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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云：“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记·礼运》篇云：“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就生命个体来说，“礼”是自别于禽兽，修身成人的基本要素；就社会群体来说，“礼”是齐家治国，安定社会的方法和手段。中国传统经典中，《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构成古代中国礼仪制度和礼义思想的总汇。其中，《周礼》是三礼之首，通过官制构建起理政治国的理想体系，内容丰富、结构缜密，是一部以人法天、天人同构的皇皇大典。
《周礼》一书，据《史记》《汉书》《汉纪》记载，初名《周官》或《周官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之后的周代历史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周公）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史记·封禅书》也记载：“《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
《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而《周官》的面世，当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期。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篇记载：
《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按照马融的说法，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施行统治，与周公之道不合，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朝挟书之律（按：马融云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误），广开献书之路，《周官》才得以被世人所知。《汉书·景十三王传》则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到的“古文先秦旧书”，在武帝广开献书之路时，河间献王将其献与官方。《经典释文序录》则进一步记载了《周官》一书的来源：“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周官》是河间献王从李氏处所得，但史籍并未记载李氏的姓名、身份等详细信息。关于《周官》最后一部分补入的《考工记》，郑玄《三礼目录》则云：“《司空》之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古周礼》六篇毕矣。”
这里叙述的《周官》面世过程，众说有异，并未达成一致的认知。但基本可以认同的是，《周礼》被世人所知的时间是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大致在景、武之际。在当时，《冬官》篇已经缺失，时人取《考工记》补之。
《周礼》之“周”，既可以指朝代，指其内容是周代的礼法、官制；也可是周密、周普之意，指“周天之官”，或其所创立的官制体系，上下四旁，无所不周。相对于《周礼》面世过程的不同说法，《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是经历代学者长期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
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周礼》为周公所作
周公是周初儒学的奠基者，也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创制者，《尚书大传》云其“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并云：“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也认为“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
。在此之后，历代名家大儒多宗此说。朱熹云：“《周礼》是周公遗典也。”
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对西周之前经世大法的总结：
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
周公作《周礼》虽在六年，其班行则在致政时，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即位乃用周礼是也”。
因此，《周礼》也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典章制度。王安石《周礼义序》云：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庚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
孙诒让也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意眇恉，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政典，焯然无疑。”
可见，《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说法出现最早，影响最广，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元吴澄《周礼考注》，明王应电《周礼传》，清惠士奇《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等均宗此说。
（二）《周礼》作于西周但未必出于周公之手
《周礼》通过官制阐述治国方略，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涉及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有研究者将《周礼》的成书年代定位在西周时期。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不同于汉代得以重新问世的其他经典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周礼》使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经”。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一文通过文字考订《周礼》的成书年代：“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展的时代不能作。”因此，得出“《周礼》是西周宣王中兴时代之书”的结论。
陈汉平也说：“笔者倾向于《周官》成书在西周之说。”
日本甲骨学先驱林泰辅著有《周公及其时代》（《周公及其时代》）一书，认为《周礼》作于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
（三）《周礼》作于春秋
从所载官制的角度，刘起
《〈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
[1]
