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乐陶器的工艺与器型

一、新乐陶器的储存和工艺

新乐文化遗址出土了近800件陶器个体，虽然考古发掘还没有发现其烧制和生产陶器的窑址，但遗址考古却证明他们制陶的地点就在居住的部落中或部落附近。

当年新乐遗址考古发掘发现，新乐人所用陶器许多是叠摞在一起而未使用，证明这是生产出来储存在一起的。“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不同的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就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和料。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先生曾说：“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二号房址出土的陶器除个别器物被现代沟打破遗失而外，绝大部分陶器都可以完整的复原，竟有40件之多，这与一号房址出土的近200件个体中仅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二号房址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没有使用或磨损痕，很像一个陶器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极其少见的现象。” 陶器制作出来，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剩余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些出土陶器中，更可见出7000年前的新乐人在陶器制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了沈阳祖先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新乐文化中的陶器在工艺上皆为手工制作，以泥片接筑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其纹饰制作均用单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施纹，密而不乱，精巧有序。大型陶器如深腹罐虽然高在50厘米以上，但器壁仅厚一厘米左右，堪称奇迹。

新乐文化中的陶器虽然制作较精，但仍然是以手制、器型单一的筒形深腹罐为主，虽然也有如斜口器这样器型独特的作品，但毕竟数量较少。且所有陶器都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规格不统一，陶色也缺乏纯正。明显是早期陶器的特征，正说明了新乐陶器的原始性。

二、新乐陶器的器型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型多样，有深腹罐、斜口器、敛口罐、高足钵、陶瓮、陶碗、陶塑、疑似纺锤等。

深腹罐

深腹罐又称“筒形罐”，是新乐文化遗址发掘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陶器类型，大约有六七百件之多。

这种器型均为手工制作，泥片接筑，先制底后加壁。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大的高有50厘米，多数是大口厚唇，腹部弧线内收，口沿有一圈凹纹带，内作横人字纹，以下饰纵行之字纹带，直到器底。小一些的高10厘米左右，敛口，腹微鼓，口沿下两圈凹带纹，通体饰之字纹。许多大型深腹罐，虽然器型很大，但薄厚均匀，这在当时的陶器制作水平中，堪称奇迹。

这种筒形深腹罐在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各地比较多见，诚如姜念思先生所言：“作为一种代表性器类在东北地区延续了几千年，这在中国原始文化中是罕见的。拿兴隆洼文化、新乐下层文化等与中原同时期文化相比较，东北地区的陶器器类明显地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分类，筒形罐既是炊具，也做水器和储藏器，这除了说明东北地区在陶器发明之前编筐可以是其主要制造业，许多日常生活器皿是编制的之外，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北地区原始人类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就要从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中去寻找了。”

敛口罐

敛口罐在新乐遗址中有少量发现。泥质黑陶，夹有砂砾。高十余厘米，敛口，器上施S形之字纹带。

高足钵

高足钵是新乐遗址出土的最具艺术含量的陶器，红衣、浅腹、高足，口沿较器身薄，形成外抹的小圆唇，是新石器时代的盛食器。有的有纹饰，有的没有纹饰。其中一件精美完整。外形大口、浅腹、高足，外饰红陶衣，口沿尖薄，通身饰以四组外刺抹压直线、弧线、菱形网络纹。钵内局部呈灰褐色，接近口缘部似有一周宽约2厘米的灰色黑彩。其中一件高足钵通高12.3厘米，口径19厘米，现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看上去十分美观，颇似后世高脚杯的雏形，堪称史前陶器之精品。

陶瓮

复原的器身粗犷细长，通高50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2厘米。器壁较厚，有12.5厘米。小平底，口沿外部斜刺一周整齐的直线纹带，直线下为一凸棱，形成宽口沿纹带，唇尖外侈，腹部稍有弧线。

陶碗

发现有深腹碗与小陶碗两种，均为夹砂红陶。深腹碗为手制，通高11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5.6厘米。直口、圆尖唇、深圆腹、矮圈足。器壁内外饰红陶衣，内压磨光，外施多种纹饰。小陶碗用手捏制而成，俯视成椭圆形，口径1.9厘米，残高0.5厘米，很像明器。

陶塑

为夹砂红陶，色泛黄，手捏而成。其形状颇似狗头，脖颈以下残缺，吻部扁尖，头上捏出两只耳朵，两耳之前稍偏处还有一尖状乳突。

疑似纺锤

据科学史专家Daniel R. Headrick在《技术：一部世界史》中说：“最早的纺锤和织机的形象出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斯堪的纳维亚，都表现了妇女在纺织和编织。”中国的纺锤或陶纺锤出现在何时，史料和考古报告中未见明确记载。新乐遗址曾有圆形穿孔陶片的出现，这为新乐文化是否有了原始的陶纺轮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因为有的圆形穿孔陶片器形很小，还有的仅将陶片磨制成圆形饼状，并没有穿孔，是否当作纺轮使用，目前尚在争议探讨之中，所以这应当称为“疑似纺锤”。如果新乐文化中的圆形穿孔陶片为“纺锤说”成立，这将是中国较早的陶纺锤。

