕图像，皆为中央一尊坐佛，两侧为胁侍菩萨，外置灵塔；佛与灵塔上方置华盖，菩萨上方各有一飞天。四壁合起来，即是由四方如来（中央大日如来居塔心室佛殿内）、八胁侍菩萨、八大灵塔、二十四飞天组成的密宗金刚界曼荼罗（坛场）。
四方佛皆头戴五佛宝冠，颈系璎珞，身披袈裟，手结契印，结跏趺坐于生灵座上。生灵座各不相同：东方阿閦如来，五象座；南方宝生如来，双马座；西方阿弥陀如来，五孔雀座；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五迦楼罗（金翅鸟）座。胁侍菩萨皆披袈裟，系璎珞，手捧供物，面佛而跪。飞天戴冠饰或梳云髻，上身袒露，下着长裙，屈体裸足，璎珞、臂钏、手镯俱全，两两相对，双手托盘或持莲枝，作云中飞舞状，姿态优美。
灵塔皆为方形十三级密檐式，南、西、北三面灵塔塔身刻释尊坐像，东面南侧塔身刻涅槃像，北侧塔身刻维摩大士。每座灵塔内侧立碑，刻写八大灵塔塔名，从南往西依次是：净饭王宫生处塔、菩提树下成佛塔、鹿野苑中法轮塔、给孤独园名称塔、曲女城边宝阶塔、耆阇崛山般若塔、庵罗卫林维摩塔、娑罗林中圆寂塔。八大灵塔塔名概括了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
塔身之上筑十三层塔檐，第一层为仿木砖雕斗拱大檐，每面补间铺作7朵，转角铺作1朵；斗拱之上承砖雕替木和撩檐椽，上置木椽，上铺砖、瓦。第二层以上各檐，都是青砖叠起，层层内收。第十三层檐以琉璃瓦作剪边，以增强观赏效果。
第十三层以上是刹顶，最下层砖筑八角形仰莲座，砖莲座之上筑绿釉琉璃莲座，再上为琉璃覆钵及穿缀火焰、宝盖、宝珠等金属饰件组成的塔刹，通高在10米以上。刹上还以4根金属链固定于第13层檐四角。塔刹早已倾圮，在1986年以后的维修工程中依据残存遗迹、遗物修复。
在维修期间，还发现并清理了北塔辽代天宫、地宫，发现了七宝塔、木胎银棺、金舍利塔、金盖玛瑙罐、藏经塔、鎏金银塔、石经幢等大量佛教文物以及大批碑刻、题记等文字、图像资料，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发现，受到国内外宗教界的广泛关注。朝阳北塔发现的佛教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涉及面之广，为过去所少见，是继陕西法门寺塔之后我国佛教考古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辽宁省最高的古塔——辽阳白塔
辽阳市是辽金两代东京辽阳府的所在地，在辽阳城西北角的白塔公园内，耸立着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71米，是辽宁省境内最高的古塔，也是全国最高的几座辽塔之一。因塔身、塔檐上涂满了白灰，俗称辽阳白塔。
塔建在平面呈八角形的高大石砌台基之上，台基上砖筑高大的八角形须弥座，每边长10.3米，高9.4米。束腰嵌以短柱相隔的双狮纹饰花砖，每面中间砌一壸门形小龛，龛内雕一狮首卧兽。其上部每面镶嵌砖雕一佛二胁侍像四组，转角处雕金刚力士。须弥座顶部是仿木结构的砖雕平座斗拱，上承砖砌额枋及阶梯形坡面，再上为两层仰莲承托高大的塔身。塔身每面砌筑拱形佛龛，龛内石雕坐佛一尊，坐于莲花座上。佛龛两侧砖雕胁侍菩萨，坐佛及胁侍头上皆有宝盖，再上左右浮雕飞天，中间镶铜镜一面。八尊坐佛雕工远不如砖雕，可能是明代补做的。
塔身上部做出砖雕仿木斗拱，承托第一层塔檐，其余十二层塔檐都是叠涩出檐，层层内收。各层檐角皆置柏木角梁，砌筑垂脊，上覆筒瓦，装戗兽、套兽，悬铁风铎。塔顶砌八角形须弥座收顶，其上砌出二层仰莲，再上砌筑覆钵，中间竖一高9.5米的铁刹杆，刹杆上装铜制圆光、宝珠、相轮等，刹杆顶端套装一个铜铸喇嘛塔。圆光上部刹杆上有八孔铁铸件，挂八条铁链与顶檐垂脊上的八个铜宝瓶相连接。整个塔的造型雄伟而端庄，是辽塔中的精品。
