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字上下，且经文文辞简明，易于理解。但其传承之复杂、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十三经”中其余诸经，其思想辐射面及社会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还在其余诸经之上。

关于《孝经》的成书年代，学界主流看法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时期。两条较为清晰直接的证据来自约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前后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察微》引《孝经·诸侯章》文字云“《孝经》曰：‘高而不危……而和其民人’” ，此与今传《孝经·诸侯章》文字基本相同，又《吕氏春秋·孝行览》“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句，虽未明言引自《孝经》，但其文字基本同于今传《孝经·天子章》文句，仅个别语词稍异。

关于《孝经》的作者，自汉代起便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影响较大之说法有五：一、孔子（《汉书·艺文志》、《白虎通义·五经》、郑玄《六艺论》、《孝经钩命决》、《孝经援神契》等）；二、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三、曾门后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胡寅等）；四、孔子门人或曰七十子之徒（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毛奇龄《孝经问》、《四库总目提要》等）；五、后人附会之作（朱熹《孝经刊误》、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

《孝经》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存在今文、古文两个系统。今文《孝经》为汉初河间人颜芝之子颜贞所献，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凡十八章，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一篇，十八章” 。西汉末，刘向以今、古文本相校，去其繁惑，定为十八章。古文《孝经》据传出自孔子故居壁中，因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共分二十二章，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根据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古文《孝经》相比今文《孝经》多出的四章分别是：自《庶人章》中分出《孝平章》，自《圣治章》中分出《父母生绩章》和《孝优劣章》，又多出《闺门》一章二十二字（“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可见，古文、今文《孝经》区别不大。

西汉时，传今文《孝经》者有长孙氏、江翁、后苍、翼奉、张禹五家，传古文《孝经》者仅孔安国。至东汉时，则有郑氏注今文《孝经》，马融注古文《孝经》。至于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今文《孝经》郑氏注和古文《孝经》孔氏传，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并非郑玄和孔安国所作。

自汉以后，今、古文《孝经》传承逐渐开始分流，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南齐、陈、北魏、北齐、北周都仅仅设置《孝经》郑氏注（即今文《孝经》之学）于学官。而萧梁及隋均曾兼置今文《孝经》郑注和古文《孝经》孔传于学官。

唐承隋绪，《孝经》郑注本、孔传本长时间并行于世，另有皇侃义疏较受重视。至唐开元七年（719），唐玄宗诏令诸儒质定《孝经》今、古文传本。左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验以斥郑注，以为其“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主张“行孔废郑” ；国子祭酒司马贞则主今文，以为郑注“义旨敷畅” ，孔传为刘炫伪造。唐玄宗下诏二书并行，今文“可令依旧行用” 。三年后，唐开元十年（722），玄宗以今文《孝经》为底本，参用孔传、郑注以及韦昭、王肃、虞翻等诸家注解作御注，注成之后颁行天下。又特令元行冲为御注《孝经》撰疏，并立于学官。天宝二年（743），玄宗又增补重注《孝经》，再次颁行天下。天宝三载（744）更是“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 。天宝四载（745），玄宗又以此重注本刻石于太学，世称石台《孝经》，至今尚存于西安碑林。此重注本后来成为后世诸本祖述之本，文本相当稳定，也正是自唐玄宗始，今文《孝经》统治地位彻底确立。但以今日所见白文今文《孝经》、《孝经》郑注以及日本藏刘炫古文《孝经述义》古写残卷等文献大略校之，可知唐玄宗此次注经，是取今文《孝经》为本，杂采古文《孝经》之言，又以己意对经文进行改定，从而形成了一个后世接受最广的“新定本”。就经解而言，玄宗亦是在前人基础上采诸家旧注，终使《孝经》注解归于一家。

在宋朝之前，注《孝经》者已百余家，但五代变乱使文献损毁极为严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按《三朝志》，五代以来，孔、郑注皆亡。” 是知《孝经》郑注、孔传皆亡于此时，诸家注解亦多于此时散佚。故北宋司马光感叹：“前世中《孝经》多者五十余家，少者亦不减十家。今秘阁所藏，止有郑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经无传……”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邢昺等奉命据玄宗御注本《孝经》作《孝经正义》三卷。邢疏实际是以唐元行冲疏为底本撰成，在对元行冲的疏进行删减的同时，还旁引其余诸家《孝经》注中有价值的内容，即所谓“剪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孝经注疏序》），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邢疏。遗憾的是，元疏散佚，我们现在已无法完全分清哪些是元行冲的原疏了。

