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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年（636），姚思廉继其父亲姚察遗志完成《梁书》编纂，南朝萧梁的历史伴随着南北统一正式凝定成官方正史叙事。《梁书·文学传》勾勒了庾肩吾、何逊等二十几位以文名进取的士人群像，进而编织出梁代文坛面貌，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亦被姚思廉纳入其中。
刘勰，字彦和，史载其为东莞莒县人（今山东日照莒县），然如杨明照所考，《梁书》所载地域为刘勰家族故里，而非其成长之籍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晋明帝立侨郡南东莞于南徐州，其州郡治所为京口（今江苏镇江），故刘勰一家实际是住在京口。
刘勰一生历宋、齐、梁三代，命途坎坷。他家世微寒，其祖父刘灵真无任何官职记录，仅书为“宋司空秀之弟”（《梁书·刘勰传》）。虽然《梁书》将刘勰一脉视作刘宋重臣之亲族，但此说是否属实一直颇有争议。《宋书·刘秀之传》中并无刘灵真的相关内容，李延寿亦在《南史》中删去了这条记录。现代学者王元化、程天祜、牟世金皆认同刘勰祖辈与刘秀之无关。其父刘尚，任刘宋越骑校尉。这是一个掌管京师驻军的四品武职，《宋书·百官志》载此官职“秩二千石”
。刘尚职级不算低，但并非清流要职。同时由于他去世较早，刘勰年少家贫，境遇困顿。
在刘勰的时代，门阀政治是社会的核心底色，高门士族凭借门荫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那么何为高门？一来家族任官世系绵长，先辈亲属地位尊崇，为家族谋得可以世袭的爵位；二来家族为官世系虽不长，但是近世亲属在当朝获得高位，属新兴之秀，贴近皇权核心。即一流门第或有先世达官，或有当朝显贵，显然，这些人生开局的优渥条件刘勰都不具备。其祖父无论与显赫的刘秀之是否有关系，都只是一个未曾任官的人物。而父亲刘尚看似品级不低，但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正如《通典》所云：“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
品级并不是衡量职官地位的唯一标准，刘尚的官职是高门士族所不屑的浊官武职。可见，亲无显贵、父亲早亡的刘勰，其门第实属微寒。
面对这样的家世，刘勰“笃志好学”，并选择了一条依托佛法山林的生存进取途径。史载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梁书·刘勰传》）。依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刘勰二十四岁前后入定林寺跟随僧祐，然而并未真正出家，此时约为南齐永明八年（490）。
齐武帝永明时代是南朝社会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在以战乱为主色的南北朝时期，这个相对承平的环境也孕育了繁荣的文学文化。皇族萧氏出身次等士族，在人才选任方向上倾向寒门子弟，同时，太子萧长懋与其弟竟陵王萧子良等未来的皇权代表好风雅、喜文学，好集宾客。因此，寒门子弟凭借个人文采进入权力中心的可能性增加。永明五年（487），萧子良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当时士人纷纷依附萧子良。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这些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皆云集在竟陵王西邸。他们身份各异，既有王融这种琅琊王氏的嫡系贵公子，也有任昉、沈约这些次等士族，他们皆以文学之才而备受亲待。可见，当时萧子良等皇室宗亲集团是士人们走近权力中心、积累名望的重要依凭。
而正值青春壮年的刘勰，面对永明时代政治集团的蓬勃机遇，却选择了定林寺。一入寺门，就是十余年。
南齐皇室尊崇佛法，对待高僧更是礼敬有加。定林寺位于都城建康的钟山（今南京紫金山），这里不仅是南朝高僧修行的寺院，更是公卿名流云集之所。僧柔在齐武帝和萧子良诸王的征召下，最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
，萧长懋兄弟俩“并服膺入室”向僧柔求道问学。所以，都城寺院中的高僧往往与权贵阶层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刘勰所依的僧祐就是一位才学和名望兼具的僧人。著名的佛教文献《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皆是僧祐主持编纂。如同当时的诸多高僧一样，僧祐也备受皇室亲善，永明十年竟陵王就请僧祐讲律。从上面这些线索推断，刘勰入定林寺依托僧祐，或许是希望凭借佛教高僧获得接近权力阶层的机会。
永明四年（486），刘孝标出使北魏归来，听说竟陵王萧子良博招学士，意图求职，但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
。拥有显著外交政绩的刘孝标都未能进入核心集团，可见仕进不易。这一旁证也可说明，对于无依无靠的刘勰来说，依托定林寺是仕进相对可行的出路和捷径。