辽阳白塔从建筑风格到具体手法，都与一般辽塔一致，但关于它的建筑年代，过去多据《金史·贞懿皇后传》及辽阳出土的《英公禅师塔铭》，认为是金世宗完颜雍为其母通慧圆明大师李氏改建的墓塔。但198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阳县东王家庄征得金正隆六年（1161）《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塔铭内容及记述的地理位置，均与白塔无关，从而否定了白塔建于金代的观点。1988年，在对白塔进行测绘时，在塔顶须弥座下发现五块明代铜牌，其中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重修辽阳城西广佑寺宝塔记》内有“盖塔自辽所建，金及元时皆重修，迨于皇朝四百余年矣”等文字。在白塔周围，至今还分布数块大型辽代石柱础，应是辽代寺庙所遗留。据此，辽阳白塔建于辽代是毫无疑问的。
（3）玲珑秀美的北镇双塔
北镇双塔位于北镇市内东北隅的崇兴寺前，东西相对，相距43米，东塔高约44米，西塔高约43米。辽代受唐代影响，常建双塔，北镇双塔是东北地区保存最好的一处。两塔形制相同，俱为砖筑八角十三级密檐式辽塔。台基砖筑，外用石条包砌，高3米，每面长7米。台基之上为砖筑须弥座，其上立平座斗拱，平坐之上绕一勾栏，更上为仰莲座以承托塔身。塔身每面正中有砖砌佛龛，内置坐佛一尊，坐于莲花座上。东塔八面坐佛皆头戴宝冠，西塔仅南面坐佛戴宝冠，其他七面皆螺髻。坐佛两侧为胁侍，上有宝盖、飞天，角有圆形倚柱。塔身上部砖砌仿木斗拱，上承第一层塔檐。第二层以上塔檐俱为叠涩出檐，檐下无斗拱。塔顶以上有莲座、宝瓶及鎏金刹杆、宝珠、相轮，保存基本完好。
北镇辽代密檐式双塔
在西塔中部，镶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修崇兴寺塔记》，文字多已剥落，仅可见李成梁、李如梅等题名，可知明代辽阳总兵李成梁曾对双塔进行过修缮。双塔除砖雕有破损外，其他保存基本完好，连塔身、塔檐上的铜镜及八角梁下的风铎，有的也安然无恙。在辽塔中，北镇双塔素以造型秀美、雕刻精细见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形制独特的大城子塔
大城子塔坐落于喀左县第一中学院内（原辽利州城东）。塔为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4.4米。砖筑塔基之上为砖砌须弥座两层，下层浮雕佛教故事，其上为斗拱平座；上层每面有壸门三个，各雕伏狮一尊，中间的正视，两侧的面向中间。再上为砖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两层，第一层塔身高7米，4个正面中部砖雕券门，门两侧各雕金刚力士一尊，其中东、西、北面券门做假门，为对开双扇式，门板上雕上下三排圆形门钉，每排8个。南面券门可直通塔心室。其他4个隅面每面各雕佛或菩萨像两尊，立于莲台上。第二层塔身高4米，雕饰与第一层塔身大致相同。塔身以上为七级密檐，檐下用四铺作斗拱，每面三至四组，斗拱之上是砖制的檐椽、飞椽、瓦顶。第七级塔檐与塔刹已破损，塔顶中央尚存有铁制刹杆。
第一层塔身南门两侧墙壁上嵌记事石碑两块，记载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曾对塔基及须弥座部分进行修缮，并在塔南新建灵官殿一座。灵官殿及其石台阶现仍保存完好。
大城子塔的形制有别于常见的辽代密檐塔，塔身两层为楼阁式，从塔身南面的券门可进入塔心室，通过木梯登至第二层塔身券门，可向外眺望。金代文学家赵秉文曾撰《利州精严禅寺盖公和尚墓铭》，中有“松漠之北，利州之东，无缝塔样，八面玲珑”，后人多据此认为大城子塔系盖公和尚的墓塔，并认为是处即金代精严禅寺旧址。但细看该塔的砖雕风格及砖的形制，与辽代无异，所以，近年来考定为辽塔。
（5）雕饰复杂的白塔峪塔
