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军事形势也发生剧变。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打破了原有军事格局的平衡，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场以微电子化、数字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军事革命蓬勃兴起，这场军事革命导致了战争的形态、作战的样式和各国武装力量的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质量取胜的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主要潮流。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了迅速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新的历史环境要求我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依然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同时必须在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1990年12月，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不久，就在总参召开的一次重要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五句话构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涵盖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内容。这是对1981年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的继承和发展。

贯彻落实新时期建军的总要求的最重要一环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全军各项工作的首位。

中共十四大后，军委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重申发扬老红军的传统，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全军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使广大官兵加强了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中共十五大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军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学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了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军委和总政治部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中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政治思想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的决议和规定，全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紧紧围绕着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切实掌握部队，不断增强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自觉性坚定性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搞好理论武装和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全面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在打牢部队建设基础等方面下功夫、花气力、抓落实。

从十四大到2001年，全军举办各类理论学习班近万期，团以上干部有85%得到轮训。基层官兵则在“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的活动中涌现出6万个（次）先进连队，360万人（次）的优秀士兵。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障了军队建设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进步。

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制定后，还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提出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有无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关系到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之后不久即提出这样的观点：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就不能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曾先后三次提出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即1956年提出的“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战略方针，1964年提出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1985年提出的“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其中特别是在邓小平指导下，第三次提出的战略方针，适应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新一届军委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根据最新的国际军事形势的变化再次调整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对于这个问题，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提了出来。1992年11月9日，在一次军队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要密切注视和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

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军委于当年12月召开了军事战略问题座谈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对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归纳：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次座谈会后，总参谋部根据军委的意图又组织了多次调研，军委常委会也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统一了认识。

1993年初，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在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新时期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即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在军队建设总要求和军事战略总方针的指引下，以“打得赢”“不变质”为方向，以质量建军、科技强军为目标，中央军委领导全军对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改革。其中较为重大的动作有：以成立总装备部为标志的我军统帅机构的改革；以一切为了“打赢”为目的的教育训练的改革；以三军联勤为标志的我军后勤保障体制的改革；继20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之后再次裁减员额50万；果断停止军队、武警经商和经营性生产等。

199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正式成立，这是对我军统帅机关结构进行的重大改革，长期以来我军统帅机关由三总部组成的构架变成了由四个总部组成。“总装”的组建意味着在新的军事战略方针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武器装备的研制改良。武器装备是“打赢”的物质基础，“总装”的成立对于加强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的领导，统一管理，通盘运筹具有重大意义。

为解决军队实际需要与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矛盾，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了非常精辟的思想：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加快搞出几手使敌人害怕的撒手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经过10年的努力，我军在主战坦克、海军舰艇、作战飞机等主要兵器上实现了更新换代，在某些导弹和反隐形技术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在航天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在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军的教育训练进行了多项有力度的改革。

为了培养重要军事人才，军委对全军的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为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需要，培育科技强军的人才，新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理工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五所综合大学。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也跳出了过去单一化的途径，逐步走出一条由自己培训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路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0余所高等学校承担了为军队培养干部的任务，每年向军队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根据2002年的统计，全军已有博士、硕士以上学历的干部2.6万多人。作战部队军、师、团三级领导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88%、90%、75%，全军具有大专学历以上文化程度的军官比例为71.8%。

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裁减军队员额，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宣布，在80年代裁减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军队建设自身的内部规律作出的。

人民解放军经过1985年以后的百万大裁军，仍有300多万的总兵力（含文职人员）。这个数量显然还是偏高的，但大规模的裁军受到军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裁军50万正是坚定、稳妥减少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具体安排。它带来的后效将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减少，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军的体制和质量建设都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总体战斗力必然随之得到加强。到2002年，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包括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保持在250万以内 。

从2000年1月1日起，我军开始实施三军联勤的保障体制，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体制一直实行三军自成体系的供给模式，这种条块分割的保障体系与现代战争、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明显不相适应。联勤是现代化军队建设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军事大国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时至今日仍在探索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也曾经设想过我军实现联勤的保障机制，后因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实现。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军委的领导下，新一轮联勤机制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展开，改革的目标朝着后勤保障体系与作战部队相配套，与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相适应，集运输、救护、供应、维修于一体，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保障体系方向努力。经过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经过1996年的三军东海大演习和1998年的三江抗洪实践，到1999年进入到方案论证阶段。新千年伊始，联勤体制正式出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全军已形成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的新型保障体制。

