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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义县奉国寺是现今仅存的几座辽代佛寺之一，其大雄宝殿虽经千年风雨，仍保留辽代建筑风格，是稀有的千年国宝，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61年即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奉国寺大雄殿内西侧立有金代《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碑，是寺内现存最早的一通碑记
（以下简称《题名记》）。碑立于龟趺座上，通高1.66米。碑首为半圆形，透雕双龙盘结，中间篆书“大奉国寺”四字。碑阳阴刻楷书16行，满行25字，全文共365字，现全录如下：
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
奉使礼部尚书历阳张邵撰 草茅士刘永锡书
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夥，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棋布星罗，比屋相望，而奉国寺为甲；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它郡亦为甲。当亡辽时，寺有僧曰特进守太傅、通敏清慧大师捷公，以佛殿前两庑为洞，塑一百二十贤圣于其中，饰以众彩，加以涂金，巍峨飞动，观者惊竦，而四十二尊庄严未毕，自辽乾统七年距今三十余岁矣。圣朝天眷三年，沙门义擢以迁为寺主，乃与尚座义显、都和义谦，议续而成之；咨于寺众，谋于郡人，不期而同，皆以为可。计四十二尊众彩、涂金、庄严之费，约用钱千万。于是本郡节度使、镇国上将军高公闻其事，首以清俸助缘，余各施金帛有差。鸠工庀徒，经营有序。乃以檀越为名氏，依施财先后为次，列于碑刻，用告来者。
明昌三年正月旦日，前管内僧政、清慧大师、赐紫沙门觉俊立石，李通刊。
该碑文字精练、生动，记载金天眷三年（1140）续装大雄殿前两庑四十二尊贤圣之事，对于了解辽金时期奉国寺的规模、变迁极有价值，是研究辽金佛教，特别是奉国寺的重要资料。早年，《满洲金石志》《满洲金石志稿》《奉天通志》等均予著录并附简要考证，近年又有专门研究文章发表
。但上述研究与考证，对于该碑文的撰者“奉使礼部尚书历阳张邵”，依据的材料只有《宋史·张邵传》。至于张邵为什么会为奉国寺撰写此碑文，他是否到过宜州等重要问题，均未涉及。为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述，以期有助于奉国寺的研究。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金军大肆南下，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太上皇徽宗、皇帝钦宗及以下后妃、皇族、宫女、贵戚、教坊乐工、工匠诸色人等一万四千余人被劫往金国，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是为宋高宗。高宗即位后，为祈求金朝送还徽、钦二帝，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五年（1135），先后向金朝派出17批通问使（亦有称祈请使）
，每次有正使、副使各一人，随员若干人。其中除少数放归外，多数被金朝扣留，有的客死他乡。十几年后，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朱弁、洪皓和张邵才被放归宋朝。这三人中，洪皓因其子（洪适、洪遵、洪迈）及《松漠纪闻》的印行而声名远播，朱弁和张邵却少为人知。其实，他们在拘留金国期间，也饱受磨难，始终守节不屈，拒绝出任伪职。在金国，他们还都留有文字传世，朱弁为山西大同善化寺撰有《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内有：“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建炎四年，1130）十月，乃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这说明朱弁长期被羁留在金的西京大同，并住在大普恩寺，与寺众有往来，所以能为其撰写碑记。而张邵为奉国寺所撰《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却没有说他到过宜州（今辽宁义县），而且《宋史·张邵传》也没记载他曾拘留于宜州。可是，我们从《题名记》叙述奉国寺变迁之详分析，他被羁押金朝期间，一定曾到过宜州，否则是不会写出这篇《题名记》的。
