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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是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和学者沈括的代表性著作。沈括（1031—1095），字存中，晚年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他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曾祖父沈曾庆曾经供职于大理寺，祖父也是饱学之士，学问德行闻名于乡里，但是还未来得及走入仕途就去世了。父亲沈周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先后做过十三任地方官，有着不错的政绩和声望，深受地方士民爱戴。沈周去世后，王安石曾经为他撰写墓志铭，铭文中对他作出了“廉静宽慎，貌和而内有守”
的高度评价。
沈括所处的时代，正值宋学勃兴。宋学的根本特质在于冲破了传统章句之学的束缚，而以通经致用为宗旨，所以其倡导者多有审视旧学、大胆怀疑的气质，在诠释儒家典籍时，往往自抒心得，在探讨经学义理时，善于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体现出浓厚的务实作风。尤其是范仲淹、欧阳修等宋学代表人物，追求“内圣外王”，注重个人的自我修炼与国家实现王道致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激发了士人关注国家政治和社稷民生的热情，从而为宋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与此相应的是，宋学及其倡导者往往重视钻研实学，对社会自然、天文地理无不充满着探索欲望，知识群体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普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氛围。
沈括正是在这种家世背景和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期的沈括跟随父亲宦游各地，目睹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见识了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知识见闻逐渐丰富。随着年龄的增长，沈括开始涉猎不少有关实学的书籍，对各个领域的知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沈括曾经短暂地寓居在其舅父许洞家中，潜心读书。许洞为当时知名的军事理论家，在许洞的影响下，沈括阅读了不少军事著作，对军事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又如，沈括因为读书用力过勤，身体虚弱，患了眼疾和肩颈方面的疾病，他就在读书之余，开始学医，尤其留意收集各种民间医方，这些医方后来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梦溪笔谈》和《苏沈内翰良方》中。总之，沈括对实学的留心与钻研，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掌握了多学科知识的饱学之士，为日后参与国家的改革、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沈周去世后，沈括于至和元年（1054）以父荫入仕，出任海州沭阳县主簿。他在任期间，还曾代理县令，主持沭水疏浚工程，成功地将实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初步展现了他在地方治理上的才华。这次疏浚工程的业绩，引起了上级官员张蒭的关注。沈括在为官的同时，还坚持参加科举考试，并于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治平二年（1065），沈括被张蒭推荐入朝，进入昭文馆校理图书。任职昭文馆期间，沈括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天文历算之学，因此，当朝廷决定详定浑天仪时，沈括毫不意外地参与其中。天文历法是当时国家层面最为重视的实学，也是国家实行改革变法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之一，可以视为熙宁变法的前奏。熙宁四年（1071），沈括受到宋神宗和变法主导者王安石的器重。由于沈括有河流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又有天文历算的造诣，因此他先后奉命主持汴河疏浚工程，兼任提举司天监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沈括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实学方面的才华，获得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信任与青睐。熙宁七年（1074），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这一职务与他入仕前在军事上的热情非常吻合，于是他又将精力投入军事和国防，深研战阵和边地防御工事，改良兵器，成绩斐然。熙宁八年（1075），沈括奉命出使辽国，凭借自己的才智与胆识，议定了两国边界，为北宋争取了利益。熙宁九年（1076），沈括升任权三司使，掌管北宋最高的财政机构，主持盐法和钞法的改革，这也是沈括仕途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沈括对王安石强势推动的“免役法”在态度上表现出微妙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在王安石主政时，沈括对“免役法”仅主张“减下户役钱”
，而王安石罢相之后，沈括向宰相吴充提出“差雇并行”的主张，与此前的主张有较大差异，被蔡确等反对者以“首鼠乖剌”
“前后反覆”
等名目进行弹劾，最终出贬为宣州知州。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出于信任，命沈括经略边境鄜延，以抵御西夏侵扰。沈括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边防实践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后来朝廷派给事中徐禧前去节制，二人在制定横山战略时，在边境筑城的选址上产生了分歧，沈括没能坚持己见，导致元丰五年（1082）兵败永乐，被贬为筠州团练副使。自此以后，沈括不再被重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改任朝散郎，沈括借机隐退，将主要精力用于整理毕生著述，彻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六年以后，沈括卒于润州梦溪园，享年六十五岁。
