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组初露头角

1956年9月，秋天了，天高气爽，那时气温比现在低很多，已经开始有寒气流动。我写完《矿工之歌》后，来到了辽宁日报社，地址在现在的中山路和北三经街交叉路口，一栋日伪时期的六层建筑，已经很旧了。门脸不大，一进楼里，就听见震耳的轰隆声。以后才知道，楼的第一层是印刷车间，在这里印报，每天都这么轰隆着。我是在幽静的环境里读了两年书，写作时也是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下笔，到这么闹哄的地方工作，我进门就有些抵触情绪，上楼梯的脚步有点儿发沉。我来到报社总编室。那时的总编室可不同于现在一般报社的总编室，与各部是平级，不是的，那时总编室是领导各部的上级部门。你看看级别，总编室主任刘和民13级、副主任吴少琦13级，而各部主任的最高级别是14级。13级是国家高级干部，刘和民和吴少琦都是辽宁日报社的编委。抚顺知情的朋友告诉我，刘和民是新闻界对小说《一个女报务员日记》批判的发动者，有不可忽视的话语权。恰巧接待我的就是刘和民和吴少琦。我仔细地打量刘和民，中等身材，较胖，嘴大，笑眯眯的。吴少琦较瘦，两眼总像在观察什么，也在观察我。以后知道，吴公极为精明，说话也较尖刻。刘和民是大领导姿态，总是笑呵呵地对我说话，对我入职表示欢迎，然后让我到文艺组（以后改为文艺部）报到。

当时文艺组有两间办公室，组长是于铁，后兼编委。他原是省委书记黄欧东的政治秘书，转行到辽宁日报社。于铁个头儿不高，头发稀少，圆脸胖胖的，总挂着笑容。我到办公室见他，于铁坐在靠背高高的大椅子上，笑眯眯地接待了我，然后领我到另一大间办公室与同事们见面。在这房间里办公的有责任编辑彭定安，所谓“责任编辑”是报社自己拟定的职务，他高于一般编辑，有发稿权。当时在文艺组的还有范敬宜、刁云展、屠承松、方艾、陈新民等，共9人。大家都是共青团员。这些人各有特点：彭定安耿直；范敬宜多才；刁云展稳重；屠承松总戴着套袖，勤勤恳恳地编稿。最后一位陈编辑，必须提一提，他每天对人嘻嘻哈哈，对谁都捧着唠，对彭、范那就不用提了，见他们有文章发表就赞不绝口。我识谱，拿个歌曲就能唱，他没少在组里宣传我的多方面能力。谁想到，最无能的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是报社的先锋，而他的下场也十分滑稽。

于铁挺会做手下的思想工作，他给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不是采访，而是安排范敬宜陪我去千山游玩。当时正是红叶遍山时节，奇峻的群山层层叠叠，又壮观又美丽。夜里我们俩住在古庙里，点着蜡烛，夜风敲着纸窗，冷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回来时我们又到古城辽阳参观。范敬宜写了一篇散文《千山红叶》，我写了一篇《望白塔》。这是我来辽宁日报社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能刘和民在关注我这个从文学讲习所毕业的小青年究竟水平几何，他看了文章，很满意，在编辑工作会上表扬我的《望白塔》有文采。他说，当下我们记者的文稿正是缺少这种美妙的文字功力。我节选几段留在下面：

还是童年的时候，随母亲来过一次辽阳，那时我第一次望见了古老的白塔。一次相见，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难忘的印象。记得那正是夏季里的一个黄昏，燕群围着白塔穿梭起舞，叽叽喳喳地喧叫着，看上去就像一片乌云在塔上飘来飘去，那时我不明白燕群怎么这样贪恋白塔？就怀有了一个难解的谜……