白塔峪塔位于兴城市白塔峪乡塔沟村九龙山南的山丘上，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高约38米。基座砖筑，其上为两层高大的须弥座。须弥座下部多已残破，上部每面有蜀柱二、壸门三，蜀柱上雕有牡丹花，壸门内砖雕佛供养人、伎乐人，转角浮雕力士。须弥座之上用二层仰莲承托塔身。
塔身八面，四正面雕有佛龛，龛内各雕佛像一尊，头戴宝冠，坐于莲台之上，在龛的左右两侧各立一胁侍，与龛顶等高；在龛的上部嵌铜铸佛名。在四隅面的中部，砖雕一仿石蟠龙首碑，碑身竖行阴刻四字，东南为“寂灭为乐”，西南为“诸行无常”，西北为“是生灭法”，东北为“生灭无已”，文字端正。碑两侧各立一菩萨或比丘僧，上与碑齐，其上有宝盖飞天。转角倚柱为六角形，上竖刻八大灵塔塔名。塔身每面嵌铜镜4枚，至今多数保留。
塔身上置阑额、普柏枋，普柏枋上置斗拱，斗拱上承撩檐砖，其上设木制角梁，青砖叠涩出檐，将一层大檐挑出。檐顶铺筒、板瓦，各角设有垂脊，垂脊端头设垂兽，角梁头上用套兽，下悬风铎。第二层至第十三层塔檐均采用青砖及木制檐椽、飞椽叠涩出檐，塔檐层层内收，塔呈锥状。檐下束腰部位均嵌铜镜，每面三枚。上部塔檐残破严重，塔顶已坍落，塔刹不存。
关于白塔峪塔的建筑年代，过去有多种说法。1972年8月，在塔院东墙外清理一口古井时，发现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兴城县觉花岛海云寺舍利塔碑志铭》和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翠峰寺地产记碑》。据碑文记载，该塔所在的寺院辽代时名空通山悟寂院，是觉花岛海云寺的下院，舍利塔创建于大安八年，元代改为翠峰寺。另外，在该塔石筑八角形地宫南壁上，镌有“大安八年岁次壬申九月辛巳朔廿九日，皇孙燕云公主建舍利浮屠十三檐，高逾百丈”等文字，可知，白塔峪塔系辽大安八年道宗耶律洪基孙女燕云公主所建。
明末，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后金，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也随之在盛京兴起。留传至今的有沈阳的实胜寺和四塔四寺。清入关后，在东蒙古地区修建的大批藏传佛教寺院，当以瑞应寺最为著名。
实胜寺位于清代盛京城外攘门（小西门）外三里（今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全称“莲花净土实胜寺”，是沈阳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因为它是清太宗皇太极敕建的皇家寺院，所以又称“皇寺”；又因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所以俗称“黄寺”。
实胜寺的修建缘起，据《清太宗实录》等文献记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征讨察哈尔蒙古，林丹汗走投无路，逃奔至打草滩（今属青海省）病死。林丹汗败亡后，察哈尔部喇嘛墨尔根带着玛哈噶喇金佛归顺皇太极。玛哈噶喇是梵文的音译，汉语意译为“大黑天”或“大黑神”，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护法神和战神，有多种形象。这尊玛哈噶喇是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用一千多两黄金精心铸成。像高一尺三寸，头发竖立，三目圆睁，身色靛黑，头戴骷髅冠，耳佩珍宝耳环，项挂人头璎珞，手着人骨手镯，足置毒蛇足钏，身穿虎皮围裙，右手持弯刀，左手捧盛满鲜血的颅碗，左臂和右臂上横置一根宝杖，两腿半蹲，双脚踩立在一具仰身尸体上，神态威猛，十分精美。金像铸成后先是供奉在五台山，后移奉蒙古萨思遐地方。明末，沙尔巴胡士图喇嘛携之归于成吉思汗后裔察哈尔部林丹汗。玛哈噶喇金佛的来归，在皇太极看来，意味着国运转向后金。于是命毕力兔郎苏（又译为必礼克图囊苏）喇嘛率众喇嘛前往迎接，以礼接至盛京西郊三里的地方，建楼以供奉玛哈噶喇金佛。