根据宋元时期的文献记载可知，《梦溪笔谈》原名《笔谈》，直到南宋末年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开始加“梦溪”二字。沈括一生的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而《梦溪笔谈》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奠定他在科技史上地位的著作。对于《梦溪笔谈》的写作时间，后世学者有着不同意见，如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认为，该书完成于元祐元年（1086）；胡道静认为写作于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李裕民则认为该书写作于元丰六年（1083）至元祐八年（1093）之间。但是，上述无论哪种推断，都认同《梦溪笔谈》的写作是在元丰五年（1082）兵败永乐被贬之后开始的。
从沈括的生平经历可以见出，他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干家。从进入仕途开始，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期望有所建树。然而，沈括实在不算是性格强硬的政治家，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激烈的国家变法大背景下，他甚至显得有一些软弱，导致他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面前，难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他在仕途中受挫的主要原因。沈括因兵败永乐被贬筠州，安置在随州，行动受限。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汉东楼》：“野草黏天雨未休，客心自冷不关秋。寨西便是猿啼处，满目伤心悔上楼。”
诗歌气氛凄冷，托寓痕迹明显，以“雨未休”影射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悔上楼”暗指自己后悔进入仕途，以“心冷”指自己在政治挫折中变得心灰意冷。这种心态与他意欲在仕途中一展才华、实现抱负的人生预设背道而驰。然而，沈括显然并不甘心在消沉中结束自己的一生，秉持着对人生“三不朽”的执着追求，既然不能立功以济当世，那就立言以传后世。正是在这一时期，沈括开始了《梦溪笔谈》的写作。沈括在自序中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也就是说，《梦溪笔谈》是在闲暇、静思、自省的背景下完成的一部回忆录式的笔记体著作，书中所记录的，多是沈括在工作、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交流时的所思所想。从书籍的现有文本来看，沈括的思想火花，无不充溢着基于智慧的自信，例如，他相信自己所推崇的石油及其副产品“后必大行于世”（《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自己创制的“十二气历”虽在当世受到攻击，但预言“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补笔谈》补第十卷后七件）。这种自信的表露，除了沈括对这些思想、学说深信不疑外，还有借此舒泄政治失意之愤懑、证明自己社会价值的意味。此外，《梦溪笔谈》的内容呈现方式并不像典型的学术著作那样具有系统性和严密的论证结构，而是由漫笔式的片段内容组合而成，很好地平衡了思想性和可读性。但它又不像传统的笔记那样随意散漫，而是将所记之事进行分类编排，这种分类的观念大概是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类书的影响。
《梦溪笔谈》的内容极为丰富，沈括按照宋人的分类方式，将所记之事分为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还是人文科学方面的探讨，《梦溪笔谈》都可以视为沈括“经世济用”思想的综合呈现。沈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也全面展示了北宋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梦溪笔谈》的内容整体上呈现出“经世济用”的特征，而最大的亮点在于，书中关于科技的内容多达200余条，占据全书三分之一，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建筑等众多学科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在古代笔记体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广受国内外学者的瞩目。例如，卷七《象数一》中，作者通过月亮盈亏的现象，得出月应为球体的结论；通过地、月、日运行中的位置关系，解释日食和月食发生的基本原理；通过观测和推演，计算出了黄道与月道之间的夹角。卷十八《技艺》中有几条关于数学的记载，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关于“棋局都数”的计算，是古代数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同卷在介绍宋代印刷术时，详细记录了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字模制造到排版、印刷的工序，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载活字印刷术的珍贵史料。卷二十四《杂志一》记载了北宋人使用指南针的几种方法，并指出了指南针“微偏东，不全南”的磁偏角现象，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同卷又有关于石油的记载，“石油”的名称便从此而来。沈括还将石油燃烧的“石烟”制作成墨，并在群众中进行推广，以期减少人们对树木的砍伐。沈括还预言石油“后必大行于世”，是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同卷中还有关于流水侵蚀与地貌关系的探讨，沈括认为，雁荡山独特的岩石地貌是大水冲刷所致，并由此推断成皋、陕西等地“立土动及百尺”，也是由侵蚀所致。