三、保存火种的斜口器

在这里，将斜口器从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型中单独拿来讲，是因为斜口器的独特性与重要价值。

新乐文化的陶器中这种形制特异的器物，曾出土多件，大都是第一次试掘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时发现的。斜口器均属夹砂红褐陶，陶胎薄厚均匀。其中最高的有31厘米，最低的22.5厘米。扁腹敞口、斜壁、椭圆形小平底。器形正面扁平，有上宽下窄如簸箕形斜口，有的斜口呈“凹”形，有的斜口呈“U”形，最低口沿部分到底仅占器物通高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左右。所饰压印之字纹仅限于器表正面及口沿两侧，腹背仅上口部分饰纹两至三行。腹背则大都为素面。考古学界称其为“斜口器”，也有人称其为“斜口缸”，还有学者称其为“簸箕形器”或“异形器”等。这种器型在辽海其他地区如富河沟门遗址、兴隆洼遗址、左家山遗址、敖汉旗四棱山、赤峰西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此类器物是7000年前到5000年前这一地区原始居民的常用器物。

考古学界在斜口器的用途上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盛水的，有的认为是采果的，有人认为是当簸箕或撮子用的，还有人认为是一种陶灶。如刘焕民先生认为：“斜口器应为一种专有工具。其用途是用来清理用火后遗留的灰烬，另外它可以用来撮搂制陶所用的少量掺和料或生活垃圾使用。简言之，斜口器是一种撮搂杂物工具。” 北京大学李仰松先生则说：“陶器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敞口的‘斜口罐’，器体扁圆，器口沿略似扁平，人们对此种陶器的用途有种种议论：多数同志认为它与当时人们的饮食器有关；也有的同志认为那是保存火种的器皿。根据此种器物的出土位置（一般多放置在火塘附近），我以为它可能是当时人们专为用火灰（炭）烤烧食物的一种器皿。这种器皿的使用，并不受火塘的限制，人们可以将它移置在需要放置的地方烧烤食物。推测这种器皿即是陶灶的雏形。”

但学界更多人认为斜口器是保存火种的器具。如周延忠先生认为：斜口器“是一种较异的保存火种的容器”。“器的斜口设计匠心所在，是为了让器中炭火与空气中的氧接触，起着助燃作用，而且根据燃烧的快慢程度随时用砂土调节火势大小，这其中当然要有一种耐火的东西覆盖，如碎陶片，或者是组合器。挪动时，口的大小决定火燃烧的快慢。”“斜口器壁均匀，较一般陶器厚重一些，这样温度的散失就不会很快，当人手触摸到器的表面，不至于被火灼伤。由于外界原因引起的脱落，也不会使器壁太薄。长时间的盛火，温度会使质地酥脆，这一点斜口器与其他器物有着不同点。” 关于斜口器的用途与意义，姜念思先生有过精确的论述：“新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是一种器型很独特的器物，其功能推测是用来保存火种的。与此相似的器物还发现于辽西的红山、富河和小河沿文化，在吉林左家山遗址中也有出土。但上述文化的年代都晚于新乐文化，说明它们的斜口器可能源自新乐文化，由此可见新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新乐文化中发现的斜口器大都在火塘边，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类器物是用来保存、移置火种或撮灰的，所以学界又通俗地称其为“火簸箕”。

人类所用的火种最早来自天然火。如北京猿人乃至其后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古人类为保留火种会挖一个洞，并不断地丢入树枝等可燃物来保留火。在这种“持续燃烧法”保留火的过程中，古人类从烧烤地附近的土变质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陶器，从而制作了第一个陶制火种器，这样可以移动火种了。

经过了至少5000多年，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陶制火种器已极为难见了。2007年，河南洛阳市文物队在对孟津县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一座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基中出土了一件手制的夹砂红陶厚胎器。此陶器呈亚腰桶形，口径4.5厘米，底径9厘米，高12厘米。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发现，这件貌不惊人的陶器竟是一件用于贮存火种的容器。其实，早在洛阳出土这件火种器20多年前，沈阳新乐遗址的“火簸箕”就出土了，只是缺乏充分的宣传罢了。

类似“火簸箕”这种火种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贮存火种的容器，它具有便捷、实用的功能，不仅降低了火灾发生率，还有助于火种的到处挪动。而新乐遗址出土的“火簸箕”，其簸箕形设计更有利于火种的贮存、移置与播撒，同时这种红夹砂陶还有耐高温等特点，因此在人类用火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SXWjOBrX7bmZKFhlv2DlmNiIaUDoQh/JWng0YkmdjsiJtbiar2BSL/+4P9Jka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