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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促进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新的探索，而这一新探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我国开始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
从1978年起，中国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状况。这一年，中国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4次出访了8个国家。这些访问不但改善了我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使党和国家的高层对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了解。出访领导人一个共同的强烈感受就是，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大大落后了。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的同志就谈道，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国民经济和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落后。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多数领域落后15年到20年，有些领域相差更多一些。因此，我们要想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如果闭目塞听，不了解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趋势和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无从谈起。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计划。接着，一批国务院的领导及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先后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考察，了解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出访西欧前夕，邓小平特别要求他们，详细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
当中国领导人走出国门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资本主义各国先后遭遇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1974年至197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负增长。7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回升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不仅愿意扩大对华贸易，也愿意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甚至进行投资。
通过出访和考察，这些领导同志不仅看到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我国发展所提供的良机。回国后，他们纷纷向中央建议，要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谷牧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出访情况时特别谈道，西欧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上述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整理成文件，在各部门领导中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世界先进水平的了解，引起人们对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如何总结经验，如何加快建设速度，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这一期间，邓小平多次谈道，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利用，要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世界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同世界先进水平比，我们不但技术落后，而且管理水平低。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这些看法逐渐成为党内领导层的共识。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与会的各部门负责人都提出了加快建设速度的设想，并在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纷纷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议。
几位出访回来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国家计委提出了积极扩大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口岸的建议；机械工业部提出了要把引进新技术同国内管理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的主张；国家劳动总局提出了改革工资制度，切实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意见；胡乔木在发言中列举了单纯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提出这种方法“应当缩小到十分必要的范围，而最大量的经济工作应当由政府行政的范围转入企业经营的范围，企业本身也要尽量缩小纯粹行政方法的管理，扩大依靠经济手段的管理”
。
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李先念明确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主张。他结合历史经验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
。他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
9月30日，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个讲话。
这次务虚会后不久，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将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又讲道，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
在上述思想酝酿的推动下，1978年这一年，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虽然在引进工作中存在着急于求成倾向，但引进的这些项目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起点。如上海宝山钢铁厂成套设备的引进，使我们能学到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并将使我国钢铁工业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思想上的酝酿和实践上的尝试都表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