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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青铜时代的沈阳文化

青铜时代是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初年。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也有早晚之分,沈阳地区的青铜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4000年前至2300年前,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青铜文化距今4000—3100年前,约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末期,晚期距今3100—2300年前,约相当于西周初到燕国设五郡之前。

一、早期青铜文化在沈阳的遗存

当中原文化进入夏、商历史时期,远在东北的沈阳地区先后成长起了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以及康平顺山屯类型、法库湾柳遗存、苏家屯老虎冲遗存等青铜文化。这些文化竞相发展,相互影响,不但延续了沈阳地区的人类历史,同时也使沈阳的青铜文化更加绚丽多姿,呈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繁荣局面。

在沈阳区域里,首先开启青铜时代的是高台山文化。高台山文化遗址发现墓葬140余座,出土了大量石刀、石凿和陶器,还发现了一处窑址。对于高台山文化的来源,一般认为彰武地区的“平安堡二期遗存”是高台山文化的前身,或是认为该遗存对高台山文化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高台山文化的流向,有学者认为其主体文化发展形成了辽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一部分则进入大小凌河流域与其他遗存融合形成了魏营子类型文化。 总之,高台山文化特征鲜明,影响深远,对研究沈阳青铜时代早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青铜时代的高台山文化类型,在沈阳还有新民公主屯后山遗址、法库叶茂台遗址、康平白沙沟遗址等。

新乐上层文化是分布于辽河下游地区的一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因1973年在沈阳新乐遗址(上层)首先发现而得名。至21世纪初,在沈阳地域已发现新乐上层文化遗址40余处。除去新乐遗址,尚有辽宁大学崇山路校区遗址、百鸟公园遗址、炮师千松园遗址、中国刑警学院遗址、道义遗址等。新乐文化遗址在沈阳城区北部第一个高台地上比较集中,大部分都在从北陵、新乐遗址向西经炮师千松园至塔湾一线的东西向黄土岗上和作为浑河故道的新开河北岸。这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青铜时代,延续了近万年的沈阳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和生活聚集地。

新乐上层文化还发现了多处房址与墓葬。如2007年在沈北新区道义正良村发现的青铜时代人类所居住的房址和墓葬。2010年在炮师千松园发现了新乐上层文化环壕聚落遗址,在环壕半环绕的区域内,发现了一个大型房址和五个小型房址。这是青铜时代沈阳先民所居部落环壕址的首次发现。

顺山屯文化类型是1988年首先发现于康平县顺山屯遗址的一个青铜文化类型,主要分布于辽北地区。在顺山屯遗址发现了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和陶器、石器及骨器等遗物。

湾柳遗址位于法库西南丁家房镇湾柳街,1986年和1988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陶器和细石器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鹿首刀、环首刀和斧等10余件青铜器。从文化类型上看,湾柳遗存与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湾柳类型更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老虎冲遗址是在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镇的沈阳市储运公司红砖厂内发现的,因当地人称此地为“老虎冲”而命名。1978和1979年曾两次抢救性发掘,清理出灰坑9座,出土有陶器及木制镰刀等遗物。

沈阳地域所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存,反映了夏商时期沈阳历史的基本轮廓,同时也为进一步分析与探索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态提供了最原始的实物资料,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青铜文明的产生与经济生活的发展

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是青铜器。沈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自然也有青铜器的发现,这是沈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标志,而这些青铜器的类型、数量和特征也反映出了当时的冶铸技术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牧渔猎等经济发展形态和生活质量。

沈阳地域代表早期青铜文化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新乐上层文化遗址、新民大红旗镇、辽中白家村后岗遗址、法库湾柳遗址发现的。如20世纪70年代,在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1件环首刀;在新民大红旗采集到形制风格大体一致的3件青铜管銎斧;在辽中白家村后岗遗址出土了一件三翼銎式铜镞;在皇姑区怒江北街东侧“沈铁居住、商业建筑”用地范围内发现环首刀1件;在康平县医院地点调查发现1件铜环。其中发现最多的是法库湾柳遗址,共有青铜器10件,包括铃首刀、环首刀、鹿首刀、板状斧、直銎斧、管銎斧、青铜镜、青铜钺等。

青铜双钮镜

青铜钺

青铜戚

除青铜器实物标本外,在法库湾柳遗址还发现了3件冶铸青铜器的陶范。陶范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说明沈阳地域当时已经有能力制造青铜器,而不是靠外地输入。

沈阳地区青铜时代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有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种类不是很多,远不及中原同时期青铜器种类丰富,但仍具有地方自身特点,当为地方自己制造。这说明,辽河流域的“北方式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当地青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尤其是法库湾柳和新民大红旗发现的青铜器在冶铸过程中已采用“合范铸造”和“内外范铸造”法,表明其已摆脱了青铜器初期原始落后的铸造方式,技术进步已达到一定程度。

青铜制造技术的进步,自然带动其他手工业的发达。如农业生产用的石制工具,就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镐、石铲、石刀、石镰、石臼、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等。其中在沈阳多处青铜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刀、石斧比较多。如石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半月形、新月形、铲形、长方形等,有的石刀还常见穿孔;石斧有板状长方形、板状梯形、圆柱状、钺形、有肩形等,一般为双面弧刃,通体磨光。当时人用石斧、石锛、石刀等工具种地、砍树,进行农业耕作。而石磨、石棒、石臼、石杵等则是加工谷物的工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已有大致的分工。另外,石器中还有石网坠与石镞等渔猎工具,说明当时的渔猎活动已十分普遍;而石纺轮、陶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说明当时的纺织手工业已十分活跃。

