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铜时代的陶器与陶窑

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陶器遗存，遍及辽河中下游和浑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陶文化在沈阳大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约为公元前21世纪到前11世纪，距今约4000到31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后期约为公元前11世纪到前3世纪，距今约3100年到2300年，相当于西周初到燕国设五郡之前。早期的陶器遗存主要有柳河流域的新民高台山文化，浑河、蒲河流域的新乐上层文化，以及康平县顺山屯文化类型、法库湾柳街遗址、苏家屯沙河沿线的老虎冲类型等；晚期则有郑家洼子文化遗存、法库石砬子墓葬、新民公主屯后山房址等。而高台山遗址所发现的陶窑，无疑是东北地区最早的窑址，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铜时代早期的陶器

与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是，青铜时代的陶器在中国典籍中已有了文字记载。《周书》云：“神农耕而作陶。”虽然所记神农还是传说，但有了《周书》的记载。《墨子·耕柱篇》也说：“铸陶于昆吾。”这是说颛顼之后，夏代的昆吾族善于烧制陶器和铸造青铜器。同样，青铜时代的沈阳先民也如中原的昆吾族，善于烧陶。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陶器制造和使用等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沈阳先民们已不完全局限于新石器时代简约的压印“之”字纹的罐与钵，而是上升到更为艺术的多“耳”多“足”的作品。夹砂陶广泛应用，三足器比较兴盛，器耳异常发达，器型种类不断丰富。他们不仅能制作出多样美观大方的四系壶、小口壶、高足钵、筒形杯、双耳罐，还能制作工艺更为复杂的陶器，如烧煮的陶鬲、蒸煮的陶甑、熏蒸的陶甗、烹煮的陶鼎、盛肉的陶豆。陶器纹饰方面，更趋向于实用的素面陶，或施以附加堆纹，还有的表面施红陶衣。在制作上以手制为主，但慢轮的使用开始增多。手制方法有泥片接筑、泥条盘筑、直接捏制等。那些高台山人、新乐人或是顺山屯人、老虎冲人、湾柳街人，在领略着陶艺器皿所带来的视觉享受的同时，更享受着功能不同的各种陶器在火上所制作出来的人间美味。劳动创造历史，陶艺产生美味，青铜时代的陶器，让4000年前的沈阳人充分体验到了制陶的美好与快乐。

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陶器制作与使用，当以高台山文化最具代表性，它有约4000年的历史，2006年被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台山在沈阳以西约40公里的辽河西岸，南距新民市约8公里，由西高台、腰高台、东高台三座小山组成。最高的西高台山峰海拔106.3米，相对高度约50米，东距腰高台山约1公里。腰高台山东南面是东高台，依次毗邻，山脚之间只一路之隔。这三座小山摆成一道弧线。山脚下缓坡连接绵延的沙丘，沙丘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遗址主要分布在东高台山南面山脚下的高台地上。沈阳市文物管理部门曾于1973年至1980年共进行了5次发掘，结果表明，高台山是一处包含上中下三层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古代遗址。下层属于新乐文化，中层属于偏堡子文化，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而以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为主。其起始年代约与分布于医巫闾山以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大体在夏代至商代早中期。

青铜时代的高台山文化遗址曾发现大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器型有罐、壶、豆、高足钵、鬲、鼎、甗、纺轮等。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多为泥条盘筑，间有泥片接筑，小件器以手捏制。火候较高，陶质坚实，表面多施有红陶衣并磨光，有的可见明显的磨压条痕。口尚多在内侧抹斜成尖唇，有的向外“回泥”形成外叠唇。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但器耳发达。

新乐上层文化出土的陶器也很丰富，以夹砂素面红褐陶为主，典型器物有罐、碗、钵、盆、豆、壶、甑、甗、鼎等，尤其是三足器比较发达，如鼎、甗最为突出。

康平顺山屯遗址也出土了大量陶器，器型有罐、钵、鬲、甑、鼎等。均为夹砂陶，以褐色陶占多数，一般不加纹饰，但磨光精细，器耳特别发达。制作方式以手制为主，少量器物经过轮器修整。

湾柳遗址陶器也比较丰富，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器型主要有罐、碗、盆、壶、杯、勺、豆、钵、瓮、鬲、鼎、甑、甗、纺轮等，不仅器型种类繁多，而且各种器物的形制也比较复杂。以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和压印刺点纹，附加堆纹一般施于器物腰部、颈部和器耳上下方，压印刺点纹则施于器物颈部和器耳上下，以起到加固和装饰作用。湾柳遗址发现的陶器也是耳特别发达，且式样多种。

位于苏家屯区的老虎冲遗址曾清理出灰坑9座，多有陶器出土。其器型主要有罐、壶、甗、纺轮等，以夹砂黑陶和夹砂黑褐陶为主，少量为夹砂红褐陶，均为手制。其器上也是多耳，以横桥耳居多。

二、青铜时代晚期的陶器

青铜时代晚期的沈阳陶器主要发现于郑家洼子遗址、法库石砬子墓葬和新民公主屯后山房址等地。这一时期的制陶业和前期比没有明显的发展，器物组合比较单一，主要以壶、罐和平底陶器为主，其他如豆、碗、钵、盆、鬲、鼎、甗等比较少见。纹饰上不见绳纹，除部分器物上有成组分布的弦纹之外，大多数均是无纹饰的素面陶。与前期不同之处是这时期出现了泥质灰陶。

