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上的是非，对“文化大革命”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正确总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对这样一个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邓小平的这个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入了全会公报。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日益确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总结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1979年9月，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夕，党中央组织部分同志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研究、总结，并起草了一份讲话稿。在广泛地征求了党内外意见的基础上，9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叶剑英将要代表党中央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会议认为这个讲话稿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0年是光荣伟大的30年。在这30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短短3年内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在1956年，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犯了扩大化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这17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这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
在这里，叶剑英代表党中央，第一次郑重地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总结，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叶剑英作了初步总结：
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这四条教训，符合实际，切中要害，道出了人们在十年动乱后最深切的感受。在清醒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叶剑英还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因此，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在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实现条件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打破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束缚，指出并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确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也逐步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党中央就着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强调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主题，在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等决定的同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些拨乱反正的重大步骤，为人们打破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工作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文件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先后多次提出意见，对《决议》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0年3月，文件起草小组提出了《决议》的初步设想。3月19日，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三条指导性意见：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对《决议》稿的整体设计提出了意见，并谈了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历史的看法。
6月27日，邓小平对已经形成的《决议》草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指出，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10月，《决议》草稿又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经过20天的讨论，有50多名主要负责人分别就草稿发表了意见。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其中有不少很好的意见，如主张补写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压缩篇幅，突出重点，等等。但也有一些不大正确的意见，如有人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干脆不要写，有的认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还有的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说到底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品质不好，还有的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错误，通通都应该由毛泽东同志一人负责。
针对这些看法，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道，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的会议上也谈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他首先回顾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然后说，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这位自1959年起就受到“左”倾错误长期迫害的老共产党人，在这个时候能够以坦诚、公正的态度来评价毛泽东，使得许多人深受感动。
1981年3月，邓小平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3月24日，陈云对《决议》稿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此意见十分重视，两天后，他把这两条意见向决议起草小组作了转达。在整个3月这段时间里，陈云先后对《决议》稿的修改提出四点建议：一、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三、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四、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
4月7日，邓小平又对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两点看法：一、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了40多位同志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又进行了反复修改。5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历史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设想在党的60周年发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改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决议》稿。
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再次谈了他对稿子的看法。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关于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的问题，在《决议》里面要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这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经过一年多的起草、讨论和反复修改，其中大范围的讨论有四五次，每一次都充分吸取了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集体修改，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终于使多数同志的意见逐步统一起来，实现了起草《决议》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全会认为，《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
《决议》指出，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运动的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证明，这是历史新时期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完全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决议》还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取得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胜利，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对于党在建国以来产生“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之外还因为：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还不够，并且还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以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对于毛泽东思想，《决议》作了充分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在上述组成部分中，贯穿着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甚至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在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的同时，还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一论断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具有重大意义。《决议》还把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为10个主要点：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党。这10条基本经验的总结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已经逐步确立。
十一届六中全会还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且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这次全会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