其《〈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进一步补充道：“《周礼》的成书有一发展过程。第一步只是一部官职汇编，至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它依据的是自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四国的姬周系统的官制，初步还记录了一些官职的职掌。后来逐渐详细补充，写成了各官职的职文，除主要保存了春秋以上资料外，还录进了不少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到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少数汉代资料掺进去了，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周代的旧籍。”
[2]
金景芳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
洪诚《读〈周礼正义〉》认为，《周礼》起于周初，历经累积，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
（四）《周礼》作于战国
与郑玄同时的林孝存、何休并不认同《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观点，林孝存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
，顾颉刚将阴谋解释为私下的计划。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云：“（《周礼》）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其对《周礼》所论方里、建国大小、税制等进行考察，比较《周礼》与《孟子》《春秋》《尚书》在封国、赋税、朝觐、立法方面的诸多不同，认为《周礼》盖“撰于战国之时”。
毛奇龄《经问·周礼问》认为：“《周礼》为周末之书，不特非周公所作，即战国孟子以前皆未曾有。……《礼记》杂篇皆战国后儒所作，而《仪礼》《周礼》则又在衰周之季、吕秦之前。”
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中，郭沫若《周官质疑》择取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比较，认为这些职官“乃彝铭中言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如是而尤可谓《周官》必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直可谓之迂诞而已”，“考其（《周官》）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识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比。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
钱穆《周官制作时代考》认为《周官》书出战国晚世，当在道家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之后，而或者尚在吕不韦宾客著书之前。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判定《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认为，《周官》一书和《管子》相似，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出于齐国或别国的法家而托之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认为：“《周礼》成书确实较晚，成于晚周（但决非汉初）；而且其书散乱，是在秘府的乱书堆里发现的。……残存三百四十五官（《考工》是记，当别议），基本上取诸于两周实制（周初创建和晚周更制）。”
吕友仁《〈周礼译注〉前言》，钱玄《三礼通论》，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以及张舜徽、范文澜等人均认同《周礼》成书于战国。
（五）《周礼》作于周秦之际
宋时，魏了翁提出《周礼》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清毛奇龄《经问》卷二认为《周礼》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写道：“（《周礼》）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将《周礼》所记制度和社会行政组织置于时代的宏观背景之下，发现其与秦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相符，认为《周礼》是战国末年入秦的学者所作。《周官》的官职设置和制度设计的蓝图与指导思想，是为新的统一王朝服务的。陈连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台湾学者史景成《〈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之后，秦统一天下之前。
（六）《周礼》作于汉代
胡适《论秦畤及〈周官〉书》因为《周礼》时常出现“祀五帝”，认为《周礼》“为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
。彭林也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如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在其内容中，作为素材的那些被认为是从周至春秋战国的诸制度和诸事物，乃是经过种种加工而收入进去的。”
（七）《周礼》为刘歆伪造
北宋时，王安石借《周礼》经义施行变法，胡安国、胡宏通过抨击《周礼》来抨击王安石以《周礼》乱宋，称《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
的，认为《周礼》“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是“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认为：“《周官》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
侯家驹认为：“《周礼》是集体编著，刘歆为其总提调，其所用底稿乃是战国时代人士所撰，为河间献王于武帝时所献而藏于秘府之《周官》原文或残本，再予以损益。”
洪迈《容斋续笔》、廖平《古学考》、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均认同这一观点。但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在四库馆臣时已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云《周礼》之改易、兴废“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
。
从西周到汉，《周礼》成书及作者的争论前后跨越一千余年，在没有新的佐证材料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可以获得一致意见的是：《周礼》记载的职官、礼制、名物多与先秦古籍相合，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制度和思想，对后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周礼》面世时，《冬官》已经缺失，故以《考工记》补之。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贾公彦《考工记》疏云：“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于秦前，是以得遭秦灭焚典籍，《韦氏》《裘氏》等阙也。”