玛哈噶喇金佛于天聪八年（1634）十二月十五日到盛京，第二年即动工兴建玛哈噶喇庙。当年七月，因修玛哈噶喇庙需用染料，皇太极曾派人到朝鲜，带着他的亲笔信，请朝鲜国王给以支持，该庙于同年底建成。后以“有护法不可无大圣”，又敕建寺院，赐名“莲花净土实胜寺”。实胜寺于崇德元年（1636）七月动工兴建，崇德三年（1638）八月竣工，皇太极前往献祭，并率内外诸王、贝勒、文武众官等行九跪九叩头礼。
实胜寺占地7000多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前后两进院落，外有缭墙围绕。门前大街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木制牌楼。按清朝规定，各级官员进了牌楼必须下马步行。在两座牌楼的北侧都立有下马碑和红桩。实胜寺虽是藏传佛教寺院，但建筑形式属于中国传统的木构大屋顶建筑，主要建筑的屋顶都铺黄琉璃瓦绿剪边，这点与沈阳故宫相同。
实胜寺山门三楹，硬山式，门内两侧各有一楼，东为钟楼，西为鼓楼。钟楼内悬有千斤大铁钟，鼓楼内安放一牛皮大鼓。再往北，与山门正对的是面阔三楹的天王殿，殿内供奉四大金刚，又称四大天王。穿过天王殿进入二进院落，院前方两侧各有一座碑亭，亭内竖立着著名的“四体文碑”：东刻满文，西刻汉文，南刻蒙文，北刻图白忒（藏）文。碑文由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秀锦译为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为蒙文，道木藏古式译为图白忒（藏）文，笔帖式赫德手书，碑文记载了建寺经过及寺院规模。
二进院正北为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建于高台之上，为单檐歇山式，面阔五楹，进深三楹，四周有廊。殿内塑西方三大圣，左右列阿难、迦叶、无量寿、莲华生，东西两侧塑八大菩萨、十八罗汉，天花板上绘有佛教的极乐世界。在二进院的两侧为东西配殿，东配殿内设有木雕佛城一座，还藏有如来108龛托生画像和120部藏文经卷；西配殿内供奉金刚护法佛，四周墙壁上绘有各种佛教故事，也藏有120部藏文经卷。在大殿左右两侧，各有经堂一座。
在二进院的西北角、大殿前方西侧，有一座坐西朝东的佛楼，专门用来供奉玛哈噶喇金佛，所以又称玛哈噶喇楼（庙）。佛楼占地75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楼上供玛哈噶喇金佛，楼下建佛塔一座，塔下安葬着携金佛来盛京的墨尔根喇嘛的遗骨。为了防止金佛被盗，在楼梯口处专门设置有铁翻板，并加有藏式大铁锁两道。佛楼平时不对外开放，凡参拜金佛的官员或信徒，都要由当班的大喇嘛领着上楼。大喇嘛从拜谒者手里接过供品和香资钱，放在桌子上，然后一边念经，一边拿起金佛胸前的降魔杵，往跪在佛前的拜谒者头上碰一下，以示“消灾赐福”。拜谒者离开后，铁翻板立刻就得锁上，再来礼佛者，重新打开。
实胜寺的东西两侧，还有两个跨院，为供僧人居住的僧房。清代时，实胜寺共有殿宇、僧房83间，供奉的佛像262尊、各种佛经宝典340余部、宗教法器30件、礼器231件、乐器16件，其他文物61件。其中的金须弥山、七珍八宝及金壶、金钟、银制净水大壶等至为珍贵。实胜寺还珍藏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甲胄、清太宗皇太极的弓矢和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的宝剑等。这些珍贵文物现大部分由沈阳故宫博物院庋藏。
在清朝近三百年间，实胜寺的香火始终不断。每年的正月十五和四月十五，实胜寺都要举行跳跶之典，热闹非凡。皇帝东巡祭祖，要到实胜寺拜佛进香；盛京大小官员到任伊始，也必须到实胜寺上香礼佛，施舍香资。
