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屯汉墓》序

辽东半岛是东北地区汉墓最为密集的地区，其发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现的辽阳壁画墓和大连营城子壁画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汉墓，仅东北文物工作队在鞍山、辽阳等地清理的汉墓即以千计。此后几十年间，在北自沈阳、南至大连的区域内，仍不断有零星的汉墓发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汉墓的发现数量大增。近年来考古部门配合建设工程，仅在大连地区清理汉墓一次超过百座的就有：瓦房店陈屯171座（1994年），营城子高新技术园区180座（2003—2004年），普兰店姜屯212座（2010年）。

相对于这些大量的发掘工作来说，辽宁汉墓发掘报告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却是滞后的，至今我们见到的只是一些汉墓发掘简报，详细的报告一本也没有。姜屯汉墓能在发掘后很快出版报告，是一次可喜的突破，是应当为之祝贺的。正因为如此，当向东所长请我为报告作序时，尽管我对汉墓没有多少研究，还是欣然从命。

姜屯南距普兰店5千米，原属花儿山乡（公社）。在姜屯的西南、张店村北，有一座战国—汉代城址，考古界称之为张店汉城址。在城址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汉墓，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城址附近就不断发现汉代砖室墓。1975年，旅顺博物馆在张店和乔家屯清理10座贝墓，出土鎏金鹿镇等重要文物；1983年，村民在张店汉城址东南1.5千米处挖掘滩泥时，又发现两块马蹄金，遂引起学术界重视。有学者据《资治通鉴》胡注“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的记载，将张店汉城考订为汉代辽东郡的沓氏县治。2010年，因修建皮口至炮台高速公路正通过姜屯汉墓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期间，笔者曾利用到大连进行“三普”验收的机会至现场参观，看到高速公路正从墓地通过，掘土机已将几座墓葬破坏，墓砖散落在外。可见省考古所是匆忙上阵进行抢救性清理的。在半年的时间内，共发掘墓葬212座，是大连地区历年来发掘汉墓数量最多的一次。为了早日完成考古报告，考古队冒着酷暑，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加班整理材料，这样，在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后，即可以马上转入报告编写工作。又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报告的初稿。可见，《姜屯汉墓》报告能及时出版，发掘和整理者付出了超常的艰辛和努力。

这次发掘的212座汉墓中，58座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且无随葬品出土，因此报告只发表了比较完整的154座的材料。这154座墓葬，按形制可分为土坑竖穴墓（部分墓穴开凿在基岩上，实际为石圹竖穴墓，但也归入此类）和砖室墓。土坑竖穴墓共82座，又可分为积贝墓，积石片墓，积贝、石片墓，积瓦墓，积贝、瓦墓，土石回填墓（亦可称纯土坑墓）等六种；砖室墓共72座，可分为素面、绳纹砖墓和花纹砖墓两种，这些大致涵盖了大连地区汉墓的所有类型。报告作者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以及形制特征，将这154座汉墓分为六期，时代由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大致反映了大连地区汉墓的概况。

辽宁地区的汉墓，虽受中原影响，形制渐趋一致，但各地的汉墓仍有很大差别。从姜屯等地的汉墓来看，大连地区的汉墓有别于沈阳等地的汉墓，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概而言之，首先，贝墓只见于大连、营口、锦州等沿海地区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其次，花纹砖墓仅发现于大连和营口地区，北不过大石桥。再次，大连地区汉墓修筑之精致，随葬品之丰富，远非沈阳地区汉墓所能比。

墓葬是历史的见证，是当时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汉代时沈阳地近长城，战事频仍，经济文化发展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沈阳地区发现的汉墓普遍比较简单，随葬品少，且除陶器外，只有琉璃珠、铜耳珰、铜环等小件器物，不见贵重品。这种情况显然与人口成分（可能军人较多）和生产力水平有关。而姜屯汉墓，规模虽不大，但木棺上普遍有柿蒂形铜饰。随葬品丰富，一墓出几十件比较普遍，其中不乏铜器等贵重器物。据报告统计，在154座汉墓中，共计出土铜镜13面、铜钱1770枚（56座墓中出土）、铜带钩32件、木棺上的柿蒂形铜饰204件、漆器饰件60件，以及金银指环、玉、水晶、玛瑙饰件等。另外，有三座大型墓（22号、41号、45号）出土鎏金铜车马明器，有的还出土玉覆面、铜贝鹿镇等。车马明器和铜贝鹿镇在1975年乔家屯7号墓也曾发现。这种情况说明，汉朝时期，大连地区的经济文化明显要高于沈阳地区。其原因，一是由于大连远离民族纷争的长城地带，农业与商业有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二是大连南与山东隔海相望，来往便利，经济文化受中原影响较大。因此，《姜屯汉墓》报告的出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相对完整的可供对比的汉墓资料，而且也为研究大连汉代历史补充了难得的物质史料。

这是我初读《姜屯汉墓》的一点感想，是为序。

（原载《姜屯汉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 8f/XLFVzqCOvkP5pXJY3M48XEBotylagTErx5Lq97kCtP7vfLrE7mFOR2XAttI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