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及部分曾在中央、地方和军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老同志，共219人。会议出席者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
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提真理标准讨论、指导思想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说，工作重点转移的依据，是由于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应该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新的任务。“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意味着，工作重点转移只是工作阶段的变化，而不是根本指导思想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受此影响，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中，仍然沿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沿用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掩盖了事实真相的“连续十几年大丰收”的总体估价。显然，这样来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那些希望首先解决指导思想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是非的与会同志所不能满意的。
从11月11日的分组讨论开始，有人就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接着，他提出了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党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强烈反响，会议气氛随之活跃。各组发言的重点很快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应尽快平反。
在这种情况下，11月1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经中央批准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出于对“四人帮”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5日，新华社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标题对此作了报道。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广大干部群众为之振奋。随后，河南、浙江、江苏等省委也郑重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期间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会上提出的其他一些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有的同志指出，这些都是过去中央定的，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不然，干部群众会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
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的重大错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处理；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专案组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等等。1978年12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时，又根据大家的意见，增加了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一条。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与会同志顿时感到心情舒畅。大家畅所欲言，思想更加解放。一些同志甚至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也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他们认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对“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说服人。不过，充分讨论和明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此时还不成熟。
在解决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后，会议又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实际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同志批评。不少同志还对在前一段讨论中持消极态度的《红旗》杂志和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提出批评，希望他们赶快端正自己的态度。大家感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明辨是非，工作重点转移就无法顺利进行。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先后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还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在讨论其他议题时，大家也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多年的指导思想及一些方针政策作了认真反思，并大胆提出批评和建议。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以什么思想为指导，这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搞建设，仍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少同志则指出，对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这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指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是党的具体工作的通常性质的转变，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有的同志还对沿用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齐抓”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一提法没有主次，今后应该明确以生产斗争为中心。经过热烈讨论，多数人都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重新认识，从而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开辟了道路。
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时，许多同志对文件回避严峻现实、空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表示强烈不满。他们指出，现在全国有近两亿人，口粮在150公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的人均粮食比1957年还要少。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过去在政策上对农民卡得太死，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有的同志说，不要怕农民富，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大家还提出了不少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建议。陈云在发言中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这些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也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改写。
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时，很多人赞成改革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不少同志看后提议：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这些意见使此前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还对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议论，大家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谈到了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和国家民主建设的建议。
邓小平注视着会议的进程，根据大家的讨论情况和提出的问题，他感到原先准备的讲话稿已不适用，应当更有针对性地讲清楚当前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他亲自写了一份提纲，列出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根据这一提纲，几位同志为他重新起草了讲话稿。
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作了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宣布，会后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叶剑英讲了三条意见：一、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二、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人大常委会要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三、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样一场革命，许多人还准备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所以，“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对半年来全党热烈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作了总结。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
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也是解放思想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关于即将实行的改革，他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他还提出，今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但提出和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此，这篇讲话实际上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闭幕会后，会议继续进行了两天讨论，12月15日，会议结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摆脱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审议通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此前，经过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讨论，与会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共识。据此，全会决定：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今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后，这是党第一次对阶级斗争问题正式作出如此明确的限制和规定，这就从政治上保证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导下，与会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会同志普遍感到，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决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而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改革，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全会公报提出：现在，我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就在实际上使此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使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成为党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开端。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全会提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促进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经过重新改写的文件，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农业的落后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从而在实际上启动了农村的改革。
在审议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全会肯定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意见，提出了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而行的方针，从而开始端正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全会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为一系列重大错案平反和重新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决定；重申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从而开始了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全面清理和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进程。
全会还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等一系列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任务。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都要遵守党的纪律。
在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左”倾错误的同时，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同时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使我们既能够实事求是地去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够客观地尊重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我们的基本立足点。
经过认真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免去汪东兴兼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这些组织上的措施为工作重点转移的顺利实现和全会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可靠保证。虽然这时仍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经济和组织各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党已经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不但开始了党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全面拨乱反正，而且也为党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实现战略转移的同时，党的指导思想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三个根本性转变。这些转变不但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革命，而且还将在世界范围内突破已经落后于时代、日渐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模式，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新理论。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就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创建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经历了29年的历史曲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终于走上了胜利之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实现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标志，就是开创新道路、新理论的起点。从此，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