此类观点，西方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出现。正因为如此，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称赞《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除开科技方面的成就外，《梦溪笔谈》在人文科学方面的记载也是广博而引人注目的。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衡量，这些内容包含了制度、历史、财政、军事、外交、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反映的学科知识也极为丰富，观点也时有独到之处。例如，《梦溪笔谈》关于音乐的条目共有51条，内容涉及乐理、曲调、节奏、乐器、表演、传承各个层面，是沈括一生对古今音乐进行潜心研究的结晶。他对古代燕乐的记载最多，研究也最深，《梦溪笔谈》是古代唯一正确记载北宋燕乐二十八调的史料，日本学者岸边成雄认为，这些史料是研究唐代燕乐二十八调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外，沈括提出了“乐有志，声有容”（《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的观点，即音乐都有其精神层面的主题内核，而这种抽象的内核可以通过人声、乐器等具象的音乐语言进行呈现和传达。反过来讲，人声与器乐必须将音乐的精神内核融化到表演中去，才能称作高水平的呈现。这已经触及了宋代音乐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民族音乐的美学传统。再如，《梦溪笔谈》集中记载和探讨了宋代一些制度沿革方面的史料，既能够补充宋史的阙遗，又可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沈括利用担任权三司使的职务便利，查阅档案，详考财政制度，指出已被当时的人们混淆的“三说法”与“三分法”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三说法”是商人向边境输送粮草的三种方法，即博籴、便籴、直便；“三分法”则是商人输送粮草后，国家支付相应款项时的三种构成，即现金、杂货和茶叶。通过辨析，沈括高度称赞“三说法”，认为可以提高商人输送粮草的积极性，稳定边地粮草价格，同时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此类人文科学方面的记载和讨论很多，难以一一列举。
《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经典著作，不仅是当代人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首先，《梦溪笔谈》所载北宋时期的科技、人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是毋庸置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在面对以《梦溪笔谈》为代表的科学文化遗产时，要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我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受到“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只有与自己的历史切割，紧跟西方才有未来。这是一种危险的观念。诚然，我国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与西方科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深入人心的今天，中西方在科学领域的联系更是日益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有可无，相反，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观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所需要关切和强化的。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周围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主张站在自然的角度去审视社会问题，开展人类活动，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又如，《梦溪笔谈》在对科学进行浓墨重彩的记述时，还体现出人文关怀，注重人的情感、伦理、道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因而在沈括的科学思维中，又蕴含着对人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关怀。这些对当代人具有启示意义的观念与精神，就蕴含在《梦溪笔谈》这样的古代著作中，等待着我们去充分发掘。
其次，在科学技术并不受重视的古代，通过传统取士制度进入仕途的沈括，是怎样让自己在灿若群星的文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以科学家的身份为当时的国家变革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对当代学人仍然极具启发意义。从根本上说，沈括之所以得以在政治生涯中崭露头角，施展自己的才华，在于他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亟待改革与创新人才的重大需求高度契合。沈括青年时期所生活的时代，正值北宋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诸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时期，沈括在学生时代跟随父亲沈周宦游四方，耳闻目睹了当时的诸多社会问题，因而激发了他对经世之学的关注。在寓居舅氏家期间，他饱读兵书，为日后在仕途中施展才华奠定了基础。沈括仕途中的大部分时间与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相始终，其身上闪现的敏锐洞察力、革新精神和务实作风，很快受到神宗与王安石的关注和青睐，因此，不少与变法相关的重要事务，如汴河的疏浚、郊祀礼仪的改革、司天监的整顿、两浙水利的兴修、盐法与钞法的改革、军政与边防的整饬、保甲法的落实等，沈括都深度参与其中。