刘勰或许是出于一种功利目的投奔定林寺，但是十余年中，他协助僧祐完成经藏整理工作，也沉浸到佛理等知识的学习中。他博通经论，作文章也长于佛理，《出三藏记集》的编纂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刘勰经历了南齐一朝的由盛转衰，由承平变混乱，依旧没能获得入仕的机会，他流传千古的《文心雕龙》也写作于这段蛰伏时期。
齐梁易代，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终于入仕，“起家奉朝请”，此时的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后刘勰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据杨明照考，萧宏天监三年（504）进号中军将军，刘勰应在此之后任职。
记室属于宗王幕僚，主要负责章表书奏等公文的写作工作，担任此职的多为饱学之士。萧宏喜好佛学，曾尊僧祐为师，或许了解过刘勰的文学才能，故请为记室。后刘勰迁车骑仓曹参军。仓曹参军，主要掌管粮廪俸禄、厨膳、出纳市易等事务。杨明《刘勰评传》认为他是在车骑将军王茂府中任职，时间大致是天监八年（509）四月以后。
此后刘勰又出任地方长官，任太末县令，史称其“政有清绩”。天监十一年（512）以后，刘勰任南康王萧绩记室，同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东宫通事舍人官秩很低，仅为一班，故以七班的皇子府记室兼领此职务，但因贴近储君集团，此官实为清贵之职。刘勰任此职多年，也深受太子萧统礼遇。有学者认为萧统《昭明文选》的编纂体例是受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影响的。
天监十七年（518），刘勰上表建言祭祀事宜受梁武帝认可，迁步兵校尉兼东宫舍人。此官与皇子府记室同为七班，为宫内禁卫军武职，意味着君王亲信身份。这应该是刘勰最贴近权力中心的时刻，所任虽非显赫，但也算亲近皇帝与太子的职务，然而刘勰仕途也止步于此了。
据牟世金《年谱》考，刘勰任步兵校尉后不久，即奉诏“与沙门慧震于定林寺修撰佛经”。
梁武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崇佛皇帝。从情理上讲，若顺利完成官方撰经任务，刘勰很可能将受到礼敬佛法的梁武帝提拔。而他却在功毕之时“燔鬓发以自誓”（《梁书·刘勰传》），正式上书请求出家，自此变服改名，法号慧地，于寺中终老余生。刘勰一生未婚娶，年少时为求功名捷径进入定林寺，晚年却在仕进之时回到青灯古佛旁，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纵观刘勰生平，生卒年不详，出身寒微，父母早亡，半生无闻，出仕非显，一生坎坷艰辛。唯有一部《文心雕龙》立言不朽，声传百代，今人得以于千载之后瞥见那个托居定林寺的年轻人的志向与文采，这或许是刘勰充满遗憾、困顿的人生中最得慰藉的余音和终章吧。
《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而这样一部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意图与文学主张离不开永明时代的塑造。
永明文学最典型的标签就是提倡声律美学。“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又“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
在中华传统诵诗音韵基础上，同时受佛教译经的影响，周颙等人总结出四声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平仄对仗规则，并将这套规则应用到诗文的书写中。如沈约就强调声律美感，即“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重视声音上的错落有致、唇吻流利。永明文学的革新意味着将文本的声、韵、调作为评判标准，讲求“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这是以情志、文辞为核心的传统美学未曾关注到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永明声律的审美革新，其本质是对前代文化权威的挑战与颠覆。
永明之前，“谢灵运体”是影响极大的文学范式，其体文辞富艳颇得美誉。而沈约等永明文人开启了以声律“商榷前藻”的批评方式，使谢灵运诗文因好用双声叠韵落得“疏慢阐缓”之讥。
自衣冠南渡以来，高门士族以“洛阳声咏”为尊，反对“楚言”，从声音层面设定出了一种文化权威，高门子弟多注重语音学习来展现地位、区分寒族。如羊戎说话好为双声，武人出身的王玄谟不识音韵。可见，永明声律的革新是一场由高门士族、新兴士族以及皇室宗亲共同主导的文化运动，以期树立新的审美标准，掌握文化话语。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受到永明新声的深刻影响。刘勰转译经文，整理佛典，具有极强的音韵素养。同时，四声说的代表人物周颙和庄严旻都与僧祐关系极深，是定林寺的常客。《文心雕龙·声律》篇认可并总结了永明声律的成果，其中的观点和立场几乎与沈约等人一致。黄侃曾说：“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嗟乎！学贵随时，人忌介立，舍人亦诚有不得已者乎！”
