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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序并注
【疏】
正义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汉初，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至刘炫遂以《古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按《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又按《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畜，养也。《释名》云：“孝，好也。”《周书·谥法》：“至顺曰孝。”总而言之，道常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怠之义也。《尔雅》曰：“善父母为孝。”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为曾参虽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于闲居，因得侍坐，参起问于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寻绎再三，将未为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斯则修《春秋》、撰《孝经》，孔子之志、行也。何为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余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答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
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余章广而成之，非一问一答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道本，非
答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
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修之？且三起曾参侍坐与之别，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故假言乘闲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于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以终，欲言其圣道莫大于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于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争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杨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参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答乎？假使独与参言，言毕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极，夫子所撰也。而《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斯皆误本其文，致兹乖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郑玄之《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其言虽则不然，其意颇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
，独假曾子为言，以参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万行俱备，称为人圣，则凡圣无不孝也。而家有三恶，舜称大孝，龙逢、比干忠名独彰，君不明也；孝己
、伯奇之
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虽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于古而独得之于今者与？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为得。其作经年，先儒以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为证，则作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案《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先后言之，明《孝经》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钩命决》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孝经》之作在《春秋》后也。
〇“御”者，按《大戴礼·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然则“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辔之御刚马也。《家语》亦有此文，是以秦、汉以来，以“御”为至尊之称。又蔡邕《独断》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至于器物制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
〇“制”者，裁剪述作之谓也。故《左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谓之“制”。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制”也。玄宗，唐弟六帝也，讳隆基
，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时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谥曰明
孝皇帝，庙号玄宗。开元十年制经序并注。
〇“序”者，按《诗·颂》云“继序思不忘”，《毛传》云：“序，绪也。”又《释诂》云：“叙，绪也。”是序与叙音义同。郭璞云：“又为端绪。”然则此言“序”者，举一经之端绪耳。
〇“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释经指，使义理著明也。言非但制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近古皆谓康成。而晋、魏之朝无有此说。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晋末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至魏、齐则立学官，著在
律令。盖由虏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经非郑玄所注，其验有十二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至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注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注《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大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
》《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
》《释废疾》《发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所言，更为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
《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玄碑铭，具载诸所注笺驳
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簿
》“《周易》《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玄”。至于《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注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
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师有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玄所注特
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叙《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无《孝经》，唯范晔书有《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注书，好发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经注》者，其验十二也。以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
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甚
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
于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故开元七年敕议之际，刘子玄等议以为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焕发，校其短长，必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作，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玄，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虽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
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时，有
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案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
，严亲严兄，妻子臣妾
，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连上
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
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
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衣就功
，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徒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与郑氏所云‘分别五土
，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优劣悬殊，曾何等级！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而废郑注，理实未可，请准令式，《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诏郑注仍旧行用，《孔传》亦存。是时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奏议排子玄，令诸儒对定，司马贞与学生郗常等十人尽非子玄，卒从诸儒之说。至十年，上自注《孝经》，颁于天下，卒以十八章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