在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时，沈括能够做到不蹈袭古人成说，理性客观地审视问题本身，注重实证观测的结果，很多时候甚至亲自动手实验，且善于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转化，这些都是作为一名改革、创新人才的宝贵素养。有了这些素养的加持，沈括才可能真正做到“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并尽可能融会贯通，进而生发出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凡的联想力，让自己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跨学科通才。沈括虽然因为性格的原因，在政治生涯晚期受到挫折，但作为富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他身上具备的优秀品质，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对今天的我们仍然能释放出榜样的力量。
最后，沈括的科学与人文实践及其结晶《梦溪笔谈》也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关于技术应用与科学理论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从整体上看，《梦溪笔谈》所记载的科技与人文事象，都带有比较浓厚的“经世济用”色彩，即沈括最为关注的是，事象本身对他所处的“当下”有无应用价值，是否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观念本身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透过事象去探究其背后规律的意识，即便有再多“经世济用”的实践作支撑，对作为经验而存在的事象本身的探讨，也很难完成由现象到本质、由具体到抽象、由事理到原理的升华，从而实现由技术到科学的演进。李约瑟在对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大为叹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其主题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对人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能在近代中国发生？“李约瑟之问”尽管引发了基于各个层面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但无论如何，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虽然不乏新奇的创造发明和技术应用，但这些发明和技术应用的落脚点是为了达成事功，即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为了追求和发现更高层面的普遍真理，将技术发明上升到具有系统理论高度的“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让整个社会具有持久的创新能力，更不可能演化为工业革命。当前，我国已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技术创新和应用固然重要，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恐怕才是让创新获得持久驱动力的根本所在。这是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沈括写作《梦溪笔谈》的时间大约在元丰六年（1083）至元祐八年（1093）之间。从北宋《诗话总龟前集》《皇朝事实类苑》等书的征引、摘录情况来看，《梦溪笔谈》至少在成书后不久便开始传抄甚至版印传世，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了。
《梦溪笔谈》的通行版本为二十六卷，但据后世学者推测，该书的初定本可能为三十卷，二十六卷本是基于三十卷本的重编本。这一猜测的主要依据是旧本《补笔谈》
标记“补某卷几件”，直到第三十卷才结束。这种推测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补笔谈》不仅标记了“补某卷几件”，而且均标注了所补篇目在该卷中的“前”“中”“后”等位置，显然不是转抄自他书对《梦溪笔谈》的征引，而是根据三十卷本原书对二十六卷本进行的辑补。此外，笔者还根据《补笔谈》对部分卷次、卷名的标注，以及相应条目的内容，对三十卷本的卷次、卷名进行了复原的尝试，结果表明，三十卷本与二十六卷本相比，门类均为十七门，但《乐律》《象数》各多出一卷，《权智》多出二卷，《药议》多出一卷，《艺文》则少一卷。明崇祯年间马元调未考虑三十卷与二十六卷的分并情况，虽认为《补笔谈》“为旧本无疑”，但又直接以《补笔谈》所标卷次对照二十六卷本的卷次，导致出现混乱，故云“今以其书考之，多不合”。
三十卷本大约在宋代以后已经散佚。直至清末，藏书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一种抄本《梦溪笔谈》三十卷，附存《补笔谈》《续笔谈》，从傅氏所述避讳特征上看，该书可能是照宋本系统中的版本过录的。根据藏印可知，该书自乾嘉以来，曾在江苏、湖南辗转递藏。
然而，三十卷本自成书以后，从未见有书目著录，为什么会骤现于千百年之后？其中的可疑之处不少。若说是抄书者有意拆分二十六卷本，以合《补笔谈》标示的三十卷之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此书如今已不知所踪，无从验证，姑且阙疑待考。
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笔谈》二十六卷”，为现存书目中最早记载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的。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刊行的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附有汤修年跋，称“此书公库旧有之，往往贸易以充郡帑”，可知扬州公库曾经在乾道之前刊刻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以牟利，但无法证实这种公库本与晁公武所见是否同一版本。公库本、扬州州学刊本今均不存，但后者成为元明时期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的祖本。现存最早根据扬州州学刊本重刻的《梦溪笔谈》当属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该本半页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孤本。