宋林希逸《考工记解》云：“《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穀梁》，必先秦古书也。”
均认为《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作品。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也记载：
《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庐”“郑之刀”；厉王封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钱玄认为，《考工记》也是先秦古籍，成书约在东周时期；刘洪涛认为《考工记》多是周朝遗文；郭沫若、贺业钜等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杨宽、王燮山等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初期；梁启超、史景成等认为《考工记》成书于战国后期；夏炜瑛认为，《考工记》就是《周礼》的一部分，即《冬官》，是战国年间齐国的阴阳家所作；沈长云认为《考工记》成书于秦汉。由此可见，《考工记》和《周礼》的其他篇章一样，可能也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其内容在长期流传中进行了不断增益或修订。但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考工记》的记载大体可以与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基本保存了战国及其之前的科技和手工艺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
《周礼》全书约四万五千字，体大事繁，结构严密，原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因《冬官》亡佚，后补入《考工记》以代之，六个系统的职官构成一部宏大的建国规划和官制系统。这种职官体系的布局，蕴含着时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春、夏、秋、冬，对应东、南、西、北四方，四官各管一方，时空相合，加上天地，六官即宇宙。每官之下各辖六十属官，总数三百六十，恰好与周天三百六十度、一年三百六十日相吻合，构筑了一幅天人同构、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其立意并非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为千秋万世立下法则。
天官冢宰为治官，职掌治典，也就是国政。冢宰，即太宰，为六官之首、百官之长，大致相当于后世宰相，起到职掌天下政务的作用，其所属从“大宰”到“夏采”，计六十三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法典和王宫戒令、寝舍、饮食、车服、医药、财货、府藏等宫廷事务。蒋伯潜认为：“天官一方统摄六官，一方兼掌杂务，恰似现代各机关中之总务处焉。”
地官司徒为教官，职掌教典，相当于后世的大司农、户部。其所属从“大司徒”到“槁人”，计七十八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山林川泽及其出产、户口及人民、农业、政教、赋税、市政、地方力役、赈济、祭祀等。此外，还有为民调解仇怨的调人，掌民婚姻的媒氏等。
春官宗伯为礼官，职掌礼典，相当于后世太常、礼部。其所属从“大宗伯”到“神仕”，计七十种职官，分别掌管吉、凶、宾、军、嘉五礼，包括礼仪规范的实施，礼器、服饰的使用，与礼相关的宗庙祭祀、乐、卜、筮、祝号，以及星象、天文历法、车旗、教育、历史文献等事务。
夏官司马为政官，职掌政典，相当于后世的兵部。其所属从“大司马”到“家司马”，计六十九种职官，主要掌管军队的编制、军事防御、出师征伐、民兵训练、部队校阅、军赋征收、军需军械管理等军政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马政、戎事和田猎。
秋官司寇掌刑法、司法、治安等，相当于后世的刑部。其所属从“大司寇”到“家士”，计六十六种职官，分别掌管国家刑法、狱讼、监管役使罪犯和战俘、接待宾客，以及与刑法狱讼有关的盟约、禁令等事务。司寇属官中的“大行人”以下数职还从事与诸侯四夷的外交和礼宾工作。
天官到秋官，共计三百四十六种职官，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等十一种官职职文缺。
由于《周礼·冬官》原文亡佚，冬官具体职掌已无法考证，据推测，冬官司马为“事官”，相当于后世的工部。补入的《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艺技术汇编，其将社会职业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等六种，主要叙述百工及土木建筑之事，包括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抟埴之工的详细分类，各种工种所负责的工艺过程和制作器物的原理，不仅详其尺度、要求、要领，且善于总结经验和规律。“轮人”到“弓人”，计三十种工种，因“周人尚舆”，车工之事尤详，其次则详于弓矢，段氏、韦氏、裘氏、筐人、楖人、雕人等六种工种职文缺。
从各官职作用发挥上来看，《周礼》六官虽各有职属，官职间仍“联事通职”，需要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六官的宗旨均是希望邦国和谐、百官团结、万民和乐，是一幅治国理政、安定民心的理想蓝图。
汉武帝之后的很长时间，《周礼》并未广泛流传。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进入秘府校理群书，《周官》被列入学官，著于《七略》，更名为《周礼》。《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隋书》云：“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设席授业，传授《周礼》之学，作《周官注》，一时注家蜂起，郑众、贾逵等鸿儒均仰承其说。《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征引马融《周官传》曰：“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郑玄《周礼注疏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综览前儒，博综兼采，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择善而从，著成《周礼注》，《周礼》始居“三礼”之首。就郑玄经学研究的成绩，王粲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
贾公彦认为“《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
孙诒让赞誉云：“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棷矣。”
