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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断了亚洲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这场金融危机持续了两三年之久，不仅沉重打击了亚洲的经济，而且影响波及全球。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泰国是这场金融危机的首发地。多年以来，泰国一直保持着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在一派繁荣之下却隐藏着危机。事发前夕，泰国外债已超过1000亿美元，外汇收支逆差达国民生产总值的8%，房地产业、股票市场泡沫严重，国内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国际金融炒家看准时机，从1997年5月起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央行无力支撑，不得不于7月2日宣布放弃实施14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当日，泰铢与美元的汇价下跌20%，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在东南亚蔓延。7月11日，菲律宾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随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本国货币实行贬值。8月以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陆续遭到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在祖国内地的有力支持下，坚决捍卫港元，击退了进攻，保持了7.8港元兑换1美元的联系汇率，但股市和楼市大跌，并引起纽约股市的大波动。台湾当局力图捍卫汇市，放弃股市任其大跌，但在付出了60多亿美元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未能守住新台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而被迫实行浮动汇率。
经过半年左右的剧烈震荡，金融危机的后果初步显现出来。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属于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外贬值达50%以上，有的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政局动荡。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所受损失相对较小，但新加坡元、日元、新台币汇率也下跌了10%～20%。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又连续发生4次金融危机，卢布暴跌。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汇合在一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这场震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有一段缓冲时间，可以相对从容地加以应对，这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这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中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从1993年6月至1997年初，经过3年多的努力，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物价涨幅明显回落，“软着陆”成功实现。同时，我国连续3年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国家外汇储备从212亿美元增至1399亿美元，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外汇资产至少还有800亿美元。这些都在客观上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我国领导人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并较早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强调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我国始终注意保持利用外资和外债的合理结构和增长速度。到1997年底，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3200多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1/3，借用外债占1/3。在外债额中，中长期债务占88%，短期债务仅占12%，每年还债不到10%，压力不大。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国领导人担心的主要不是外来的风险，而是内部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例如，针对较长时间银行资金以各种方式违规流入股市，助长股市投机行为，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1997年6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并从7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以限制。可以说，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已预先启动了一些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
最后，中国金融市场基本上没有对外开放，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我国外汇市场的开放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1994年初，汇率双轨制改为单一汇率制是第一步，1996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是第二步，人民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均可兑换是第三步。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是，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要符合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监管水平的提高。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还不具备，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其资本项目仍受到严格管理。我国的股市除B股外，不允许外资进入，这使得国际投机者无法对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发动直接攻击。
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我国领导人和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和警惕。这场危机刚刚爆发，我国金融部门就编写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江泽民亲自题写书名，并作了批语。当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为加强组织保障，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领导小组组长，党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当年年底，国内经济界、理论界、安全部门多次联合举行研讨会，研讨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与会者普遍强调，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仅仅保障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已经不够了。
1998年5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七次法制讲座上发表讲话。他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金融风波，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合作越来越广泛，竞争日趋复杂激烈，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渗透难以避免。我们只有沉着应对，趋利避害，才能掌握主动权。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是要把经济工作做好，以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认真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结，引以为鉴，搞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经济上受到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承受的压力很大。这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减缓，有的国家甚至呈负增长，对外需求萎缩，对我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也相应减少。同时，亚洲国家货币竞相贬值，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在欧、美、日、中东市场的竞争力，挤占了我国出口商品在那些地区的市场份额。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外贸出口增幅呈逐季下降趋势，对亚洲国家的出口降幅为10%～40%。
二、我国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原来外销的产品被迫转为内销；同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贬值后，其商品价格下降，在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加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商品还通过走私大量流入，扰乱了我国进口市场的秩序。
三、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遇到困难。我国的外商投资80%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国。而这次金融危机使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大多数上市公司受到沉重打击，市值缩水三至五成，中小企业的实力也大打折扣。由于资产缩水，本币贬值，贷款紧缩，融资能力下降，其对外投资不得不大大收缩。
四、对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亦产生不利影响。金融危机使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劳务承包公司遭受巨额损失，并使得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严重萎缩。
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和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下，人民币承受了巨大的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不变，会不会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下也随着贬值，中国原来提出的1998年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是否还能实现，这不仅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一时也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注的焦点。