黄侃虽感慨刘勰迎合时风权贵的动机，但其文受到永明风气影响是无疑的。
其次，永明时期骈文的创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更加重视用典的精工切要。傅亮是刘宋时期著名的文笔之臣，其诏令奏议皆有典雅美誉，但是其文藻不像永明以后那般精致繁富。王融的文章以文藻富丽为名，其最负盛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被评为“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
，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由各种典故连接而成，潜气内转，极少用虚词转折递进，多以典故内部的纷繁含义推进论说。这样的骈体书写在当时影响深远并且地位极高，《南齐书·王融传》就记载了北魏士人久闻《曲水诗序》盛名的故事。著名的文笔大家任昉也经历了永明时期。用典细密且自然融通是他书写的一大特点，总览其所作文章，用典来源丰富多样，措辞裁剪巧妙，对仗工整，这些形式技巧共同构建出了骈文的华词丽藻。
骈体的文辞形态在永明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被今人视为叠床架屋的手法在当时代表着华丽的精英美学。刘勰《文心雕龙》亦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书写的，除了其文本身用骈体写就，书中《丽辞》《镕裁》《比兴》《事类》等篇章皆是针对当时文学新变而进行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并非一味地迎合永明新风，刘勰拥有强烈的弘扬文道的理想。他亦批评时弊，认为时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近体之文过分追求新奇藻饰，文章体格卑下，因此他主张创作立足儒家根本，为文征圣宗经，以经书正统的笔法纠正时弊。
永明时代，文学集团十分活跃且政治色彩浓郁，士族与政要以文学为旗号形成了一种供需关系。宗室重臣以文章技能为筛选条件，拉拢特定士族势力；士族各阶层则通过倚靠皇族勋贵获得进取机会。自东晋以来，南朝高门大族垄断文学权力，“好属文”成为其家族的重要传统，而新兴的次级士族为争夺话语权也多习文。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不仅寄托个人的文学理想，同时也有表达立场、展示才能的政治意图。《梁书》本传载《文心雕龙》完成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但当时沈约“贵盛，无由自达”，刘勰只能“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此事辛酸无奈，但也说明了他著书的功利进取之意。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全书以儒典为基调，对南齐之前中国历代文学的特点、发展脉络进行了精当的总结和批评。同时涉及各类文体的书写评述。此书是现存最早、体系最完整的古代文论著作。
《文心雕龙》共有五十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刘勰个人著书的说明介绍，全书三万七千余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书中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目。主要回答两方面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作的基础是什么？该部分统论文道并传达根本立场，即以儒家经典为文学源头，以六经作为书写典范。
从第六《明诗》到第二十五《书记》，刘勰称其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此部分所论囊括三十多种文体，既有诗、赋、乐府等有韵之文，也有诏策、奏议、书启、史传等实用文章。对于每一类文体，刘勰皆溯本索源，解释文体的功能，选取代表作家作品，以此论定文体的书写范式。《文心雕龙》第一部分提出“宗经”原则，第二部分则从诸文体的实践中贯彻“取镕经意”，在分体文学史中纠正“文体讹滥”的时弊。
从第二十六《神思》到第四十九《程器》，刘勰称其为“割情析采”，即讨论文章写作原则与技巧。参考詹锳的梳理，其中又涉及三个方面，其一，《神思》至《镕裁》七篇属于创作论，“笼圈条贯”归纳基本的文学理论，为文人提供理论指导；其二，《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于修辞手法的讨论；其三，《养气》至《程器》八篇则关注文人修养和社会品评。
《文心雕龙》逻辑严谨，内容丰富，观点精审。如针对晋宋文学之变所提出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面对曹丕曹植之优劣而提出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等等，诸多论点皆影响深远。全书贯彻“圣人矩矱”论文评文，从抽象到具体，陶铸出一个由道至文、由文显人的庞大自洽体系。万奇指出贯穿全书的内在理路是“道→圣→文（经）→体→术”，可谓“首尾一体”。