继实胜寺之后，皇太极又下令在盛京城的四郊建“护国四塔四寺”，即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东、西、南、北四塔在盛京皇宫的四个方向，与盛京城等距离，均为五里，而寺则在塔的不同方向：永光寺在塔的北偏西，广慈寺在塔的北偏东，延寿寺在塔的北偏东，法轮寺在塔的西偏南。在每寺大殿前方两侧，各有碑亭一座，内立石碑一通，东侧石碑正面刻满文，背面刻汉文，西侧石碑正面刻蒙文，背面刻藏文，此即四体文碑。据汉文碑文记载，四塔寺于崇德八年（1643）二月动工，顺治二年（1645）五月竣工。
四塔及四寺的建筑形式、体量和建筑材料大体相同。四塔均为砖石砌筑的藏式喇嘛塔，塔高33米，占地均为225平方米。每座塔均由塔座、基坛、塔身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南面辟有佛龛，内供神像一尊。四塔所供佛像不同，北塔为地藏王佛，南塔为千手千眼佛，西塔为长寿佛，北塔为天地佛。塔身之上为十三层相轮，再上为塔刹，由铜铸覆钵、仰盂、日、月、宝珠组成，覆钵周围悬挂风铎，随风作响。
四寺均为中国传统寺院形式，建筑布局也基本相同，均坐北朝南。四寺所供奉的佛像，汉文碑文均未记载具体名称，而藏文碑文则详列各寺佛像名号：东塔永光寺本尊为大日如来，两侧为利见佛和无垢佛；南塔广慈寺本尊为大悲观世音，两侧为吉祥旃檀佛和善威仪佛；西塔本尊为无量寿佛，两侧为遍入天和宝吉祥；北塔法轮寺本尊为时轮佛，两侧为宝火和宝光。
在四寺大殿的东西两侧墙壁上，还绘有密宗内容的壁画。
皇太极在盛京城的四个方向修筑四塔四寺的原因可见于四寺汉文碑文中的记载：“于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碑末铭文曰：“皇图肇启，宝域弘开；仰兹佛日，跻于春台；雨旸时叙，国无祲灾；三途靡惑，五福斯来。”由此看来，修建四塔四寺的宗旨就是护国佑民。当时正是明清斗争的关键时刻，皇太极志在夺得北京，取代明朝，君临天下。四塔寺祈愿各有不同，西塔供奉无量寿佛，虔祝圣寿，祈愿皇帝长寿，所以，寺名延寿寺。其时，皇太极正在病中，修建四塔四寺，自然有为皇帝祛病祈寿的目的。
在盛京城的四面同时修建四塔四寺，显然是按照某种思想来规划设计的。当时，参与四塔四寺修建的有许多西藏和蒙古大喇嘛，这些喇嘛学问高深，不仅懂建筑，而且擅长佛教雕塑、彩画艺术。据汉文碑文记载，“相度鸠工”“佛、菩萨、塔寺彩画督指示”等都是来自西藏的两位大喇嘛“悉不遮朝儿吉”和“毕力兔朗苏”；而北塔法轮寺的藏文碑文记载：“四座寺庙的如来、观音及佛塔的量度、样式、图画等等的设计和作者毕力兔朗苏。”（李勤璞《盛京四寺藏语碑文校译》）据此可以推断，四塔四寺是按照佛教的曼荼罗来设计的：中心是曼殊师利大皇帝（当时西藏来书即称皇太极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外面是方形的砖城，再外面是土筑的圆形外城，城外是东西南北四塔寺，这与藏传佛教的曼荼罗图像极其相似。四塔四寺建成后，盛京城就成为一座建筑的曼荼罗。在他们看来，这种曼荼罗可以保护清朝及其国都盛京城，使各种邪魔不能侵入。四塔四寺与盛京城这种独特的规划布局，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四塔四寺原来的僧制是相同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后，奉旨将北塔法轮寺作为满洲出身的喇嘛之寺，始更改僧制，地位高于其他三塔三寺。有清一代，四塔四寺一直受到朝廷的重视，香火旺盛。但到了清末，随着清朝的没落，四塔四寺也逐渐因年久失修而衰败，特别是经过1900年俄军入侵和日俄战争的破坏，四寺相继毁坏，只有法轮寺大殿还保留下来；四塔也残破不堪。1968年，西塔因损毁严重被迫拆除。拆除时在塔心室和地宫里发现银函、舍利子、铜鎏金天地佛像、玉匜等珍贵佛教文物，以及大小香泥塔、五谷、松枝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沈阳市政府陆续拨款维修了东、南、北三塔，并修复了北塔法轮寺。1998年，又在原址上重建了西塔。如今，沈阳的内外城墙虽然已经不存，但四塔镇护古城的历史格局仍然延续下来，成为沈阳城市规划上的一大特色。
