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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我的三辈家史，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父亲生长在兴城海边，因父母双亡，由姑姑抚养他和他哥哥长大。哥儿俩都没念过书。伯父大父亲好几岁，不甘心在姑姑家白吃饭，便带着父亲逃到抚顺谋生。过了两年，兄弟俩各谋生活出路，分开了。父亲学手艺，能做洋铁活，后来开了个洋铁铺。母亲也是兴城人，小脚，走路先是后脚跟着地，然后身子左右晃一晃。每每看到母亲走路艰难的样子，我的心里都发酸发疼。父母善良，早年他们遇到一个弃婴，便收下抚养，就是我的大姐。一直把她抚养成人，嫁人成家，生了儿子。
父母都不识字，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教育。二姐念到伪满的师范学校，当了一辈子教师。三姐也读到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剧团的演员和导演。
1935年，我出生于抚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扶持溥仪成立伪满州国时期。这是一个被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东北生产的大米、白面、大豆都只能供应给日本人，中国人是不准吃的。童年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挨饿。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加入反日战争，日本人加紧了粮食封锁，我们家吃的主食就只有青皮土豆和倭瓜，吃得一家人总是跑肚拉稀。一天，我在街上看见有一个小摊卖大饼子，回来向妈妈说了，妈妈没言语。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我在院子里玩耍，妈妈喊我过去，我到她身边，妈妈从怀里掏出一个大饼子，我拿过大饼子咬一口，那个香啊，乐得我蹦蹦跳跳玩去了。第二天，姐姐找到我，申斥说：“你怎么那么馋，妈把她那件蓝大褂卖了给你买个大饼子。”我无言了。
我与父母
1943年夏天，抚顺发生了严重的虎烈拉（霍乱）大疫，无医无药，天天有人丧命。我大姐得了虎烈拉，熬了3天，就惨死于这传染病。我小时候是由大姐带大的，我第一次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忍不住一个劲儿哭泣。
我怕黑天。那时美国航空队已经进入中国境内参战，经常派出飞机轰炸日本人在东北占领的地区。日本官方下令，路灯完全关闭，家家户户夜里不许透出一点儿灯光，不让美军飞机有轰炸目标。3年里，马路上漆黑一片，屋里的灯光也被遮掩得半明半暗。我出门怕鬼，在屋里怕炸，太阳一落我心里就哆嗦。
我上了4年日本人管理的国民小学，每天有一项必修课目，就是向日本天皇遥拜。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满语和日语。有些老师中毒太深，学习日本式的惩罚教育，我没少挨手板和竹鞭。
生活过得饥寒交迫，但是一年里家中也有几天快乐的日子，这就是过年。
大年三十夜里12点钟，老爹领着我们几个子女换上衣服，列队来到路口，对着一堵墙磕头，然后抓起地上的土用衣襟兜回家，这就表示把财神请回家了。
大年初一，母亲取下常年挂在墙上的一面太平鼓，鼓面圆形，蒙着羊皮，鼓把手上拴着铜铃，用鼓鞭敲鼓，再一摇动，鼓声、铃声一齐响动，把院里的邻居都吸引来了。老妈会舞会唱，老爹在一旁帮腔。他一张口就跑调儿，气得老妈拿鼓鞭打他，乐得大家前仰后合。妈妈说，她爹是当地唱驴皮影的高手，拉开嗓子一吼，吓得五里外的鸡狗都不敢叫。虽说有些夸大了，但是民间艺术的基因却由姥爷传给了妈妈，而就是这种无形的血脉联系，也传给了我们几个兄妹，成就了我们一生的职业。
有一天，我去郊外抓蛐蛐，天快黑了往家走，一进市区突然看到天地大亮，不光街上灯火辉煌，连各户人家的窗户都透出灯光。大街上拥满人群，有的商家放起鞭炮，还有人在马路上扭起秧歌。我一打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也是从这天起，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