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个问题上，国内经济界、理论界一度出现过不同意见。主张人民币贬值的主要理由是非此不能保证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口对我国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个百分点。有人担心，不采取人民币贬值措施以保证出口，就很难实现1998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经过慎重研讨和反复论证后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业已发生的严峻情况下，采取人民币贬值措施对促进出口作用不大，而且代价高昂。人民币如果对外贬值，港币也会被迫贬值，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就会进入新一轮的货币大贬值，这将加重亚洲的经济衰退，甚至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同时，中国正在推进金融等改革，主动让人民币贬值，将使1994年汇率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增加中国的债务负担，损害外商投资利益，还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信誉损失和负面的心理影响。而即使人民币不贬值，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同东亚和东南亚相比，我国出口产品仍可占有一定优势。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高储蓄率的良好态势，也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于是，在决策部门中很快形成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共识。
1997年11月底，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专访时表示，中国决不会采取让人民币对外贬值的对策来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人民币不贬值。
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郑重宣布：“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这是中国政府对国际国内的郑重承诺。此后，针对外国媒体关于人民币即将贬值的猜测和流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副行长、对外经贸部部长、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等多次发表讲话，反复阐明人民币不贬值的根据，贬值于己于人都不利的道理。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促进亚洲经济走出困境、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确保经济的适度和快速增长，成为1998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
1998年初，面对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中央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的应对总方针，作出了扩大内需、积极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等重大决策。同年下半年，针对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力度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中央又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对策。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努力增加出口。其主要内容是加大各级政府对外贸工作的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扩大商品的出口渠道。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准许一切有条件的企业申请自营出口权，准许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可以经营本企业产品，而且还可以经营其他产品。发展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积极扩大对欧盟、美国、加拿大、中东市场的出口。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增加产品技术含量，降低出口成本。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上调退税率。
第二，适应形势变化，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更加积极地吸引外资。事实上，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良好的外资流入比刺激出口更为重要。在看到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巨大的市场容量之后，外商重新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也有了新的突破。我国对外资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数额也出现较大增长。政府推动跨国公司与国内大型企业合作，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外资进行资产重组，允许私营企业吸收外资加以发展，对能提供先进、急需、适用技术的合营项目允许扩大内销比例，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给予优惠政策。国家对在规定范围内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第三，积极扩大内需，这是保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扩大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在投资领域，项目和资金的落实主要依靠国家。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增加发行1000亿元国债。这笔巨额国债主要投向四个方面：一是盖粮库，以解决我国约有2/3的粮食露天存放的问题。二是建公路，增发的国债相当部分将投入交通建设。按照规划，我国到2003年将形成一个南北、东西贯通的高速公路网架。三是修水利。用于水利建设的投资达200多亿元，是一般年份的4至5倍。四是建电网，以改变我国许多边远地区电价过高，制约家用电器在农村普及的状况，并最终实现城乡同网同价。这些措施对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采取适当金融手段促进增长，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紧缩。这项政策要求既坚持贷款条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也要支持经济有一个适度的发展。二是进行金融机构改革。撤销了人民银行31个省级分行和下属分支机构，建立9家跨省区分行及下属中心支行和县级支行的新管理体制。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通过兼并、收购、债转股、关闭和破产等方式，化解了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四是加大外汇管理执法力度，查处骗购外汇，取缔非法外汇交易，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五是调低利率。根据市场情况决定利率水平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1998年3月和7月两次降低人民币存款、贷款利率。通过降息，降低了企业贷款利息，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也推动了居民将存款转入消费和投资。9月间，又降低了美元存款利率，拉近了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利息差，有效地遏制了套汇及外汇黑市。
第五，严厉打击走私。党中央作出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决策和军队、武警部队及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在缉私体制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海关缉私警察队伍，实行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双重垂直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的体制，并给缉私队伍增添新式装备。这项决定明确了海关缉私的责任和权力，对打击走私犯罪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集中力量查禁法人走私，在重点走私地区和海域狠狠打击走私团伙，迅速扭转了走私猖獗的状况，对推动进口和海关税收的回升起到重要作用。
面对20世纪末出现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果断采取措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良好，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基本实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全国财政收入9583亿元，比上年增长13.9%；财政支出107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7%；全年进出口总额3240亿美元，比上年虽略有下降，但其中出口18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0.5%，外贸顺差达436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1547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97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实际增长5.8%；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实际增长4.3%。
此外，人民币汇率不仅保持了稳定，而且稳中有升，到1998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8.278元人民币，比1997年末升值9个基本点。全年全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9846家，虽比上年下降5.7%，但新签合同外资金额521.32亿美元，扭转了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大幅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增幅为2.2%；实际利用外资456亿美元，增长0.7%。全年海关收入917.3亿元，扣除各种政策性退税38.3亿元，净收入879亿元，比上年增加25.9亿元，创海关税收历年最好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仅海关查获的走私就达7328起，案值137亿元。
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不仅是亚洲经济的一个奇迹，也是全球经济中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