清入关后，继续大力推行崇奉藏传佛教的政策，并从国库拨款，在蒙古地区大兴庙宇。蒙古王公们为了讨好朝廷，也积极修建寺庙。当时，修建寺庙成为一种时尚，盟修盟庙，旗修旗庙，札兰修札兰庙，苏木修苏木庙，王公贵族修家庙，仅在今阜新地区有名的寺庙就有300多座。在东部蒙古地区，规模、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当属有“东藏”之称的瑞应寺。
瑞应寺，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瑞应寺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其始祖活佛是查干邸延其（白氏禅师），原名桑丹桑布，明朝崇祯六年（1633）生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希日乎平原，后迁居到阜新县佛寺镇团山子村。18岁时拜师受戒，后入山洞修炼16年。康熙八年（1669），经土默特左旗贝勒卓里克图批准，桑丹桑布喇嘛开始修建瑞应寺。康熙十五年（1676）四月五日，桑丹桑布带领30位喇嘛去西藏取经，第二年返回时，达赖喇嘛赐桑丹桑布喇嘛“查干邸延其呼图克图”封号，同时赐予了封号印章。康熙二十七年（1688），桑丹桑布喇嘛第二次到西藏拜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大师。两次去西藏途经北京，都觐见了康熙皇帝。后来，桑丹桑布活佛又多次去北京和借皇帝巡幸之机到热河、盛京等地拜谒皇帝。康熙皇帝不仅降旨恩准桑丹桑布活佛兴建瑞应寺，并赐给御书蒙、满、藏、汉四种文字的蓝色木匾，还多次赐予瑞应寺“僧人度牒证书”和建庙的银两、木材和技艺人员。桑丹桑布活佛晚年患腿肿病，当康熙皇帝得知用哈伦阿尔山温泉洗泡效果最佳时，就把热河喜峰口东边的“瓦嘎日图”温泉连同周围800亩耕地一并赐予他。
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二十七日酉时，桑丹桑布活佛以卧狮式面朝西圆寂，享年87岁。
遵照活佛的遗嘱，7天后出殡，21天后火化，并请10位喇嘛昼夜念经49天，然后，将舍利送到山西五台山塔葬。
有清一朝，瑞应寺一直与朝廷关系密切，受到皇帝重视。四世桑丹桑布活佛转世于吐默特左翼旗王爷家，所以，蒙古王爷更大力资助瑞应寺，优待僧人，并把瑞应寺附近17个村划归瑞应寺管理。此后，瑞应寺的规模不断发展、扩大，最盛时占地面积约18平方千米，有大小殿宇97座、1620间，僧众3000多人，属民800多户。清道光三年（1823），经皇帝恩准，理藩院颁给瑞应寺满、蒙、藏三种文字的“吐默特扎萨克达喇嘛查干邸延其呼图克图之印”。从此，瑞应寺成为蒙古地区唯一一座享有“政教合一”特权的藏传佛教寺院。300多年来，瑞应寺闻名遐迩，成为周边地区佛教信徒心驰神往的圣地。
瑞应寺建筑规模宏大，具有藏、汉、蒙古等多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风格。瑞应寺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大型殿宇都有独立的院落。相当于大雄宝殿的“苏格钦杜更”（大经堂）位于寺院的中心，西侧是“德丹却凌”（延寿僧院大殿），再西侧是活佛府邸。围绕着“苏格钦杜更”，还有4座“扎仓”和5座护法殿。殿堂、楼阁、经亭、佛塔，风格各异，宏伟壮观。除此之外，还有僧人住宅800户，住宅门窗上都刻有红绿颜色的吉祥图案，充满宗教的神秘之感。