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沈阳地区的先民们依然如新石器时代一样,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中,但房址外围已有了环壕。在与高台山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的彰武平安堡遗址,已发现了地面上修筑的圆形房址。由半地穴进而为地面建筑,在人类居住史上是一个飞跃。平安堡与高台山相距不远,又同属一个文化类型,说明高台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建造地面房屋的技术,且也有能力建造这样的房屋,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罢了。

青铜时代的沈阳人在艺术装饰上已开始不断追求。如在陶器上三足器比较发达,器耳得到充分利用,器型种类多样而丰富。在青铜器上,虽然还难见到如中原一样的大型礼器,只是实用工具,但每一件也是艺术品。如法库湾柳遗址发现的铃首刀、鹿首刀、直銎斧、管銎斧、青铜钺等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图案,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铃首刀柄部装饰三组斜线细鳞纹,鳞纹两端饰三道弦纹及齿纹构成的复杂图案。鹿首刀的鹿首铸造精致,生动逼真,鹿首眼眶外凸,眼球凹入,吻部前突,做张口状,颈上铸弯曲环形角,环角中间铸向上直立双耳。其他如管銎斧等铸造工艺、纹饰图案等亦十分精致。从这些细部特征来看,沈阳夏商时期青铜器的铸造艺术风格具有典型北方系青铜器风格特征。” 青铜时代的沈阳人已开始讲究佩饰物,如考古发现的小石环、陶环、铜环、骨环、斧形石佩、玉饰、蚌饰、牙饰、骨珠、骨笄等饰件,反映了当时人的审美追求,已开始重视自身的装饰与美感了。

青铜时代的沈阳文化已出现占卜习俗。在法库、康平等青铜文化遗址中曾出土数件卜骨,用卜骨进行占卜,证明原始宗教已在沈阳青铜文化早期开始出现。

三、青铜短剑所代表的部落文明

沈阳的青铜时代晚期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晚期,其下限可至“秦开却胡”之前。这个时期的文化主要是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晚期遗存。

沈阳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虽然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青铜时代晚期,当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业从最为辉煌时期开始逐渐走向式微的时候,沈阳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或说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盛期。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时期在沈阳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进步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东北青铜时代晚期青铜器铸造的独立系统。

此时,沈阳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于洪区的郑家洼子遗址,其他如新乐上层遗址、于洪区马贝堡墓葬、沈河区南塔、法库县石砬子村、新民北崴子等都发现了多件青铜器。

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陈列馆的“青铜短剑文化展”

在这些遗址中,郑家洼子出土的青铜器最为丰富。早在1958年和1962年,考古部门已在郑家洼子遗址第一地点铁西区肇工街发现了20余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两件曲刃短剑。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队在对郑家洼子试掘过程中发现了后来标注的6512号墓,只这一座墓葬就出土了铜、陶、石、骨等随葬品共42种797件。其中主要是青铜器,分为兵器、马具和装饰器件,典型遗物有青铜短剑、青铜镞、刀囊、斧囊、刀、斧、凿、镳、衔、节约、管、珠、圆形饰、喇叭形饰、泡饰、镜形饰、双钮镜、簪等700多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墓葬中置于墓主人腰间的一柄曲刃青铜短剑,代表了青铜时代晚期沈阳乃至东北地区青铜短剑文化的最高水平,学者以此称之为“郑家洼子青铜短剑文化类型”。

青铜短剑之一

同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马贝堡墓葬中也出土了曲刃青铜短剑、铜斧、枕状器等遗物18件。在法库县石砬子、沈河区热闹路等地也发现和征集到了数件青铜短剑。

2017年,沈阳市考古研究所在新民市法哈牛镇巴图营子村东一个叫北崴子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人类部落遗址。遗址距蒲河1.3千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这处遗址中发现了青铜时代的2座房址、2个竖穴土坑墓及5处瓮棺墓等,出土了大量夹砂陶片、少量石器和青铜制品,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扇形铜斧石范和一把青铜短剑。因北崴子遗址的文化性质主体是新乐上层文化,因此这把青铜短剑属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是目前沈阳地区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青铜短剑。北崴子青铜短剑的发现,对于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东北系青铜短剑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沈阳地区大量青铜短剑的发现,意义非凡,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从西周到战国时期,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广泛分布的这种以青铜短剑为重要特征的青铜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分布地域较广,文化面貌更具特色,与燕文化关系密切,是燕国境内及相邻的东北地区又一支重要民族文化,这一文化遗存以辽宁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可通称为“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文化”。

青铜时代晚期的沈阳地区除了发现大量青铜器之外,在遗址中还有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证明青铜铸造业的繁荣大大推动了其他手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牧渔猎生产已获得长足的进步。同时出土的青铜装饰类物件,说明当时人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已越来越重视。随着中原地区一些诸侯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沈阳的先民们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部落文明上虽然还略显迟缓,但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dWmmIuAioslt18Ngqof4nFcRX/ZyYuSQYnSL5qoLdqFaPlJJyJUkM0Fx3s7h/R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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