《文心雕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藏，此书虽然诞生于南齐之时，所论为千年前的文章之道，但时至今日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是我们回归中华文学传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对《文心雕龙》的研读，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
我国诗文传统源远流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评体系和审美范式。同时，文论材料所及范围相当广泛，除了集部文献之外，还有大量只言片语散布在经、史、子诸部。因此，中国传统文论并不单是文学审美的简单表达，而是一种更加宏大的文化意识。中国传统文论中诸如“气”“道”“神”等概念与哲学思想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中国传统文论侧重对阅读感受的阐释，而不太关注书写体式等具象化的逻辑内容，因此，产生了诸如“富艳”“绮靡”“清华”等大量感官性的专有词汇。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一直被诟病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
20世纪初，郭绍虞等学人受到英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引入西方文论模式，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20世纪初是我国摆脱封建残余、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是故诸多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被打破重构，西体中用“开眼看世界”，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然而世界环境是运动发展的，若从学术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在移植西方文论体系时存在削足适履之弊端。在新时代的历史需求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这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凝聚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本国语境的文学话语体系。而严谨且科学的学术研究需要可靠的文献支撑，《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现存最早且最系统的文论著作，其在文学范畴、术语、命题等研究方面皆具有非凡的典范意义。
在新时代下，我们构建中国传统文论体系亟须解决的一个难点就是阐释大量“玄而又玄”的术语词汇。《文心雕龙》因其宏大全面的书写体例，吸纳了丰富的评论术语，并能提供创作实践的具体例证，这为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文献支持。其中如神思、风骨、文气等概念均非孤立存在，而在书中均可以找到相互对应的文本案例，因此可以说，《文心雕龙》是我们进入文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抓手。
同时，《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也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国文学史的本质与脉络。《文心雕龙》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贯彻自先秦以来的儒家文学概念。其对文本的评价不停留在纯粹情致的审美上，同时也关注文本的社会功能，这些基本立场皆是与西方文论龃龉、矛盾的方面。正因如此，在纯文学审美式的西方文学体系下，我国传统语境中的诸多文体被排斥在了文学史书写之外。诸如奏议、诏策等曾是“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在现代却鲜少提及，纯文学观念逐渐遮蔽了传统文学丰富的内涵。因此，理解《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实有利于开阔中国文学研究视野。在新时代重审《文心雕龙》，或许能为中华传统文化事业提供一块关于文学理论的闪耀拼图。
《文心雕龙》版本众多，写抄本、单刻本、音注本、评注本等种类多样，现选取代表版本简述如下。
敦煌唐写本残卷，现存卷二至卷十四，草体字，册叶装，一页二十行至二十二行不等，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敦煌旧物，现藏大英博物馆。