与此同时，为减轻军队办社会的包袱，经过在850多个单位进行试点，后勤社会化保障的改革也已全面展开，到2002年，全军已有1500多个食堂交给地方服务保障机构承办，1000多个军人服务社纳入社会商业体系，1800多个营院不同程度实行了物业管理，近300个保障性企业和农场移交国家和地方，共减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30多万人 。

后勤保障的改革正沿着向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方向发展。这一成功的突破预示着我军的后勤保障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跨越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服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一直在过紧日子。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一段时期内，军队和武警普遍开展了经营性生产和经商活动，所得经费大部用在改善部队的生活和工作训练条件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负面的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是分散了各级领导抓工作的注意力并助长了不正之风。

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后不久就指出，军队应该吃“皇粮”。为此，军委采取措施，逐步收缩和清理军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最终按照统一部署，在1998年7月，停止了一切经商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军队和武警将数以千计经营性企业和经贸公司移交地方或撤销。各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体现了军队服从大局、令行禁止的一贯良好作风。

军队和武警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之后，为了保障部队的生活，特别是基层官兵的生活不受影响，为他们安心服役、献身国防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家拨出了巨额专款。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在经费的使用上坚持向作战部队、边防部队、基层倾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投入了16亿多元，实施驻边远艰苦地区部队生活设施配套治理工程，许多边防哨所和高原、海岛部队住上了制式营房，吃上了新鲜蔬菜，洗上了热水澡，看上了电视。部队非经营性的农副业生产，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在实施“菜篮子”工程中，全军有一半以上的连队主要副食品供应自给率达到70%，有相当一批单位基本实现了肉菜自给。为了改善基层官兵的文化生活，各总部还专门拨出经费大力改善基层文化设施，推动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

除上述改革之外，人民解放军还进行了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队住房制度、军人保险制度、军队院校体制和作战指挥体制等一系列改革。

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给部队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军委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特别强调依法治军的重要性。除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传统的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战斗条令）进行重新修订外，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还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条令。包括国防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专门法律；制定了征兵工作条例、国防交通条例、司令部条例、政治部工作条例、后勤条例、武器装备管理条例等1000多项军事法规。而四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制定的相应规章更多达2000余件。

全军官兵在连续完成了3个五年普法规划后，又于2001年普遍开展了第4个五年普法教育。在普法教育中，以军事法规为重点，全军对法律常识进行了广泛的学习。许多部队基层单位在普法的过程中，还开展了法律咨询活动，帮助广大官兵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学会使用法律手段维护军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在学法、维法、用法的过程中自觉增强法制观念。世纪之交，军队和国防建设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军队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有力保障和促进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训练、驻防、抢险、受阅等重要活动中，用实际行动出色地接受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检验。

1993年春，总参谋部向全军下达了全军军事训练改革的三年任务，目标是全军各军兵种实现训练场与高技术战场的接轨。此后，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练兵热潮，各部队根据高科技环境下的战场要求，改革传统的训练方法，努力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作战手段和样式带到训练实践中去检验、改进。

1995年，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猖狂活动，造成了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为了回击“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挑衅行为，显示中国人民捍卫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军委指挥了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7月18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发布了导弹发射演习的公告。我军第二炮兵所属部队从21日至26日连续发射6枚地对地导弹，六发六中。紧接着，8月15日至25日大规模军事演习又拉开第二幕，我军诸兵种联合在东海规定海域及其上空进行了若干波次的导弹火炮实弹射击。进入10月，人民海军所辖各兵种又进行了有红蓝双方对抗背景的实兵演习。11月下旬，南京战区所辖的陆海空三军再次在闽南沿海举行了一次联合登陆作战演习。至此，1995年一年之内，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96年3月5日，新华社再次受权发布公告：从3月8日至15日，我军将进行新一轮的演习。我第二炮兵某部在接到命令后快速集结，快速开进，快速发射，从内陆省份境内把4枚导弹精确地打到预定的海域，再一次强烈震慑了“台独”分子。3月18日至25日演习进入高潮，从东海到南海，两场大规模的演习几乎同时展开。从夺取制海制空权到电子战的全面压制，从万船齐发的登陆场面到垂直空降机降的纵深占领，从逐点清除的精确打击到排山倒海的火力压制，演习再次展现了几年来我军在“打赢”方针的指引下，战略战术、训练装备、整体素质各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统一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世纪之交，人民解放军的训练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北京附近地区组织了一次高科技军事大演兵，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了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