在郑玄之后，王肃学贯古今，遍注群经，著有《周官礼注》十二卷。但王肃在经义说解上与郑玄立异，出现了《周礼》学史上的“郑王之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政局动荡，但《周礼》研究著作仍不在少数，朝廷制定国家典章礼仪也以“三礼”为主要参考依据。且这一时期声韵学成就突出，《周礼》音义之作有较多涌现，干宝、刘昌宗、徐邈、李轨、聂熊等都撰有《周礼音》。
唐朝重视教育和人才，对西汉以来流传的经传进行整理、研究。为扭转六朝以来经说歧义的局面，颜师古奉命撰成五经定本，完成五经文字的统一；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奉敕撰述五经义疏，完成《五经正义》；贾公彦奉敕撰《周礼疏》，全文刻入开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贾公彦《周礼疏》是继郑玄《周礼注》之后又一部学术价值高、影响深广的《周礼》学著作，其疏解“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在此之前，陆德明《经典释文》有《周礼音义》上下卷，是解释《周礼》经文读音、字义的重要著作。
伴随宋学的兴起，《周礼》研究呈现繁盛局面。宋代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见于《宋史·艺文志》的有：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杨时《周礼义辨疑》一卷，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郑谔《周礼解义》二十二卷，黄度《周礼说》五卷，徐焕《周官辨略》十八卷，陈傅良《周礼说》一卷，徐行《周礼微言》十卷，易祓《周礼总义》三十六卷，刘彝《周礼中义》十卷，胡铨《周礼传》十二卷，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三卷，林椅《周礼纲目》八卷，郑伯谦《太平经国书统集》七卷，郑氏《周礼类例义断》二卷，魏了翁《周礼折衷》二卷、《周礼要义》三十卷等。
宋熙宁八年（1075），朝廷将王安石所撰《书》《诗》《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作为试士标准。有宋一代，王安石《周官新义》影响较大，学者望风披靡，效仿颇多。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采旧说五十一家，征引宋人之说达四十五家，对宋代《周礼》研究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此外，龚原《周礼图》十卷、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一卷等以图解形式注释《周礼》，是宋时《周礼》研究的特点之一。
元明时期，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也达百部之多，但相较宋儒，创见不多。其间可称道者，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参考诸家训说，引据颇博；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立足郑《注》贾《疏》，间采宋以后之说，时有发明；明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于《周礼》之学，用力颇深”，“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集大成的时期。乾隆年间开三礼馆，接续康熙时的经籍编纂计划并纂修《三礼义疏》，参与者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为《三礼义疏》第一部，但此书学术水平较宋明未见较大提升。清时，《周礼》研究著作宏富，名家辈出，或对《周礼》重新阐释、考辨名物，或对前人《周礼》研究的著作进行校勘整理、汇集刊刻，著作超过二百五十部。李光坡《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惠士奇《礼说》十四卷、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沈彤《周官禄田考》三卷、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四卷、戴震《考工记图》二卷、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六卷、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孙诒让《周礼正义》凡八十六卷，约二百三十万言，征引宏富，博采众长，详密审慎，对历代研究《周礼》的重要成果几乎甄录无遗，代表清人经学新疏的最高成就。章太炎誉之为“三百年绝等双”
。梁启超也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伴随近现代学术发展，《周礼》研究新著大量涌现，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周官质疑》，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野间文史《周礼索引》等均是影响较大的《周礼》学著作。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
在《周礼》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注文才开始分条附在经文之下，也改变了汉初经典流传经注别行的情况。在这之后，即经注并行。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云：“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尚书》题‘孔氏传’，《毛诗》题‘郑氏笺’，《周礼》《仪礼》《礼记》均题‘郑氏注’……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
王国维提到的唐石经，即唐开成石经，因其开成二年（837）刊刻完成而得名，内容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十二部典籍。广政元年（938），后蜀主孟昶命宰相毋昭裔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增刻注文，刻《周礼》等十经于石，立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北宋时，增补为十三经；南宋时，晁公武又刻《石经考异》于诸经之后。此石经被称为蜀石经，又名广政石经，首次汇集儒家十三经，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也是《周礼注》首次和唯一一次刻于石碑。但在南宋末，广政石经就已经被毁，现仅存七块，其中一块《仪礼·特牲馈食礼》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余六块均藏于四川博物院。1926年，刘体乾将其收藏宋拓广政石经《公羊传》《周礼》等残本影印发行，“丙寅（1926）四月，庐江刘健之以自藏本付印，发行处上海北河南路图南里本宅，定价银币陆拾元”
。书题为《蜀石经残本》，版权页钤有“蜀石经斋”之印，全书共八册，一、二、三册为《周礼》。
五代后唐长兴年间，始议雕版刻印经书。《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云“（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云：“（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
《玉海》云：“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判监田敏上之。”
