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乐古陶与人类陶器的使用

一、数枚陶片开启的新乐文化

大多数古遗址的发现，都与某个人、某个事物的偶然接触有关，新乐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也是这样。最早是因为一个叫孟方平的农业技术员，是他在此地发现了不一样的陶片。或是文化的审美同构性，或是骨子里的学养与情致，让孟方平寻踪溯源，终于引起相关考古部门的重视，著名的新乐遗址得以发现。

1972年的新乐遗址所在地还叫“北陵公社”，属沈阳市于洪区管辖，东隔黄河大街、南以新开河为界，与皇姑区接壤。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沈阳城北的第一个高台地，即头台子，再往北则是二台子、三台子、四台子。这第一个高台地东起今天的东陵七间房，向西延伸经天柱山、沈阳农业大学、沈阳东站、西瓦窑、昭陵，一直绵延到新乐遗址、塔湾南。在这个高台地南侧台下，大约今天北运河的位置，则是沈阳最早的浑河。所以当年的新乐人即是临河而居，这方面，孟方平先生曾有诗意般的描述：“一万年以前，沈阳地方寒冷而荒凉，到了距今7000年，这里已迅速变暖，雨量充沛，草木繁茂。台地上有以柞栎为主的阔叶林，林缘和河边坡地则有山杏、山里红、悬钩子、榛子等野生果树，河流两岸的平川地，则有茂密的榆木林，雨季到来，河水泛滥，水势凶猛，颓岸拔树。枯水季节，河汊纵横，池沼棋布，水族富饶，鸟兽群集。” 以孟先生的描述，对照今天沈阳寒冷的冬天和不断干燥的风沙气候，新乐下层所代表的7000年前的世界，真是沧海桑田般的不同。

当年的北陵公社办公地址就在新乐遗址旁边，附近还有很大的一个带有保密性质的新乐电工厂，对外称119厂，工厂附近就是职工宿舍。通往三台子的有轨电车在这里有一站，站名就叫“新乐宿舍”，所以沈阳人只要往城北走，都知道这里的地名叫“新乐宿舍”。这里的工厂除了新乐电工厂，还有八机部东北物资供应站、火石厂、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部等单位。这些工厂单位经常施工，于是就有许多陶片出土，这些不一样的陶片让孟方平很上心，他就从泥土里捡出收藏起来。

1972年的一天，北陵公社派孟方平到沈阳故宫博物院办理购买处理废锅炉事宜，听到了考古人员向前来送交文物的人讲解文保方面的知识，让他很受启发，想起了自己收藏的那些陶片。第二天他就把这些陶片送到了沈阳故宫相关考古人员手中，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这样的结果让孟方平信心大增，对身边田野里的文物更加用心关注。几天后，北陵公社在挖暖气沟时，又发现石锤、石杵各一件，还有红烧土、陶片等文物，孟方平及时将这些向文物考古部门做了汇报。过后考古部门人员来到北陵公社，在孟方平的陪同下到现场勘察，又在积土中捡出两枚仅拇指甲大小的篦纹陶片，正是这两件篦纹陶片引起考古人员对此地的重视，因为这种陶片比那两件石器的年代还要早。

从此，孟方平对地层中的文化遗物和文物考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和自觉的意识。在1972年冬到1973年春的这段时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到基层指导工作的机会，对全公社及邻近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及秦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如在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的旧房基土层中，在火石厂及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较早时期的五处遗存，之后他把发现和采集到的文物标本送到了相关的文物考古部门，并做了全面的汇报。

1973年春天，沈阳市文管办为进一步查清孟方平发现的这些遗址的性质和相关文化内涵，特意组成考察队，对孟方平发现的几个遗址地点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当考察队复查到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十八间房西山墙一处被拆除的旧仓库地基时，孟方平介绍说，在这里最深的土层中还曾发现过“煤”和有花纹的陶片。后来鉴定这些“煤”原来是煤精制品，花纹陶片则是篦纹陶片。经过考察队全体人员对这一被拆除地基土层断面的全面分析，认定这是一处时间久远堆积较厚的文化层，有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应当尽快进行考古发掘。

1973年6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开始对新乐遗址进行试掘，从此，新乐下层文化浮出水面，7000年的沈阳人类部落史从此面世。对于孟方平在新乐遗址发现与保护方面的贡献，沈阳人多有记忆。曾经担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先生说：“应该说新乐遗址发掘地点的最后确定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分布状况，以至新乐遗址的发现，如果没有孟方平同志最初提供的重要线索是难以成立的。因此，我们认为孟方平同志在新乐遗址的发现问题上功不可没。” 这是对孟方平的高度评价，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新乐遗址的发现是从数枚陶片开始的，而新乐遗址回报给考古专家和后人的最丰厚的遗产自然也是陶器。那么，新乐遗址中共出土了多少件陶器呢？

沈阳市相关文物考古部门自1973年至1993年，对新乐遗址进行了5次包括试掘、正式发掘和抢救性清理发掘，在5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遗址中，发现新乐下层房址遗迹44处之多，发现各种陶器个体近800件。

新乐800陶器，这是沈阳7000年前的祖先留给沈阳人的一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陶器与人类文明