围绕着瑞应寺有一条环寺路，长约6千米，沿路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石砌或砖筑小庙，内供石雕佛像。这些佛像大小高低不同，种类、姿态各异，雕刻精美，形象逼真，色彩鲜明。因环路佛像众多，故名“万佛路”。这些佛像从清嘉庆二十年（1815）开始雕造，共花费白银三万两。每年农历四月开始，佛教信徒陆续来瑞应寺进香拜佛，都要沿着万佛路绕行几周，更有甚者，还沿路叩拜万佛，因此俗有“叩拜万尊佛，百病远离身”的说法。
苏格钦杜更位于瑞应寺的中心，是瑞应寺的正殿，也是全寺最大的殿堂，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当时规模较小，只能容纳300多位僧人念经。乾隆三十七年（1772）扩建成两层大殿，下层是藏式平顶建筑，九九见方共81间，殿内64根柱子，全用华丽的红色毯子包裹；上层是宫殿式建筑，5间琉璃瓦顶，正脊上装饰着铜铸鎏金法轮与双鹿，金碧辉煌。大殿正门上方悬挂着康熙皇帝赐予的蒙、满、藏、汉四体文字的“瑞应寺”匾额。在楹门飞檐下的东西两侧墙上，画着翔龙、舞凤、奔象、吼狮四猛图。殿门左右两侧，各留一个约1米见方的窗洞，里面镶着铜铸的玉皇大帝符咒字。进门两侧墙上，绘满十八层地狱图。
大殿内正中央摆放着活佛法台宝座。殿堂后身中央，供奉着铜鎏金佛像，前面是释迦牟尼佛祖像，其后是文殊菩萨、千手千眼观音、宗喀巴、绿度母等，均高2.3米。
在大殿外院西北角的小院内有座“关布”（怙主法王）庙，它是瑞应寺最先建筑的始祖活佛禅堂。
瑞应寺非常重视佛教经典的修习和学问的研究，除佛殿和护法殿外，还设有扎仓。扎仓，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僧院、学部，是藏传佛教寺院专供僧侣修习经典的学府。每座寺院的扎仓有多有少，瑞应寺分设4个扎仓，即斯尼德扎仓、阿格洼扎仓、丁乎尔扎仓、曼巴扎仓。每个扎仓都有一个大殿和附属建筑，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每个扎仓大殿里，都供奉着有关的佛像，地上摆铺着可供僧人念经、学习的长条地桌和地毯；殿内藻井下挂满各色绸缎制作的佛伞、幢幡等饰物。
僧人一入寺，即分派到各扎仓。除活佛、经师和个别高僧、公务僧外，寺院所有僧人都分属各扎仓。僧人入寺后的头几年，要在师父的指导下，进行预科学习，学习藏文、蒙文，习练诵经，完成扎仓所规定的习诵经文，并参加寺院的集体诵经和法会活动。预科学习时间一般为六至七年，然后分别进入各自的扎仓修习专科，研究有关经学。再经过若干年的学习，经过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者，分别授予学位。历史上，瑞应寺各扎仓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法相因明专家、蒙医药学专家、历法专家、学者和绘画、雕刻艺术人才。
斯尼德扎仓（法相僧院大殿）是专门学习研究“却日洼”（法相因明）经的地方。因建于大经堂的东侧，又称东扎仓。始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嘉庆十年（1805）重新扩建成二层歇山式大殿，共有房间90间。
修习“却日洼”经，大体要经过1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修习不同的经典，学习各种知识和理论，提高认识事物本质和是非的能力。修习“却日洼”经，必须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如果从10岁开始，一般要学到50岁。“却日洼”经，理性意义极深，论述了很多抽象概念和理性概念，只靠一人独自修习，很难读懂，所以，除了个人背诵经文外，还要在年级内或扎仓全体僧人中进行辩论，通过辩论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严格的“却日洼”经辩经制度。在每个阶段，根据参加辩经的成绩，分别授予“葛布希”“葛巴楚”和“茂拉么日阿波扎么巴”（相当于博士）学位。