元至正十五年（1355）刊本，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此本是《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刊于嘉兴郡学，卷首有钱惟善序。中缝上鱼尾之上计字数，下鱼尾之下记刻工杨青、谢茂等姓名。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明弘治冯允中刊本，共十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弘治十七年（1504）刻于吴门，卷首有冯允中《重刊文心雕龙序》，卷第十末刻“吴人杨凤缮写”六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中缝中记卷次。此为明代最早刻本。
明嘉靖汪一元刊本，共十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嘉靖十九年（1540）刻于新安，卷首有新安方元祯序，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下栏右有刻工姓名。
明嘉靖佘诲刻本，共十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卷首有佘诲《刻文心雕龙序》，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
明万历张之象本，共十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万历七年（1579）刻，卷首有张之象序，后附《梁书》刘勰本传，半叶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每卷末有校者姓名。万历张本不止一刻，详细可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附录。
明万历王惟俭训故本，《文心雕龙训故》共十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卷首有王氏序，后附《南史·刘勰传》、凡例，卷末有杨慎与张含书，并王氏识语，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卷末注写刻人姓名。
明梅庆生万历四十年（1612）本，共十卷，现藏台湾省图书馆。卷首有曹学佺、顾起元、冯允中、方元祯、程宽、叶联芳、乐应奎、佘诲八家序。卷末附刻都穆、朱谋
跋文。半叶九行十八字。
明陈长卿覆刻梅庆生天启二年（1622）校定本，共十卷，现藏哈佛大学图书馆。卷端书为“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侧下方有“古吴陈长卿梓”字样。卷首有宋瑴隶书顾起元序，后附目录、《文心雕龙》雠校姓氏、音注雠校姓氏、杨慎与张含书、梅庆生识语、都穆跋文、朱谋
跋文、《梁书》刘勰本传、凡例。半叶九行十八字。
清乾隆六年（1741）姚培谦养素堂本，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卷端刻题名“文心雕龙辑注”，侧刻“养素堂藏板”，卷首有黄叔琳序，后附例言五条，《文心雕龙》原校姓氏、《南史》本传。每卷卷首有黄叔琳辑注与参订人姓名，每卷末有校者姓名。每半叶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刻有卷次、篇名及页码，天头有黄叔琳评语，黄叔琳注文双行附正文后。
清道光两广节署本，共十卷，朱墨套印，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陕西省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藏本。卷首有黄叔琳序，序末有纪昀朱批注文。后附例言六条、《南史》本传、《文心雕龙》元校姓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天头有黄叔琳、纪昀评。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刻有卷次、篇名、页码，黄叔琳注文双行，附正文后。
清张松孙辑注本，共十卷，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现藏哈佛大学图书馆。卷首有张松孙序，序后为凡例八条、《梁书·刘勰传》、杨慎与张含书并梅氏识语、元校姓氏（沿用黄本）及目录。每半叶九行十八字，黄注多所削删，双行附于正文当句下。此本虽参照梅氏天启本、黄氏辑注本刊，但间有不同。
其中乾隆六年养素堂黄叔琳辑注本是《文心雕龙》清中叶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杨明照评此本“嗣后覆刻甚多，其佳者几于乱真”。黄氏辑注本不仅拥有丰富的注文，便于后世读者理解，同时正文严谨，参校多方，吸纳了明代诸如王惟俭、杨慎等人校勘注释的成果，亦参考了何焯的评述意见，是《文心雕龙》诸版本的集大成者。今天熟知的范文澜、杨明照等人的校注本皆以此本为基础，可谓影响深远。当然，此本也有疏漏之处，纪昀评：“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其注文如“偏枯”，仅仅以索隐“偏枯”字句为注，仍未解其意。另外，其中校语多沿用梅氏本原文，或并非黄氏亲见原本而得。但不可否认的是，黄氏辑注本仍是目前“龙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