郑家洼子出土的陶器以黄、红、灰色夹砂陶为主。器型主要有罐、碗、壶、豆、纺轮、网坠等，其中以深腹缸、小口长颈壶、深盘豆最为典型。在6512号墓中出土的3件无耳陶壶，均为泥质灰陶，长颈削肩，器口轮修，其中一件腹上施有弦纹。另有一只陶蛙，生动逼真，为青铜时代陶器中的难见之物。郑家洼子出土的陶器多素面，仅见三角几何纹与人字纹，半环耳比较普遍。

法库石砬子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共发现10余座，出土的陶器有壶、罐、鼎、豆盘等。其中的素面陶壶，带有上翘的横耳，颇为生动而特殊。

1979年，考古部门在新民公主屯后山发现一处青铜时代晚期房址，出土了陶钵和鋬耳罐等，素面无纹，为青铜时代晚期陶器常见之类型。

三、壶在沈阳先民生活中的作用

在沈阳先民的青铜时代陶器制作史上，几乎所有的遗址都有壶的出现，说明壶在当时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铜时代的陶壶与后来意义的壶还不太一样，很少有柄和流或嘴，还只是深腹、敛口，圆形，有系。《说文》云：“昆吾圜器也。”段注：“缶部曰。古者昆吾作匋。壶者，昆吾始为之。聘礼注曰。壶，酒尊也。公羊传注曰。壶，礼器。腹方口圆曰壶。反之曰方壶。有爵饰。”《说文》和段注都认为壶是烧陶人的祖先昆吾发明的。但段注说“壶，酒尊也”，这大概是指青铜器中的壶了。青铜时代陶壶的功能大概不是为了饮酒，还是将其作为常用的炊事用器和盛贮器，人们用它烧水、煮食物，也用它盛液体或粮食。它发明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使人类从原始逐步走向文明。

以沈阳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为主的沈阳青铜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壶是新石器时代很少见到的，这正可说明沈阳先民在饮食文化上的进步。如高台山出土过四系壶、无系壶、圈足壶、小口壶；新民牛营子遗址出土过单柄壶；辽宁大学遗址出土过双层桥形鋬耳壶；湾柳街遗址出土过彩绘壶；于洪区郑家洼子出土过弦纹壶。这些壶或为夹砂红褐陶，或为褐陶，或为红陶；或是手工制作，或是慢轮制作；或是有系，或是有柄；或是短颈，或是高领；或是敞口，或是侈口；或是纹饰彩绘，或是素面磨光，都表现了多样的工艺和形制。

尤为难得的是在郑家洼子遗址中，还出土了泥质灰陶弦纹壶。这件壶证明青铜时代的沈阳人在陶器制作上不仅有了泥质灰陶，而且开始轮制。壶上那一道道清晰而规律的弦纹，说明当时沈阳人的制陶工艺已大大进步。

从沈阳青铜时代遗址中大量陶壶的出现，我们可以想见，4000多年前的沈阳先民，在陶器的制作与使用过程中，已开始分工细化。壶在饮食生活里，不管是实用性，还是观赏性，都已占有重要的位置。

四、高台山“东北第一窑”的发现

在高台山文化层上，曾发现大量陶器个体，其中对于沈阳陶瓷史来说最有价值最令人振奋的则是沈阳乃至“东北第一窑”的发现。

高台山陶窑是1976年发掘时发现的，地点在东高台山脚下高台地上的东南端。此窑室废弃后曾作为灰坑使用，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坑里曾发掘出多件可复原的大件陶器。“窑室平面略呈方形，正南北方向。残长1米，宽1.2米。南部已全部被破坏，不能复原，西北角尚残存高40厘米的红烧土窑室内壁。下面草拌泥窑箅厚约12厘米，均已塌毁，箅孔直径约3厘米。窑底南高北低，有三条放射状烟炱残痕，当为火道，推测或与半坡横穴窑相仿，但箅孔不太靠近周围。” 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陶窑，它在沈阳青铜时代的高台山。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陶窑残址，重要的是为沈阳的陶瓷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相关文献记载，中国目前最早的陶窑是在距今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半坡遗址的陶窑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之分，其结构可分为火口、火膛、窑箅、火道和窑室五个部分。横穴窑的窑室在火膛之侧，火膛呈横长的圆筒状，窑壁周围有几十个火孔，火由火孔中向窑内灌进，以增加窑内的温度。竖穴窑的窑室在火膛之上，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十几个火孔，就像我们的火炉里中间隔离木炭和炭灰之间的隔离层，起着承放陶坯之用。由火口、火膛进来的火焰经火道、箅孔进入窑室。 这说明半坡人在制陶技术上已达到了一定的先进水平。接下来是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也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设计更为先进。与半坡和仰韶文化的陶窑相比，高台山陶窑虽然略晚，规模也显得较小，但这在东北地区已极为难得。它在中国陶瓷史和辽海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BWHofdJ02O/RvY68Ix9BuM58ol4UfWej0XVT9Tp8mnChpoiL/g69pLD99fPmqV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