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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8年9月，叶剑英就建议中央，按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这样一个务虚会之所以必要而且紧迫，是因为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出现的思想分歧，反映出整个理论宣传工作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实际处于一种混乱和迷茫的状态。各种理论观点，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必须坚持，哪些又需要摒弃和批判，一时还难以分辨清楚。这就需要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叶剑英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广泛响应，特别是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为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更不容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整个会议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100多位同志参加，各省、市派一名联络员出席，开到2月15日休会。然后（即春节休假后），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第一阶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阶段以大会为主。会议期间，一些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地方与中央上下呼应、互相交流，对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在讲话中宣布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他就粉碎“四人帮”以来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指出，两年来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深入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澄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是非。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理论宣传战线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置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因此，目前还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一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二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机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随后，与会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胡耀邦所讲的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开展了批评。了解内情的同志专门介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与会同志还对长期影响理论界和人们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还印发了胡乔木在一次会上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发言。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含义不清，不应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现阶段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不都是路线斗争。对这些问题，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研究和探讨。会议讨论了胡乔木的意见，有少数同志表示反对，认为像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不经中央研究决定，就由一个人否定，是不慎重的。但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中央宣传部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报刊上停止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会议期间，与会者还提出一些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并引发激烈争辩。例如，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些问题虽一时难以找到正确答案，但其提出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过程的一部分。这些疑问最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解答。2月15日，会议第一阶段结束。
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一方面，有些人由于仍未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仍然沿用过去“左”的思路看事情想问题，因而，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程度不同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片面地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核心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上街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由于这些人的活动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同时又利用了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煽动性，因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阻断交通等现象，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也影响到党内。极少数人不但不承认这股思潮的危险性，反而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的保护和支持。很显然，这种思潮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会走上歧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无法正确贯彻。
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后一阶段，1979年3月30日，他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首先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接着他又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比如，我们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存在着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歪曲、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
邓小平对这四项基本原则分别作了论述。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去。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个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离开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会上讨论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也作了回答，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不但在理论务虚会，而且在整个党内和社会上都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更加清晰和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起步就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根据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很快击退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与此同时，各地还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使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这就保证了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开展。
理论务虚会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全党又多次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条文。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随后，1981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新闻媒介“要认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公开或在内部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2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8月3日至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批评了理论界、文艺界极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检查了党对思想、文艺战线领导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一系列工作，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得到了加强，从而保证了党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