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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我的老爹去世。老爹劳苦一辈子，老了之后和我母亲一起住在姐姐家，没有一分钱收入，主要由姐姐供养二老。那是老爹70岁的时候，向我说：“那带兜的衣裳（干部服）挺好，我也想穿一件。”当时我没在意，也没及时给他买。老爹最终也没穿上这带兜的衣裳就走了，这件事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由衣裳我自然地想起一件事。我在文学讲习所回家休寒假，临开学的时候，我准备乘早晨的火车回北京，那天天气寒冷，路上结冰，马车走在路上马蹄子直打滑。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召唤我，回头一看，竟是老爹穿着一件白单衣，气喘吁吁地跑来，到跟前，他张开粗糙的手掌，说：“你的药！”我的胃不好，常吃药，我把一瓶药忘在家里了。我接过药瓶埋怨老爹：“忘就忘了吧，这么冷的天，干吗还跑着送来。”老爹一扬手，说：“快走，别误车。”我走了，当我回头看时，老爹仍然站在寒风里目送我。我含着眼泪加快脚步奔向车站。当我再回头时，看见老爹慢慢地往回走去，我望着那背影，热泪止不住地流出来。这不就是50年代版的《背影》吗？
第二件大事就是我结婚。那天是1957年7月7日，我们在饭店举行过婚礼后，回到姐姐家接待其他客人。报社给了我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我告诉老妈，等再分到大一点儿的房子，就接妈和我们一起生活。妈说：“我等着。”
第三件大事其实在第二件大事之前就已经埋伏下危机了，只是谁也不知道。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个“秘密报告”，在报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这一下子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大动荡，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崩溃的险境。苏联如此翻盘，中国怎么办？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毛主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整风，发动大家大鸣大放，让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水没来先叠坝，以免酿成后患。这就是1956年11月在全国开始的整风运动。这时报社肩负的报道任务很重，全省各行各业都在开座谈会，给共产党提意见，记者都要把所提意见报道出来。我们文艺组也有专业的报道任务，把我派到抚顺报道抚顺市文艺界大鸣大放情况。鸣放会在市委大会议室召开，文艺界100多人出席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还没正式开始，会议代表就提出意见，问为什么市委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的，不应该。毛主席有明确指示，凡大型鸣放座谈会，当地的“一把手”一定要到会听取意见。就是因为这一点没做到位，使得会场出现一阵骚乱。我回到报社写消息，一共800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市委书记未参加会议群众纷纷不满。”一共15个字！这个消息见报后，抚顺市委沈书记立即再召开一次会议，出席过会议的原班人马再聚会，可见我的报道没错，推进了抚顺市文艺界的鸣放工作。
与姜德琳女士结婚照
1957年7月，毛主席在青岛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确定了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四个阶段，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辽宁省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抚顺市委书记向省委和报社党委报告：李宏林就是攻击抚顺市委的右派分子！
这事发生得很突然，因为报社的各级领导都对我有较好的印象，况且众多记者都在报道各地大鸣大放情况，有的内容很激烈、很尖锐，也没有被认为犯了错误，所以于铁在讨论我的问题的领导会议上说：“李宏林年轻，不懂政治，是党培养的记者、青年作家，不应当作右派分子对待。”于铁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够冒险的了。总编辑殷参犹豫，让秘书搜集我来报社以后的作品，他要从中分辨我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可是抚顺已经不给时间了，要求辽宁日报社必须定李宏林为右派分子，这是抚顺市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需要。
1957年母亲来沈阳看我
问题也降临到与我刚刚结婚不久的妻子身上。领导找她谈话，提示她与我离婚，这样对她的使用不会受到牵连。我妻子是抚顺市文艺座谈会的记录员，她知道那场会议是怎么回事。她问同她谈话的领导：“组织将怎样处理李宏林？”
领导说：“改造嘛。”
妻子回答说：“他还年轻，我帮助他改造吧！”
这样，上海的姜德琳女士陪同我度过了60多年，养育了3个儿子和3个大学毕业的孙辈。她2017年去世，我们一家人怀念她，我永远感恩于她。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在开除我团籍的大会上，团委书记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决定后，照例问我有没有意见。我站起来，面对编辑部全体团员说了一句令他们震惊的话。我说：“我有意见也没用。我只说，10年后给我平反！”我没有想到，这一天竟让我等了20多年。这期间，是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保护了我，是党的好干部安波指引了我，让我从没有对党失去信任和追随。我要用实际行动向社会表明，我是热爱党的，热爱人民的，我是愿意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我会等待，等待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