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粉碎“四人帮”后，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心愿，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中共中央相继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公开发表和广泛学习，对调整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发动广大群众努力搞好生产，也起到动员作用。不过，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还无法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首先得到整顿的是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铁路和煤炭运输行业。“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铁路运输堵塞，生产不能正常进行。1975年整顿后情况明显好转，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又急剧恶化。1977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规定了铁路运输的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央于1975年作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仍然要贯彻执行。经过这次会议，混乱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当年，铁路货运日平均装车量从1月份起逐月增加，到4月份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日卸车和煤炭运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977年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会议就要不要抓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等10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澄清是非。同时，国务院还先后召开煤炭、冶金、农业等一系列专业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强调要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生产指挥系统，反对派性，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
通过上述工作，一批趋于瘫痪的企业面貌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经济战线的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从1977年3月起，全国工业总产值逐月增加。到6月份，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上年同期水平；80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已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1977年全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整个国民经济摆脱了急剧滑坡的危险局面。
在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和经济形势初步好转的情况下，全国上下急于挽回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耽搁的建设时光。当时，人们还来不及对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在指导经济建设时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提出“普及大寨县”口号的同时，又根据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的用25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甚至具体规划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要在4年内由40万台增加到80万台。这个计划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基本以手工作业为主，拖拉机的年生产能力只有7万多台。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农业相关的不少部门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又转而影响到工业领域。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4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会议前夕，一些部门负责人头脑发热，华国锋也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向出席会议的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重新提出“跃进”的口号。由于工业生产恢复较快，7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也乐观地指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按照这一估计，各地区、各部门开始按照新的“跃进”的要求进行筹划。
新的“跃进”的蓝图很快被描绘出来。11月24日，国家计委向全国计划会议提交《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其中提出，今后8年，即到1985年，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主要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几个大化肥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到2000年，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粮食总产量由1976年的2850多亿公斤达到6500亿公斤到7500亿公斤，钢产量由2000多万吨达到1.3亿吨到1.5亿吨；在各个生产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或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许多省的工业水平将赶上或超过欧洲的某些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匆匆提出的《汇报要点》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从中不难看出以往经济建设中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华国锋对这个《汇报要点》的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整个设想“是积极的，有雄心壮志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1978年2月，上述计划由华国锋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会后，又通过新闻机构广为宣传。
经济工作中刮起新的冒进之风，使国民经济面临着重蹈1958年“大跃进”覆辙的危险。为实施上述庞大计划，国务院不得不一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基建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追加到415亿元，比1977年增加100多亿元，增长34.5%; 1978年的积累率由1977年的32.3%提高到36.6%，成为1959年之后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高的年份。当时，国民经济刚刚经历十年动乱的大破坏，此时发动这样的“跃进”，就像让一个亟须大修的机器开足马力运转，其后果可想而知。在提出这样的计划时，既没有总结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的教训，更没有吸取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按照这个计划，走的仍将是一条追求高投资、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老路。从短期来看，这套办法只能进一步加剧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失调，给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新的困难；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会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引上一条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