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文化翻新篇（代序）

彭定安

寒冬岁尾，传来温煦的暖风，获知初国卿同志撰写的《沈阳陶瓷文化史》即将出版，令我欣慰并所思良多。为此，我既赞佩国卿之博学多识、勤奋笔耕、硕果累累，又欣喜辽海文化翻出新篇，而且还“连类而及”地勾起我种种往事追忆。故此，他索序于我，乃欣然应命。所谓“欣慰”和“所思良多”与“往事追忆”，有诸多方面的含义：历史的、文化的、陶瓷的，还有个人的、乡情与乡愁的。

昌江—水忆旧游

吾乡江西鄱阳，同是鄱阳的宋代杰出诗词大家、音乐家、书法家白石道人姜夔有《忆王孙·鄱阳彭氏小楼》一首，其中有句：“冷红叶叶下塘秋，长与行云共一舟。”我18岁离乡参加革命，绝非“红叶下塘秋”，而是热血献青春。而以后，倒确实是有如“行云”漂流，征程逶迤，风雨载途，学行艰辛。如今耄耋已过，乡愁依依。而其中，即蕴藏对故乡鄱阳和第二故乡浮梁景德镇的怀念。因此，翻开国卿新著《沈阳陶瓷文化史》，豁然而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的题词：“沈水昌江一脉通”，“昌江”二字，立刻触动了我深深的乡愁。

昌江！那久违了的江名和流水呀，一见它就勾起我无限的遐思。

中学时期，我每年都要乘船溯昌江而上，由鄱阳到景德镇上学。昌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从景德镇下行，水浅见底，船有时就在旱江底上用人推着走，江底全是覆盖着的“碗底”——就是烧制瓷碗时垫在瓷坯底下的圆瓷片。昌江上游就这样在瓷片的垫铺上浅浅地流泻。但是，行船到鄱阳与景德镇交界的属于鄱阳的皇岗，却突然深潭万丈，水呈墨绿色，瓷片完全消失。民间传说，此间有蛟龙，把瓷片都吃掉了。这一自然和人文现象，不知现在还存在否？至于江上风光——水上流波、湖光山色、孤帆远影、鸥鸟翱翔，则都是记忆中乡愁的温馨了。

此前，先父彭逵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任浮梁县县长。那时的县署已迁到景德镇，我即随父母在景德镇上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享受儿时的幸福。我的叔伯长兄彭定乾（彭涛）当时在北平读大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于1935年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此前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而被追捕时，即潜往景德镇，受到叔父即我父亲的妥帖保护。直到风声趋松，又返回北平。临行，父亲赠羊皮大氅与丰厚川资，送他重上革命征程，并有言：“定乾能力，在我之上。可惜道不同，不能助我一臂之力！”——这是我幼时常听的“家庭故事”。

再以后，我的初中、高中，都在景德镇的国立临时中学就读。那时留下的深刻印象，就与陶瓷有关。至今难忘的是，我最喜欢到“窑里”即窑厂去玩，看窑工转动着手动的窑盘，变戏法儿似的做出各种瓷坯，还有窑工双肩扛着长长的、排放着瓷坯的板条送去烧窑。尤其爱看的是烧炉：炉口红火呼呼响，工人排着队，扛着劈好的粗而短的木条，缕缕行行，放到炉口，柴火垛就会被炉口大风卷进炉灶。还听说，窑的火候烧到什么程度，全靠老师傅向窑壁上吐一口唾沫，看它蒸发的速度和程度而定——我当作一种传奇来听。还有就是当时景德镇的巷头弄尾，每天都能见到妇女三三两两，一个矮板凳一支毛笔，坐在门口，在瓷器上“画红”——在已经有绘画的瓷器上，填补小的细节或敷色。她们的笔是特制的，颜料也是有油脂的，所以每画几笔，就要握笔从上往下甩动，使颜料到达笔端。我也常常漫步深巷小弄，观赏这种文静优雅的“艺术创作”场景。

我的姐夫陈庆龄终生从事教育事业，门下多有成就者，如吴官正同志，即曾是他的学生。那时姐夫在浮梁师范学校任教，与居镇的鄱阳乡亲多有交往，其中就有鄱阳籍著名瓷画大师、“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我常偕同姐夫或独自前去造访，他的画室坐落在当时的县政府对面的街边，门面不大，但幽静雅致，大师就在此居住和创作。