2001年春夏季节，南京、广州军区部队分别组织了以联合登陆作战为背景的实兵演习，演练了诸军兵种联合登陆作战的协同方法，总结了联合训练、陆军部队两栖训练、国防后备力量快速动员训练等方面的一整套训练、保障和管理经验。总部机关还相应组织了联合战役空军指挥演练、登陆和山地作战训练以及联合突防方法研讨，并探索了网电一体战的特点和作战样式。

1997年，新组建的驻港部队以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顺利完成接管香港防务的任务。这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为了迎接香港的回归，搞好香港防区的接管事宜，1991年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香港驻军准备工作领导小组，迟浩田上将和张万年上将先后担任过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初，军委下达组建驻港部队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人民解放军从具有光荣传统的各部之中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组建新的部队。1994年10月25日，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正式成立。

1997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江泽民正式发布驻港部队进驻的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有关规定，命令你们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于1997年7月1日零时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

根据这一命令，驻港部队的先头分队于6月30日22时25分抵达香港添马舰军营，7月1日零时整正式接管防务。6时，驻港部队主力从空中、海上、陆地同时开进香港，时值风雨大作，开进途中的陆军车队上，官兵军容严整，岿然不动。在4万多夹道欢迎的香港市民面前一展人民军队的风采。

1989年以来，在新一届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部队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重点工程建设，投身西部大开发，承担了大量急难险重任务，共参加和支援地方交通、通信、水电等工程建设9000多项，参加重大抢险救灾120多次。

特别是1998年夏季，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北方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出现了罕见的持续强降雨，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突然袭击了这些地区的广大平原、村镇和城市。特大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流域内的工业、农业、能源基地和数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高度关注抗洪抢险斗争，紧急调动和部署军队、武警投入抗洪抢险，使之成为夺取这场斗争胜利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在抗洪抢险中，共调动了30多万部队官兵投入到第一线，形成和平时期少有的大规模用兵。

在抗洪抢险中，人民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均表现出优异的领导素质，其间有110多位少将以上的将军活跃在第一线。南京军区更有1500多名师团一级的指挥员不分昼夜奋战在最关键的地段。一些年轻的官兵还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战，抗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1998年抗洪的胜利，其意义最终超出了抗洪抢险本身，抗洪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财富、一种象征。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可以说是对近10年来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次综合考评与展示。为了搞好世纪大阅兵，部队专门在首都附近的军用机场建立了阅兵村，从全军各个军兵种抽调出来的精兵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提前近一年汇集到这里。分列式训练是极其艰苦的，进入阅兵村的战士平均每人走坏了5双皮鞋。分列式的训练也是科学的，为了解决世纪大阅兵带来的心理压力，部队专门请来了体育研究所的专家带着心理测试仪来到阅兵村。徒步方队和汽车方队的行进也依靠计算机等高科技仪器来检测校验。

苦练、精练加巧练的最后结果是，10月1日受阅部队25个车辆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百米单车误差全部控制在0.2秒，距离误差控制在0.02米。9个机种、15个机型、132架飞机编成的10个空中梯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从不同空域“米秒不差”地同时临空，这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度，为世界阅兵史所罕见。

在迈向21世纪的征途上，全军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针，围绕着“打得赢”“不变质”的中心任务，奋发图强，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广大官兵的军政素质大为提高，在复杂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8LLNifhhHXv24tjQR6pIPAEYgTsOcEoNtDCfAH+T3EfBG5tm2A2+iQBpGTn2Lw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