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八字方针”和国民经济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根据全会决定开始对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进行调整和修改。1979年1月1日和5日，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两次作出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也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重新作了修改。

3月8日，陈云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在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

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明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重新修改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再次就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建议：一、我们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邓小平在会上也强调，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这次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左”的观点，为进一步形成经济调整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我们的党，搞乱了我们的国家，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再加上近两年来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工作搞急了等因素，致使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目前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其他工业、积累和消费、就业机会同就业人口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对于这种失调的比例关系，我们必须集中几年时间加以调整。今后一段经济工作应本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李先念还着重讲了这次调整的指导思想，指出，经济调整工作，要考虑到我们是一个有9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80%以上是农民。我们的国家穷，搞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人民又要改善生活，这就是矛盾；搞现代化，用人少，而我国有大量劳力需要就业，这又是矛盾，如此等等。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次调整的指导思想。

会议经过对李先念讲话的认真讨论，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同20世纪60年代的“八字方针”相比，新的“八字方针”虽然同样侧重于调整，但党中央已经意识到，应当通过这次调整，端正过去那种脱离我国实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从而开始了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基础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新作出的科学定位。同年12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以后考虑到人口增加的因素，这一目标又改为八百美元。这就为中国的发展规定了一个既积极而又脚踏实地、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以往党内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国情的急于求成的错误。

经济调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颁布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保护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绝对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4.8%；对农机、化肥等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两年内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交给农民。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25项政策规定，重点强调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允许社员保留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国家对社队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

上述政策措施使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在其他方面，调整方针的贯彻却遇到了阻力。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急于求成的传统心理，全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调整方针认识不统一，贯彻也不力，致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减下来，该停的没有停，相反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使财政总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结果造成了1979年和1980年两年较高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形势中潜在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

为此，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指出了当前经济形势中潜伏着的严重问题，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并强调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如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因此，要下决心进一步抓好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搞好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同时还提出，今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快，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

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进一步总结，深刻分析了导致比例失调的根源。陈云在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对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李先念在会上强调，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要力求符合实际，大体准确。要注意增产节约，财政收支要真正做到平衡，生产主要应提高产品质量，强调适销对路，特别要讲究经济效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当然，有的方面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如果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

这次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实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紧迫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央作出决定，采取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会后，新的“八字方针”开始得到切实贯彻，经济调整的任务较快地得到落实。1981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实现了大幅度缩减，投资总额从1980年的558.89亿元减少到442.91亿元，减少了21%；财政支出也得到大幅度压缩，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大为缓解。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对农业的加强和农村改革试验取得了成功，从而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了446万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国家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引进技术、交通运输等方面采取了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的方针，从而使轻工业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增长，其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上升。重工业也改变了服务方向，实行面向人民生活，面向轻工业、农业和出口的方针，这就使工业内部结构开始趋于合理。这样，原来严重失调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均得到显著改善。1981年与1978年比较，工农业产值中三者所占的比例，农业由1978年的27.8%上升到1981年的31.5%，轻工业由1978年的31.1%上升到1981年的35.2%，重工业由1978年的41.1%下降到1981年的33.3%。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1年的51.4%，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56.9%下降到1981年的48.6%。积累与消费比例，1978年积累比重占36.5%，消费比重占63.5%; 1979年积累比重占34.6%，消费比重占65.4%; 1980年积累比重占32.4%，消费比重占67.6%; 1981年积累比重占28.3%，消费比重占71.7%。

上述比例关系的变化表明，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过这一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行政性强制手段，靠紧缩开支甚至包括压缩一些必要的开支来实现的，因而是不巩固的。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经济运行还远没有步入正轨。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但是，通过经济调整，全党对“左”的指导思想和旧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而对今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指导方针也比较明确了。因此，在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对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设想和指导方针作了明确表述，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围绕这一目标，国务院提出了10条经济发展方针：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这10条方针，是我国3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可贵探索。

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脚点。 IqroF7dmz8XiyNFlAyUkHTwPRBvexlg7pIN7XRl1v2x0avwqY9gy2oEAGXYVlF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