这些深埋心底的记忆，都牵系着景德镇和陶瓷；也都是今日乡愁的点点滴滴，并且是我“欣然”应命撰序的心理与情感的渊源。也算从个体“印证”着“沈水昌江一脉通”吧。只是不知这种怀着乡愁与温馨的诉说，国卿以为然否？我颇怀着惶悚。设若以为不宜甚至不妥，去之可也。

盛京瓷都两辉煌

忆过昌江，再入正题，好在这正题也与昌江有缘。

国卿的新著《沈阳陶瓷文化史》，令我大开眼界，并得出一个突出的认知：盛京瓷都两辉煌。

关于沈阳与陶瓷，我原来略知一二，但拜读《沈阳陶瓷文化史》后才得知，沈阳的陶瓷文化是可圈可点的。与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瓷都景德镇比，它具有另一种辉煌：渊源深远，文化特质独创，于陶瓷文化之发展贡献非凡。故此，有陶瓷文化南北辉映之效绩。

记得在广为世界学术界认可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中，有一个论点：历史是后人对于历史事实的重构。的确，历史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后人可以依据事实和现实的需要，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去“重新构造”地书写和描述。《沈阳陶瓷文化史》一书，即依据历史事实，把有关沈阳陶瓷文化的主要和特出的历史面貌，经过梳理和阐释，做了很好的“重构”，使人们能够清楚和正确地了解沈阳7000年的陶瓷文化史。

说到沈阳的陶瓷文化史，不可谓不久远，不可谓不辉煌。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沈阳，自然有着可圈可点的值得书写的陶瓷历史与文化，并由此成为沈阳展示给世界的亮丽名片。”但沈阳陶瓷文化的系统整理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遗存尚有，史料缺乏，如何为沈阳陶瓷文化著一部史，如何实现这一学术目的，从而比较好地达到这部书所确立的学术视域和要求，这是需要很好的设计的。作者为了清晰而连贯地叙述沈阳这7000年的陶瓷文化史，在书中将这一漫长的陶瓷历史分为7章，即新乐文化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陶器，青铜时代繁荣而先进的陶文化，秦砖汉瓦的千年造城史，辽瓷在沈阳的发现、生产与研究，盛京皇宫与“黄瓦窑”，“陶圣”唐英和“唐窑”，肇新窑业开启中国现代制瓷的辉煌，最后以“中国瓷谷”代后记，将沈阳7000年的陶瓷文化与现代陶瓷产业相连接，对沈阳陶瓷文化史做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构筑。不必细举，只略窥其章目，就可见大概。

全书7章含30节，在写作中每一章首先对这一时期的地域文化和陶瓷文化背景做出交代，从而将沈阳不同时期的陶瓷发展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之上，让陶瓷文化的兴衰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然后再逐节叙述陶瓷艺术的发展脉络、风格特色与文化内涵。从而既有史的纵向完整性，又突出了各个时期陶瓷文化发展的不同时代风格与成就。每一章、每一节，不仅标识了主题的内容，而且寓评价论证于叙史之中。史笔就该如此，不仅掌握了史实，而且研究了历史事实的述说与论证。这是颇合于学术规范的。

《沈阳陶瓷文化史》正是运用充分的史实、明析的叙述、确当的论证、清爽顺畅的语言，陈述、描绘、论证了沈阳陶瓷文化的历史全貌。既有线的明晰连贯，又有点的细致突出，以其“首次”“完备”与“清晰”的学术资质，而成为一部优秀的史著。

当年从盛京走出去的“陶圣”唐英成名在瓷都景德镇，如今，“陶圣故里终有史”，盛京瓷都两辉煌。《沈阳陶瓷文化史》可谓是为沈阳奉献了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

辽海文化新亮点

我曾先后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协助林声同志）和多卷本《沈阳文化史》，其中均涉及辽宁的陶瓷，但陈述有限，于历史的发掘不够。这也限于当时历史资料的搜求发掘不足。其责任，当然在主编。现在，初国卿撰著的《沈阳陶瓷文化史》，充实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可谓辽宁陶瓷文化出新篇，也是辽海文化翻新篇。