阿格洼扎仓（密乘僧院大殿）是专门学习密教经典、传授法术咒符的场所。因位于大经堂西北部，又称西扎仓。嘉庆十七年（1812），扩建成面积555平方米的硬山式大殿，可供200人同时诵经。殿内供奉着宗喀巴以及各种密乘佛像。该扎仓的僧人，主要是通过诵读密咒进行修炼。要想从导师那里获得密咒真言传承，必须宣誓严守“格隆”戒律，永不违反，并经过数次严格的戒律考试考核。已得传密咒真言并进行修炼的僧人，要严守戒律，深居简出；修炼密咒时，要关紧门窗，不与外人接触，更不能对外讲（所以外人根本不知其修炼的内容），甚至一天只用一次餐。还要身不穿绸缎，行不能昂首，食不能饱餐，睡不能伸腿，只能在三尺见方的法床上躬眠。密咒真言字数不多，要反复修诵，每天一定要诵够所规定的遍数。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百万、几千万遍地修诵下去，终生苦修，终有一日，即修成佛，这是所有修炼密法者的祈愿。修炼密法的僧人，每三年要经过一次密乘经典考试，最优秀者授予“阿格冉巴”（相当于博士）学位。
丁乎尔扎仓（时轮僧院大殿）是专门学习和研究天文、地理，编写历书的场所，位于大经堂的东北。道光三年（1823）扩建成200平方米的大殿。大殿中央供奉着2米高的时轮佛的鎏金铜像。殿内布有宫殿式圆形立体曼荼罗（坛城），直径4.2米，高1.8米，外圆内方。内为身、语、意三城，外有土、火、风等环城，三城有12个门。佛龛、城门造型别致，并有佛像、天女、飞禽走兽等。
该扎仓的僧人，主要修行“扎么巴勒桑珠得”等经卷，向往死后能到太平极乐世界。该扎仓还重点研究天文学，每年要根据《丁乎尔时节概论》一书编写“时节历书”。每隔三年，该扎仓都要进行一次考试，从中选拔一人，授予“希冉巴”（天文历算星卜学博士）学位。
曼巴扎仓（医药僧院大殿）位于寺外东山岭上，是专门学习研究蒙古医药学的地方，始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是在药王庙基础上扩建而成。
瑞应寺的蒙医学有其独特的地方，它将各种疾病分为风、胆、涎“三病”，从人体结构、病理等方面来诊断病情和病因，还通过尿液观察进行诊断。在治疗上，除了药物，还采用银针灸治、放血等疗法，也有手术治疗。蒙药只有一少部分与中药相同，多味药产于青藏高原。
在曼巴扎仓修习蒙医药的僧人，首先要学习几年藏文藏经，然后才能拜师学医。待学僧的医术达到相当水平后，老师才准其独立行医。在有了一定的行医实践的基础上，还要经过几次“曼巴”（医明）经的辩论，取得优异成绩后，才称得上合格的蒙医生。这大约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该扎仓非常重视学医僧人医德医风的培养，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闻、思、修三个方面的正确态度。闻，就是要具备无上开悟的心态，认定学医完全是为了给病人治病；思，就是必须养成四无量心，即悲心、慈心、喜心、舍心，以排除外来的一切干扰；修，就是要修六“波罗密”，也就是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学习蒙医学15年并独立行医达到熟练程度的医生，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考试，合格者授予“曼冉巴”（相当于医学博士）学位。医术高超的优秀医生，由活佛命名为“道布其”医生（相当于主任医师）。
清末五世桑丹桑布活佛圆寂后，因分派两组喇嘛寻访转世活佛，结果产生两位六世活佛，两派斗争数十年，使瑞应寺受到极大的损害，逐渐走向衰落。
（原载《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