张邵，字才彦，绍圣三年（1096）六月二十七日生，宋和州历阳郡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人，“登宣和三年（1121）上舍第”，建炎元年，授为衢州司刑曹事。建炎二年（1128）二月，张邵上疏，力陈迁都建康（今南京）之利，因此被召见。其时，金军再次渡河南侵，“朝廷求可使者，欲止其师，莫有应者，公慨然请行。上嘉之，特转五官，授奉议郎、直龙图阁、借礼部尚书、充奉使大金军前使，杨宪副之”
。张邵在金国的情况，据《宋史·张邵传》记载，建炎三年九月（1129），张邵一行，首先至潍州，接伴使置酒张乐，邵说：二帝北迁，邵为臣子，所不忍听。后见金军左监军挞揽（完颜昌）。挞揽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相拜礼。挞揽怒，执送邵至密州，囚于柞山寨。
明年九月，金册立宋之降将刘豫为伪齐皇帝，以山东河南为其领地。遂又将邵送于刘豫录用。邵见豫，呼之为殿院，责以君臣大义，“豫怒，械置于狱，杨宪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复送于金，拘之于燕山僧寺，从者皆莫知所之……益北徙之会宁府，距燕三千里”。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和议成，遂与洪皓、朱弁南归。
从本传所述，张邵羁留金朝期间，先后到过潍州（今山东潍坊）、密州（今山东诸城）、东平（今山东东平）、燕山（今北京）和会宁（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所以，根据张邵本传的记载，张邵在金朝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到过宜州。
张邵没有到过宜州，为什么会为奉国寺撰写碑文，这是我初读此碑文后，始终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后查《三朝北盟会编》卷第二百二十二“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二”有《礼部尚书奉使金国待制张公行实》（以下简称《行实》），其中关于张邵使金是这样记载的：“公以其日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执旗渡淮抵淮阴，见金人先锋太一孛堇，留一人为质，遣一人还报。遂抵海州界见孛堇使郁太尉者，馆伴又有店者，天使偕行至潍州”，见监军挞懒，挞懒遣人取国书，令公于昌邑等待答复。明年，挞懒又将邵送给伪齐刘豫录用，遂至东平见刘豫。“豫愕然，因慰藉公等，且及录用之意。公让责之，为陈君臣大义，慷慨愤激，词气俱厉，豫大怒。是日，副使杨宪已髡而降，公归欲斩之，未发而遁。”豫囚公于司理院者半年，知公终不可屈，复送与金。绍兴元年（1131），拘于燕山圜福寺。“从者皆散莫知所在”。四年，“转徙益北，至平栾州、兴中府、义州、中京、会宁等处，去燕山东北二千余里，羁縻流放，不复问其所止……方是时，虏新立国，向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公又以易讲授，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坐，鸣鼓为候，请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由是生徒或有钱米帛之馈，则赖以自给。岁在癸亥（金皇统三年、宋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诣尚书省，说谕放还。遣使馆伴俾就馆，且使与洪公皓、朱公弁，会于燕山，同途而归”。
《行实》所述张邵羁留地点，比本传详细得多，特别是提到绍兴四年（1134）以后，又从燕山圜福寺“转徙益北，至平栾州、兴中府、义州
、中京（此指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会宁等处”。而本传在述及“拘之燕山僧寺”之后，仅说了一句“从者皆莫知所之”，似乎以后转徙的地点，已经不可得知了。然而，根据《行实》所载，我们得知，在张邵离开燕京，北徙金上京会宁之前，他还先后在平州、栾州、宜州、中京等地停留。虽然上述几地的先后顺序未必准确，但完全可以证明张邵确曾到过宜州（义州），这为他撰写《题名记》找到了理由。
另外，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还有如下一段记载：“侍郎司马朴见在真定府，枢密宇文虚中一行人见在会宁府，尚书洪皓见在幽州（按：幽州二字应为衍文）混同江之东王涉（按：疑此处有误）左丞私第，教导子弟，尚书崔纵于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见在宜州，侍郎魏行可于兴中府身亡，副使郭元迈、尚书张邵、副使杨宪并官属崔渊等，并在宜州。已上奉使官吏并不剃头换官。”同书同卷又有：“绍兴壬戌（按：此误，应为癸亥），忠宣洪公尚书归自虏，奏王伦与公（按：指郭元迈）以身殉国，词极剀切。既而朱公弁亦以使事还，乃言在燕及宜州时与英远（按：元迈字英远）倡酬，携其亲染诗文数篇以归。”以上可以证明，《行实》所述属实，从而也说明，宜州是当时被扣宋使的主要羁留地，郭元迈、张邵、崔纵、郭元明、杨宪、崔渊等多人可能都曾在宜州居住过。