20世纪沈阳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不管是新乐文化类型，还是偏堡子文化类型，抑或红山文化类型，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由此证明，陶器在沈阳先民的文明演进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从石器的打制过渡到磨制，复合生产工具进入了全盛时代。在人类生活实践的长河中，那时出现了三项划时代的成就：种植业、养殖业和制陶业。这就是考古学所称的新石器时代。这三项成就，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出现，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在人类发明陶器之前，最原始的烹调工具是用火烧红的石头。先民们在食物制作过程中发现将石板用火烧热，可以在其上烤肉，还可以烙谷物，这比单纯的将食物放在火里直接烧要好多了。这种在石板上烙烤食物的习惯沿袭至今，古风犹存。“我国拉萨东南部河曲地带的门马族现在依然习惯于在烧红的薄石板上烙制荞麦饼或煎肉。而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布郎族，则习惯于在野外挖沙坑为锅，坑内铺芭蕉叶，倒进清水和鱼，然后投入烧红的鹅卵石，待水沸鱼熟，便煮成一锅美味的卵石鲜鱼汤。” 但这石板也有不方便之处，它不适宜煮水，还不适宜携带，如何能找到既能盛水煮食，又能随处携带的吃饭工具呢？于是有了原始的制陶业。

陶器是人类最早的生活用具。它和磨光石器一道是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人类第一次以自己的智慧和技术，通过化学变化改变黏土的物理性能，不仅生产出了生活用具，而且还将一种物质改变成了另一种物质，达成了一种创造性劳动，这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可谓是破天荒的大事。这一点，正如《中华文明史》所言：“陶器是人类利用高温物理化学变化，并使之为自己服务的一项杰出成就。在此之前，人们制作的石、骨、角、竹、木之器，都只是改变了自然物的外部形态，而不曾改变它们的本质。以黏土制陶，则不但改变了自然物的外部形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它的本质。”

陶器，是以黏土和水成泥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干燥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从此，陶器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直到今天，人类仍然在使用陶。同时陶器还作为艺术品，进入人类的欣赏视野，其实用与审美价值，可谓是伴随人类成长时间和生命力最长久的物品。

人类最早的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0年至前25，000年欧洲捷克格拉维特文化时期的下维斯特尼采爱神；中国最早的陶器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0年至前19，000年江西仙人洞文化的陶器罐碎片。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黏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黏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这或许也是后来许多陶器有那么多编织纹样的缘故，似可解释为正是当初发明时留下的遗风。

陶器的产生应当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是先有了部落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在定居生活中，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

人类真正完成陶器的发明和探索，普遍使用陶器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9000年的时候开始的，到了中国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500—前4900年）、磁山文化（公元前5400年—前5100年）、大地湾文化（公元前5200年—前4800年）和新乐文化、北辛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工艺已不断发展，种类增多，质量也越来越提高。这些，我们从新乐人的陶器中即能得到印证。

三、新乐文化出土陶器的特点与用途

陶器的发明，让原始人类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从饮水到煮食再到火的利用，都与此前的生活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陶器的发明还进一步推动了定居生活和部落的产生，“因为陶器不易携带，既笨重又容易破损，所以必须具备定居的条件。反之，陶器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又促使定居生活逐渐巩固下来。” 这大概也是新乐人当年能于此地定居，形成沈阳第一个人类部落的重要因素。

新乐陶器和中国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现的陶器一样，符合文明起源的地理分布规律。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中说：“最初制陶的出现可能在山地居民或山地与河流平原之间的地带。然后逐渐向河流平原或沿海平原推进。” 新乐文化的陶器制作与使用正好符合这一地理地貌，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用途与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陶器主要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约占陶器的90%以上，少数为夹砂灰陶和夹砂黑陶，还有极少数的泥质红褐陶、泥质灰褐陶和夹滑石陶等。其器型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以深腹罐为主，其他的种类出土数量较少。

新乐文化中的深腹罐在同期文化类型中属于精致之作。如磁山、河姆渡、裴李岗、小珠山、兴隆洼诸文化中也出土过深腹罐，但与新乐文化中的深腹罐相比，都显得壁厚而粗糙。独新乐文化中的深腹罐不仅器形美观、器壁匀薄，且压印纹饰分割亦自然匀称，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从造型到施纹，通身都能找出疵点。这在同时代其他文化类型中是不多见的。“被专家们称为原始工艺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更难想象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制作的。”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用途，其分工并不十分明显，有的还存在一器多用的现象。但基本用途已大致确立，主要有饮食器、炊器、汲水器、贮存器等。

饮食器。考古学上可确定为饮食器的有碗、钵、杯、豆等。新乐文化中的饮食器主要有深腹碗、高足钵等。

炊器。炊器是与火接触蒸煮食品的陶器。如有三条空心足的“鬲”，“鬲”与“甑”相结合蒸食物的“甗”，三条腿的“鼎”，圆底的“釜”等。新乐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制炊器特点尚不突出，可能还是一器多用，或以深腹罐等代替炊器使用。而新乐遗址的上层文化即青铜时代则出土了各式炊器。

汲水器。新石器时代的汲水器在其他地区出土过专用的小口尖底瓶等，在新乐遗址中未见有这种陶瓶。但新乐遗址中出土有短颈侈口壶，这也是一种汲水器。

贮存器。考古学上的贮存器命名没有统一标准，多是依据本地区考古工作中的习惯来命名。如一般称作罐的陶器，有的地方则称“瓮”或“壶”，因其体积大小、使用方法之不同而互异。新乐遗址出土的贮存器主要有直筒深腹罐、瓮和俗称“火簸箕”的斜口器。 nZxd3arjZsCJcpxfffeq6HWqNnH5McFfzgndVTVzgfY0Wrqy3LpuHGFXZ0dUty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