北宋时，包括《孝经》在内的各经疏文与经注并未合刻，各经疏只有单疏本，需对照阅读，使用不便。据记载，国子监刻有单疏本《孝经疏》，惜无传本。至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始，才出现了成规模的经注疏合刊本，将疏文散置于对应经注之下，颇便使用，即所谓“越刊八行本”，但当时只刻了《周易》《尚书》《周礼》《礼记》《左传》等数种。其后建阳书坊又刊刻十行本合刊注疏本，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入其中，即今所传“附释音本”，逐步形成一整套经书附注疏，“十三经注疏”这个名称也逐渐通行开来。唐玄宗《孝经》注也与邢昺《正义》三卷合刻为《孝经注疏》九卷，成为《孝经》的“标准定本”通行于世。

与上述文本演变流传史相对应，《孝经》（包括诸家《孝经》注）的版本以载体来分大体也有石经、写本、刻本三条脉络。石刻的文本稳定性相对最强，以前述唐石台《孝经》及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所刻开成石经为代表，另有宋范祖禹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等。写本则是《孝经》流传最早的形态，河西地湾、肩水金关、海昏侯墓等地均有出土《孝经》汉简，敦煌文献中亦有发现今文《孝经》白文写本近三十种及郑注《孝经》残卷，此外还有一些早期《孝经》书法写本，如传为贺知章草书《孝经》之类。而在邢疏问世，尤其是到合刻九卷本出现后，注疏合刻本的版本脉络也基本稳定下来。今存最早的《孝经注疏》合刻本是元泰定三年（1326）十行本《孝经注疏》，是本半叶十行，大字行十七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据讳字情况来看当出自宋建本。泰定本后，有代表性的《孝经》版本另有明正德本、李元阳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等，各本文本基本一脉相承。至清嘉庆年间，江西巡抚阮元主持重新校刻十三经，其中《孝经》据唐石台《孝经》、宋熙宁石刻《孝经》、南宋相台本、正德本、闽本、监本、毛本等校，又参校了《文苑英华》《唐会要》等书，其校勘虽略失于繁琐，然亦堪称精善。阮本也是当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之本。

《孝经》主要以孔子及其弟子曾参设问对话的形式阐述儒家孝道思想，是儒家“孝”思想的集中浓缩。经中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是“至德要道”，是诸德之本。“孝”来源于人类的天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三才章》）。“孝”是天地间永恒的规律，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是个人行为的准则。“人之行莫大于孝”（《圣治章》），失“孝”则是“大乱之道”，是最严重的罪行，“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五刑章》）。

《孝经》将行孝明确划分为“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三个阶段。“始于事亲”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纪孝行章》）；“中于事君”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广扬名章》）；“终于立身”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开宗明义章》）。一个人履行好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实现了家庭、社会对自己的认同，进而又使得父母之名显赫。这就形成了一个成功的循环。

为更好地指导各个阶层的人履行孝道，《孝经》还按照阶级地位不同，将孝分为五等，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孝行规范。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其孝行准则。具体说来：天子要“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章》），上行下效，以德治天下，方能起到榜样作用。诸侯要“在上不骄”“制节谨度”，进而“保其社稷”“和其民人”（《诸侯章》）。卿大夫则要“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进而达到“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的理想状态，从而能“守其宗庙”（《卿大夫章》）。对于士人，《孝经》要求移孝敬作忠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士章》）。对于庶人，《孝经》则没有过高的标准规定，主要是让他们根据自己条件，“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庶人章》）。

《孝经》还要求人们珍惜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宗明义章》），丧戚有度，“孝子之丧亲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丧亲章》），认为爱惜生命、保养身体是行孝的基础。又强调孝有谏诤，并非愚孝。“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争章》），面对君父“不义”之行，如果一味听之从之、放之任之，反而是陷君父于不仁不义的行为，是另一种“不孝”。