陶圣故乡的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陶瓷文化。为了寻找沈阳的陶瓷文化之路，作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专注于沈阳陶瓷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陶瓷遗址的踏查寻访和沈阳地方陶瓷实物的收藏与研究。他曾长时间坐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从有限的典籍和文献中翻检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辽宁陶瓷的文字资料。他也曾遍寻沈阳和辽宁其他地方的古窑遗迹，如高台山、袁台子、冮官屯、鹅房、大官、叶茂台、周地沟、务名屯、北镇、黄瓦窑、肇新窑业等古窑址，采访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当地人士，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还于古玩市场和民间广泛搜罗辽宁地方窑口的陶瓷和瓷片，做到以实物说话。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才完成了《沈阳陶瓷文化史》这部书，从而将7000年沈阳陶瓷史上的最闪光之处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书中，作者对新乐文化中的“火簸箕”“甑黍饭”和之字纹，3000年前青铜时代高台山遗址的古窑，“东北第一陶窑”，鬲形陶之于辽河文化的价值，“系”与“耳”的演变，纺轮、网坠与陶蛙的情趣，秦砖汉瓦的沈阳，“辽瓷之父”和鸡冠壶、辽三彩、梅瓶、围棋子，以及辽代在沈阳地区的窑场，明末清初的东北官窑，唐英和他的“唐窑”，肇新窑业开启中国现代工业陶瓷的辉煌……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许多地方颇有独到见解，翔实而新颖。

比如他在本书“青铜时代的陶艺”这部分中谈到“三足器的兴盛”时，对沈阳青铜时代出土的陶鬲有着很精彩的论述。以高台山遗址、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康平顺山屯遗址、法库湾柳街遗址出土的陶鬲，尤其是在沈阳城中皇姑区百鸟公园、辽宁大学崇山路校区和沈北新区道义等地出土的陶鬲为例，认为陶鬲代表了青铜时代沈阳先民的创造性和审美能力。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或说沈阳，绝不仅仅是“罐文化系统”，它有罐，有壶，更有鬲和鼎。又如在辽瓷和“辽瓷之父”这部分，作者将辽瓷的发现与沈阳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论述：“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之后，东北文博事业的奠基人、沈阳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开始系统研究辽瓷，并取得重要突破和多项成果。”

还有，在《沈阳陶瓷文化史》中，作者对民国时期沈阳肇新窑业的发展过程、生产工艺与成就影响做了深入的阐述，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出版物中对肇新窑业最全面、最系统的介绍。当年肇新窑业是杜重远先生创办的东北第一家机制瓷企业，它曾一度将日本瓷挤出东北市场，成为中国北方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陶瓷工厂。但我们对这个企业一向关注不够，缺乏研究。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收藏肇新窑，并淘得多件有代表性的精品，同时还关注与肇新相关的人物与史料，终于使肇新窑业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18年春天，在纪念杜重远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国卿又和相关人士找到并确认了位于今天沈阳市大东区沈铁路39号的肇新窑业工厂旧址和相关窑址。并多方呼吁保留这处遗存，做成一个类似于景德镇“陶溪川”一样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为此，他提出了“四个对接”：在产业园里，将历史积淀与现代产业对接起来，将陶圣故里和文化创意对接起来，将沈阳的7000年陶瓷史与法库年产近百亿的“中国瓷谷”对接起来，将制作工坊与陶瓷文化旅游对接起来。在产业园里，不仅要有展示沈阳7000年陶瓷史的博物馆，有几百家陶瓷创意工坊，有地产陶瓷研发与批销中心，还要有陶瓷学院，有创作基地，让肇新窑业工厂遗存真正地生动起来，为现代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届时，独具个性的“陶瓷文化主题公园”或“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会成为沈阳文化产业与文创旅游的新地标。这种将沈阳陶瓷文化历史与现代陶瓷文化产业联系起来的创意，殊为难得。

以上，略述拜读《沈阳陶瓷文化史》的感受与浅识，不足为序，仅略述读后感而已，并就教于著者初国卿与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