参照《行实》载张邵归来后所上奏札所云：“崔纵中风，坐废三年，其将死也，以后事属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见之。去冬，臣请于金人尚书省，乞挈崔纵、魏行可之榇以归，其宰执怜之，朝命下所属发遣，而魏行可之榇有葬之中京者，乃不果发；而崔纵之榇，金人差丁夫舆致，令臣护之以来。”可知，张邵是在中京期间见到魏行可之死，后又到宜州，见到崔纵之死。因他归国时，魏行可已葬于中京，所以，只能挈崔纵的棺榇以归。
以上史料说明，张邵在羁留金朝期间，确实在宜州住过一段时间。至于他何时在宜州，《题名记》写于何时，皆无记载。据《题名记》，金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1140）义擢等开始续装两洞四十二尊贤圣，三年后，张邵即返回宋朝，从而可以确定，《题名记》应该撰写于1140—1143年之间。本传谓邵“喜诵佛书，虽异域不废”。因此，他在宜州期间，肯定与奉国寺关系密切，很可能就住在奉国寺。《行实》云：“公又以易讲授，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坐，鸣鼓为候，请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由是生徒或有钱米帛之馈，则赖以自给。”这说明他在宜州是依靠讲学来维持生活的，而讲学地点也可能就在奉国寺。
据《行实》记载，这些宋使从燕京“益徙而北，稍稍自便”，即行动有些自由了。此后十年间，张邵眼见使者或死或留，所余无几，“公亦自分沦于左衽，身膏胡沙，不复归矣。其于怀阙思亲之外，处之怡然”。这期间，他阐述书史，赋诗作文，到临归国时，已积累稿帙多类。但虑其“与时不合”，又“目击诬告、罗织之祸，悉焚之，殆无孑遗”。所以，张邵在归国前，除了留下这篇《题名记》之外，再没有其他文字留传下来，实在可惜！而有关史书和地方志也没有记载张邵及其他宋使在宜州羁留的有关情况，致使很久以来，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宋使曾在宜州居留过。
张邵于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1143）四月十四日从会宁赶到燕京，其时洪皓已在燕京（洪皓陪同完颜希尹早于绍兴十年八月已到达燕京）。五月，朱弁自云中至。六月庚戌，三人从永平馆出发，途中以诗唱和，后结成《輶轩唱和集》。七月七日至汴京馆，回到朝廷时已是八月。
张邵自1129年出使，前后历15个年头，回来时已经48岁。
张邵回国后的境遇并不比洪皓好多少。他八月谒见高宗后，升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当时秦桧当政，和议既坚。“而公气概质直，忠义自许，初脱异域，万死一生，锐意尽言，不暇依违，故大忤时宰。”
他回来后，大讲靖康以来使金而不返者的褒赠抚恤问题，使主和的秦桧很不满。他又上书说在昌邑见挞懒时，在南归的人群中见到过秦丞相云云，更使秦桧大为恼火。所以，当年九月，秦桧就指使左司谏詹大方弹劾张邵，说他“奉使无成，尝与其副不协，持刃戕之，其辱命为甚。若置而不问，恐远人闻之必谓中国无赏罚。望改授外祠”
。所以，张邵很快就被外放，去主管台州崇观去了。可是，不久张邵又给秦桧上书，说金朝有意放还钦宗与诸王后妃，劝其尽快遣使迎请，这当然让秦桧更加愤怒。
张邵的家庭也很不幸。本来，因他久使未归，朝廷特将其弟祁由右从政郎升为右宣教郎，主管官告院。可是，张祁竟然私犯其嫂，以致有孕，并且在其临产时，将其偷偷杀害灭口。事发后，张祁竟没有被治罪，反而被人保护下来。张邵回来闻知后，悲愤不已，不再视祁为兄弟。
绍兴十九年（1149），张邵又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知池州再奉祠。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丁酉）卒，这天正是他60岁生日。
据《题名记》碑末记载，直至金明昌三年（1192），张邵撰写的《题名记》才由“前管内僧政清慧大师赐紫沙门觉俊”刻石立碑，时距张邵南归和清慧大师离开奉国寺已经49年。
为什么《题名记》当时没有立石，而拖延了近半个世纪才又由清慧大师立石？另外，《题名记》内有“乃以檀越为名氏，依施财先后为次，列于碑刻，用告来者”，但现在碑阴并无施财者名录，这是为什么？上述问题一时不易搞清，容当以后再考。
（原载《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