总之，《孝经》的核心思想或者说意图，就是以“孝”作为纽带，将个人、家族、国家联系起来，将孝亲和忠君联系起来，首先劝孝，由孝劝忠，以孝尽忠，移孝为忠，达成个人、家庭、国家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以孝治天下”的目标。这种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维护和促进了古代中国家庭和其他社会集体之间的团结与延续，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也是《孝经》受到历代统治阶级青睐推崇的核心原因之一。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顺治帝、清雍正帝等帝王均曾注《孝经》，而也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推崇提倡，《孝经》拥有了其他儒家经典难以比拟的独特地位。

自汉代以来，《孝经》便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经典。汉文帝始置《孝经》博士，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郡县乡学皆置《孝经》师一人，东汉时更是“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 ，连宫廷禁军亦需通晓《孝经》。除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外，汉代所有皇帝谥号前均加有“孝”字，足见汉代对孝道的重视和“以孝治国”的基本方针。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天下丧乱，“名教颓毁”，但从《隋书·经籍志》记载来看，这一时期仍然问世了大量《孝经》学著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孝经》注类著作的出现，《孝经》集解类著作也开始问世，如谢万《集解孝经》、陶弘景《集注孝经》、荀昶《集议孝经》等。另外，魏晋南北朝时皇帝、皇子、大臣讲读注解《孝经》或以《孝经》文句对答之事亦往往多有。至于唐宋以后，《孝经》愈来愈受重视，更不必多言。

除汉族政权外，少数民族政权亦多重视《孝经》，多有翻译出版或推广者。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命侯伏侯可悉陵以鲜卑语译《孝经》。北宋时西夏李元昊造西夏文后即令译《孝经》等经典。元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用蒙古文翻译《孝经》，武宗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命令刻印出版，“诸王而下皆赐之” 。清入关之后，亦迅速转变其文化风俗，开始更加重视孝道伦理，如顺治作《御注孝经》、康熙十年（1671）编纂《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七年（1708）译《孝经》为满文、雍正五年（1727）纂满文《孝经集注》等。

再往远一些看，不只是在中国，至迟在隋唐时，《孝经》便已在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产生巨大影响。据林秀一《日本孝经年谱》考证，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十七条宪法中便已引用《孝经》。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四月诏：“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百姓间有孝行通人，乡闾钦仰者，宜令所由长官，具以名荐……”（《续日本纪》卷二〇），其中“天下家藏《孝经》一本”之令与十四年前唐天宝三载（744）唐玄宗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之间的相承关系十分明显。朝鲜新罗元圣王四年（788），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 。无论品级高低，《孝经》均是必读书目。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孝经》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古代儒家所鼓吹的“孝道”以及连带的“移孝作忠”等忠君伦理道德观念）确实有着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在早期，“孝”尚有作为治国方略，用于移风易俗、巩固统治的实用价值。自宋以后，以礼教纲常的强化和“二十四孝”的确立为标志，“孝”逐渐变得愚昧化、教条化、绝对化，开始向被后世嗤之以鼻的“愚孝”转变，甚至变成一种“严刑峻法”，成为禁锢人性的枷锁、残害人道的工具。也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孝经》也遭到了部分国人的误解与曲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待传统“孝”文化，我们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新认识和接受孝道传统，使其与现代文明、当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

千百年来，以敬老尊亲为核心的“孝”文化已经逐渐积淀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情感，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之一，对提高个人道德情操、和睦家庭、和谐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等原因，许多人的家庭责任感开始下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抬头，家庭亲情似乎逐渐淡漠，由此又连带产生了种种极端现象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经典中去，回到这部作为古代儒家孝文化核心经典的《孝经》中去寻找答案。

在古代中国，儒学家们将《孝经》作为伦理教科书，将孝德作为教化出发点。尽管现代亲族结构和家庭关系相比于古代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重亲情、重家庭、重孝道始终是，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优良传统。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形势不断变化、思想纷繁复杂的时代，重新对《孝经》进行研读，仍能帮助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孝”文化中那些具备普遍性价值与长久生命力的精华——如养亲、敬亲、感恩、珍惜生命、拒绝愚孝等。《孝经》仍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家庭关系、伦理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资源，仍能为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服务，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