明清以来，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的刻本众多，其中明刻本都是在宋乾道本和元大德本的基础上重刻的。据统计，现存的明刻本不下十种，较有代表性的为弘治八年（1495）徐珤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沈儆炌延津刻本、万历间商濬刻《稗海》本、崇祯三年（1630）毛氏汲古阁汇刻《津逮秘书》本、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刻本等。此外，尚有版刻信息缺失的明黑口阔版两种、明白口阔版一种、明黑口狭版一种。徐本出自家藏旧抄本，也是商本的底本；沈本是以元大德本为底本重刻的。马本称以宋乾道本为底本，但仔细考察其文本后可以发现，马本与上述明代白口阔版高度一致，而这种白口阔版，又是更早出现的明代黑口阔版的覆刻本，且对黑口阔版中的部分文字进行了剜改和剜补。马本的行款也由十二行减为九行，与“字画悉照宋刻”“悉遵宋本缮写翻刻”
的标榜相矛盾，所以不太可能是覆宋本。相对而言，这种作为白口阔版底本的黑口阔版，由于有自署“海岳”的人留下的批语，言及成化、弘治间所亲历之事，因此它存在的时间大约与徐本相当，是明代二十六卷本中较早的一种版本。这种黑口阔版在明清时期也常被收藏家认定为宋刻本，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黄丕烈甚至称其为“赝宋本”，现当代学者为谨慎起见，改称“明覆宋本”。然而，真正的宋刻本，明清时已散佚不传，版式特征不明，所谓“覆宋本”之称，也应是值得商榷的。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本在清代以来的刻本亦有十种左右，较有影响的有嘉庆十年（1805）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光绪十一年（1885）詅痴簃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关唐氏成都刻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陶福祥爱庐本及民国十七年（1928）渭南严氏刻本。此外又有版本信息不完整的乾隆间刻本、清三槐堂刻本、清末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等。在这些版本中，张本是直承毛本而来，陶本、唐本和严本则均以马本为底本重刻，三槐堂刻本于牌记页镂刻“汲古阁原本”字样，但正文实为马本的覆刻本。从总体上看，清代以来二十六卷本的底本大抵不出明刻本，但在重刻时多有校勘，整体质量明显优于明刻本，呈现出“后出转精”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刻本，在清代逐渐传播至海外，如沈本的藏馆有日本内阁文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马本的馆藏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韩国东亚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毛本的藏馆有法国国家图书馆等，陶本的藏馆有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学者藤原道一以毛本为底本进行了活字翻印（即日本採珍堂木活字本），在日本流传。这种版本传播使得《梦溪笔谈》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欧美和日本关于《梦溪笔谈》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各种外文译本也相继出现。
下面谈一谈《补笔谈》和《续笔谈》的情况。现存文献中，最早著录《补笔谈》的是明代初年的《文渊阁书目》，而《续笔谈》则首见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两者均为单行本，纂辑者不详。但从内容上看，《补笔谈》是根据三十卷本《梦溪笔谈》对后出的二十六卷本进行的辑补，而《续笔谈》则是在《补笔谈》基础上对二十六卷本的再次补遗。因此可以判断，《补笔谈》《续笔谈》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南宋中期或更早的时间，且《补笔谈》的出现早于《续笔谈》。《续笔谈》仅十一条，未标所属卷次，也未标示类目。《补笔谈》首先由明代后期学者陈继儒根据旧抄本进行订正，刻入《宝颜堂秘笈·汇集》中，分上下二卷，二十一篇，每篇以卷为单位，题曰“补第几卷几件”，且明确标注每件（即每条）在三十卷本某卷的“前、中、后”等大致位置。由于《梦溪笔谈》本身的巨大影响力，此次《补笔谈》的刊行，轰动了当时的学界，明末钟人杰、张遂辰将其收入《唐宋丛书》中，《稗海》的后印本进一步将《补笔谈》《续笔谈》单独收入丛书中，其中《补笔谈》由二卷合为一卷。崇祯年间，马元调刊刻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时，将《补笔谈》《续笔谈》附于书后，首次将三者合为一书，且删改《补笔谈》原有的篇题，“尽去所补卷第及前、中、后件之名，而悉以原书十七目从事”
，由二卷重编为三卷，加上《续笔谈》，似乎有合二十六卷为三十卷之数的意图。清代以后通行的《梦溪笔谈》，多附《补笔谈》和《续笔谈》，且大多以马元调重编本为底本，但这种对《补笔谈》进行重编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不但改变了旧本原貌，而且还不利于回溯三十卷本的原有卷次。
此次整理以清嘉庆间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此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以毛本为底本，而毛本虽未明言其版本来源，但从卷首仅有沈括自序、卷末附乾道二年汤修年跋文来看，其底本应是出自宋乾道本系统。张本在毛本的基础上，纠正了其中显在的讹误，刊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张本所附《补笔谈》《续笔谈》以《稗海》所收为底本，而《稗海》本不仅保存了旧本原貌，而且对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汇集》所收《续笔谈》因版面损坏导致的文字阙遗进行了恢复，质量较底本有很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