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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积聚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担负国家领导责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各方面的工作要开展，党的自身要清理，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一条正确的方针、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误区中走出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要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随即展开。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接着，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此时发表毛泽东在1956年的这篇讲话，既是表达对他的纪念，也是为揭批“四人帮”提供理论指导。28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要经过三个战役：一、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三、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个部署，在此前后，中央批准转发了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中央和地方报刊均用很大篇幅登载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文章。全国上下迅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同时，中共中央还陆续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加强和保证对党政军重要部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以进一步稳定局势。1976年10月下旬，由耿飚负责的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成立，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3月7日，中央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省份，如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中央对原先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另派得力的同志前去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首先遇到的也是当时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要求为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平反，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前一个问题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呼声。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很快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和当时姚文元指使人歪曲事实炮制关于事件的虚假报道的经过，整理成调查材料报送中央。后一个问题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但反映的是许多干部群众的心愿。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向他及时通报中央的决策，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胡耀邦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0月12日，托人给华国锋带去口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可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然会涉及更深层次、更加敏感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这时不仅国内，国际上也十分关注中国是否会搞“非毛化”，这两个问题处理起来也因而更加棘手。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虽然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决断，但处理这种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全局性问题，需要超乎寻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光、胆识和威望，而这却是他所难以具备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一再要求“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他还就宣传部门的工作明确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提出，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按照这样的宣传方针，对于“四人帮”的批判只能沿袭“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整风的套路，强调批“极右实质”，而不提批极左，即使批也限制在“形左实右”；语言也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四人帮”被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报刊上还一度出现整版的“批邓”文章。对华国锋的颂扬，也有不少过誉之词，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些做法。
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日益显露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1977年初，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再次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更加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表达这种要求的大标语。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也被人们汇编成册，广为散发。面对广大群众的这两项要求，“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最初的文字表达，出现在由汪东兴布置、为华国锋准备的一份会议讲话稿中。1977年1月21日写出的提纲中有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由于原拟召开的会议推迟，这份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就先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2月7日发表了。这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快，这两句话就被概括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夕，一批老同志商议，一定要在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问题。在起草和讨论即将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时，叶剑英提出，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华国锋没有采纳；相反，他在会议开始时特意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这两个敏感的问题。3月13日，陈云不顾限制，在书面发言中直陈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指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并明确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尽管这些发言因与“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而未能收入会议简报，但许多同志在得悉他们发言的内容后都表示赞同。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试图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在“批邓”和“天安门事件”两个问题上，他有所退让，但又想就此止步，以避免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3月14日，他在会上讲话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还说，对待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同时，他又提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天安门事件”，他仍说是“反革命事件”，但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最后，他要人们“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一卷收入了毛泽东从1949年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的表达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也有不少不符合实际的和带有“左”倾错误的内容。此前一周，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5月1日，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文章，再次确认了这种说法，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升为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号召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当党和国家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破坏后，这样的提法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大的疑虑。
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方针议论纷纷，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这样的方针。邓小平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他在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即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赞同，成为大家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两个凡是”。针对华国锋在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矛盾，他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樊篱也就不再是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在“两个凡是”提出不久，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害严重的“左”倾理论观点已开始受到批判。经济理论界先行一步，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撰写文章，反对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反对把强调发展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等。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有关部门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篇好文稿，绝不是“四人帮”所诬蔑的“三株大毒草”。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指导下，陆续就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文章，积极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当时，这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颇有影响，是思想领域的一块活跃的阵地。这一切预示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已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