这个版本被称为五代监本，是目前所知《周礼注》的最早刻本。
北宋时，因群经刻板时间日久，字体漫漶不清，于是以五代监本为依据，重新翻刻。《玉海》记载：“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讹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讨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校，至是毕。又诏（邢）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
太宗端拱元年（988）到淳化五年（994），刻完《五经正义》；太宗淳化五年（994）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刻完《七经疏义》，其中包括《周礼疏》。《玉海》记载：“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
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补刻讹缺经板。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始，再次对书印板进行重刻。宋室南渡后，依北宋监本翻刻群经注疏，称南宋监本。《玉海》云：“（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史旧监本刻板。……经籍复全。”
除以上所述外，宋代可见的《周礼》经注本还有宋婺州唐宅刻本、宋刊巾箱本、残蜀大字本等。宋婺州唐宅刻本《周礼》总十二卷，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卷四、卷十二末镌“婺州唐奉议宅”牌记。《中国版刻图录·周礼注》根据避讳情况推断其为南宋初期刻本。清杨绍和《楹书隅录》评价此本云：“盖宋时刊书多出坊贾，俗文破体，大抵类然。此本字学独极精审，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故宋讳之缺避较他本颇详，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即宋椠各本亦莫与之京矣。”堪称“宝中之宝”。书中劳健跋亦赞云：“此则郑氏单注，完帙仅传，且为黄顾诸老所未见，真稀世秘籍矣。”此本曾经明代周良金插架，清代又经何绍基、英和收藏，之后入藏汪氏问礼堂，后入聊城杨氏海源阁，位列其所藏宋本“四经”之首。杨氏海源阁书散后，1934年，周叔弢收得此书，入藏自庄严堪，后捐献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宋刊巾箱本《周礼注》十二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周礼注》十二卷，汉郑玄注，存卷七至十一。宋刊巾箱本，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注双行十八字，细黑口，四周双阑，版心上方记字数，左阑外上方有耳记篇名。版匡高三寸，宽二寸一分。”
王锷《郑玄〈周礼注〉版本考》认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与“傅氏所载者，款式、残缺卷数吻合，疑即为一书耳”
。
残蜀大字本，仅存《秋官》二册，一般认为是宋代孝宗时期的刻本，由清吴县杨偕时所藏，后赠予同窗黄丕烈，历汪士钟、陆心源等人收藏，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唐陆德明善言玄理，精通音义、校勘、目录之学，其采摭汉、魏、六朝音义之作二百余家，考证诸本异同，编为《经典释文》。宋代开始将《经典释文》中的内容附于《周礼注》。宋绍熙间闽刻本《周礼注》十二卷，附陆德明《释音》一卷，有清费念慈跋，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1934年文禄堂影印本。金刻本《周礼》十二卷，附陆德明撰《周礼释音》一卷。书中避讳至宋高宗赵构止，当刻在南宋初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定为宋刻本，赵万里先生根据刊刻字体和刀法特点，定为金刻本。此本经明项笃寿收藏，后钤“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诸印，清嘉庆年间入藏清宫天禄琳琅，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南宋时，为阅读方便，开始出现将经注与疏合刻的版本，南宋建州刻《附释音十三经注疏》因将陆德明《经典释文》音释部分附入注疏，故书名前冠以“附释音”，因其每半页十行，故又称“十行本”。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以扬州文选楼旧藏建刻十行本为底本。但阮元所依据的并非宋世建刻原本，而是元代建刻坊本，存在较多讹误，是较大的遗憾。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礼疏》五十卷，经、注、疏合刻，共存世三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二十七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201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全十二册，《序言》记：“八行本《周礼疏》用以缀合的经注与义疏，其文本源自北宋国子监刻经注本与单疏本，无俗本牵合变乱之弊；又以一地官府之力编校刊刻，不惜成本，其校勘精良、文字优胜，远非十行本及后世诸本可比。清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曾利用‘惠校本’，纠正十行本及闽、监、毛本大量讹误，此‘惠校本’主要体现的即八行本异文。但阮元所据仅为辗转传校之本，未能亲见原本，故多失校及误校。今日研读《周礼》郑注贾疏，八行本《周礼疏》实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彭林教授点校整理的《周礼注疏》也是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及历代善本，是《周礼》研究的重要参考。
明嘉靖中，李元阳在闽中据十行本重刻《十三经注疏》，称“闽本”；万历中，北京国子监据闽本翻刻，称明“北监本”；崇祯中，常熟毛氏汲古阁又据北监本翻刻，称“毛本”；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重新校刻《十三经注疏》，称“殿本”；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在南昌府学开雕，其中包括《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本，称“阮本”或“阮刻本”。
今有林尹《周礼今注今译》、杨天宇《周礼译注》等，也是《周礼》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为阅读提供帮助。
《周礼》以职官系统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严整完备的职官制度及政治和礼仪制度，体大思精，系统条贯，内涵极为丰富。钱玄《〈三礼辞典〉自序》云：
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画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而无不及。是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
《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礼记》也记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周礼》作为周代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记述，与当时的礼乐仪式、器物、道德法度一起，共同构筑了中华礼乐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载，传承不息，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礼乐制度和仪式在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历经沧桑而不衰。在千载之后，继续研读《周礼》，依然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
第一，《周礼》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周礼》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纲，详细记录了三百六十多种职官，对官员的级别、人员构成和职责范围做了精细的规定，其中既有六官的属官，也有地方官和职事官，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可以囊括国家治理实践，构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以及各个行政机构之间层层相因、彼此制约、相互依存、井然有序的国家政权模式。官制体系之层级分明且职能完备，宏大而详密，为上古文献所仅见。虽然不排除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依然反映出当时的官制实际和设想。孙诒让盛赞《周礼》说，自黄帝、颛顼以至西周文、武二王的“经世大法，咸稡于是”
，对研究周代历史、官制、政治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礼》之后，历代官制往往遵循《周礼》的职官体系。从隋代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构成中央官制的主体，即仿照《周礼》六官设置，之后历代沿用。
历史上，逢朝代更迭等重大变革，或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周礼》往往是重要的援引和借鉴对象。王莽改制、西魏宇文泰任用苏绰改革官制、王安石变法等重要的革新都参考《周礼》，吸收其有益成分，对缓和社会矛盾、改善官民文教、富国强兵起到了关键作用。历朝修订典制，同样参照《周礼》。唐代开元十年（722），唐玄宗下诏书命徐坚等人依据《周礼》制定官制，成《唐六典》三十卷。之后，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都是在《周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朝鲜的《经国大典》《经世遗表》也是以《周礼》为蓝本。
《周礼》“大宰”之职“八法”有“官成”“官计”，即各级官府年度工作总结和对官员政绩进行定期考核，“小宰”有“六计”之制——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即规定了从官员的声誉、办事能力、工作态度、道德品行、守法与否、辨别是非能力等六个方面考察官员政绩的制度，这对于秦汉以来历代官吏考核都很有影响。
直到晚清八国联军入侵，慈禧挟光绪帝外逃，国难当头时，孙诒让在盛宣怀、费念慈的建议下，以《周礼》为据，撰写《周礼政要》，介绍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阐述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并提出革新吏治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革举措。《周礼》在两千年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研读《周礼》对研究历朝政治制度、典章规范及其沿革有重要作用。
第二，《周礼》一书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天官·冢宰》篇记载“掌建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至“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详密严谨，宏纤毕载，呈现了诸侯拱卫王室的政治格局和儒法兼容、德主刑辅、礼法相济的治国方针；“官联”制度下六官互相协调、合作处理国家事务，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智慧，也为官员管理和协作提供范本；国家府库的管理、各类财务的收纳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和理财智慧。同时，《周礼》的职官设置虽然基本遵循“由天定人”，但以“得民”为安邦定国的基本旨归，反映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周礼》以礼乐化民、治民，处处体现“仁政”精神，对稳定社会、促进休养生息有重要作用。
从《周礼》的流传和传播来看，自西汉末期由刘歆、王莽提倡，取得合法的官学地位，到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列“三礼”之首，《周礼》对儒家经典文献的形成和儒家学说的传播也功不可没。
第三，《周礼》一书还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因《冬官》遗失而补入的《考工记》书写了车轮、兵器、青铜器、玉器、农具等的制造，包含了当时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建筑、冶金、水利、纺织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上承殷商、西周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启后代手工业制造之先河，对秦汉之后城市建筑、手工业生产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工记》在记述国都营建原则时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元世祖忽必烈入主北京后，刘秉忠参照《考工记》的这一记载，设计成元大都棋盘式的街巷，也奠定了之后明清两朝乃至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如故宫太和殿南面是皇帝治政之朝，北面是皇后掌管的市，是为“面朝后市”；左面是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是为“左祖右社”。明、清两朝沿用元大都建制，又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也基本遵循了《考工记》的设计原则。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引用并解释《考工记》，可见《考工记》不仅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刘起
：《〈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68页。
[2]
刘起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