太阳慢慢向西沉落，天空一片金色，白塔身上的石刻变得格外明亮了。盘坐在塔壁上的佛像好似有了活力。更让人心醉的是那塔身上的飞天雕刻，全塔有八面，每一面在佛头上都有两个身披飘带的美丽的飞天，16个飞天都是两脚朝上，俯飞而下。但她们的飞姿各不相同，有的身子稍斜，一手前伸，看去给人一种逍遥游的美感；有的是两手同时后伸，头在前，身子直下，飞势疾速、猛烈，给人一种力量之美。虽然有的飞天颜色变灰，有的形象破损，但是自由向上的精神依然故存，并没露出一丝疲惫、倦怠的样子。

太阳落了，天色灰暗了，一群雀儿吱吱喳喳地飞落到塔上，进入巢穴后，白塔又恢复寂静。

可惜这次没有看到燕群。守塔人告诉我，燕群是谷雨前后来，立秋就走了，现在已是深秋，看不到了。我觉得有点儿遗憾。

天全黑了，白塔也黑了，鸟雀都睡了，白塔也睡了。

这是我67年前写的一篇小作品，至今读来，还有点儿喜爱呢。

1957年春节前，于铁策划了一个选题，写一篇工人在大年三十进行生产劳动的通讯。我说我熟悉矿山、下过矿井，我可以在大年三十与矿工们在矿井一起过年。于铁一听，很赞赏我的建议。大年三十白天，我就奔向抚顺龙凤矿。三十的晚饭我是在龙凤矿老朋友范成千家吃的，饭后我就领了矿工服、矿灯，与上夜班的矿工们一起下井，在生产劳动中过大年三十。大年初一，我升上矿井就往市里跑，坐在开往沈阳的公交车上就动起笔来。一到报社办公室，我继续写稿，开头我写：“大年除夕夜，在这幸福的夜晚，孩子们穿上新衣，挨街挨户地跑着、跳着；家家的门上都贴上了对联，门前挂上了红灯。在这幸福的夜晚，有的人要去与情人约会；有的人从远地归来，见到了亲爱的父母；也有的人和家人们围坐在暖和的房间里，说说笑笑地拌着肉馅、包着饺子……也就在这除夕夜里，有的人却顶着矿灯走进矿井，在地下给我们挖宝，为大家的幸福劳动着……”

第二天这篇通讯就见报了。在《辽宁日报》上，很少有这种在报道重大节日时用散文笔法记述工人劳动的文字，这是于铁策划得好，我的文笔也不错，又给我在辽宁日报社得到好声誉。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鞍山访问。这是重大外事活动，新闻报道要写得出色，报社派我去鞍山采访。责任重大，在有中外众多记者采访的情况下，我一直紧靠着朱德总司令和伏罗希洛夫走，记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跟得太近，我差一点儿把朱总司令的鞋踩掉。朱总司令朝我笑笑，可是保卫人员不干了，把我推离朱总司令身边，他专门盯着我。但是我要看的、要听的都做到了，回到沈阳我便完成了一篇生动的有关伏罗希洛夫访问鞍山的报道。

这期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矿工之歌》，赠书邮到辽宁日报社。在记者和编辑中出版个人专著，辽宁日报社我是第一人。所以仅几个月时间，我就成为报社里才华出众的新报人。一次吃工作夜餐，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走到我面前，称赞说：“宏林同志，你的笔头子很不错呀！”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一打听，原来是编委兼记者部主任白天明。

我还有一项优势在文艺组里得到充分展现，就是我在文学讲习所学的戏剧文学专业。在辽宁凡是重要的戏剧演出都由我来写剧评。北京广播话剧团在沈阳演曹禺的《北京人》，那是我很熟悉的剧目，我写了个近一块版的剧评，剧团很是赞赏，对报社表示感谢。还有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鲁迅是不同意把它编成影剧的，而辽宁演出了《阿Q正传》的话剧。怎样把它演好？我看了演出后，写了一个版的剧评，说了演出的得失。导演万籁天找我，请我再看按我的意见修改后的《阿Q正传》，当看到我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时，他一下子愣住了。

当时我编文学作品专版，有版面提供给作者发表作品，杨大群、晓凡等青年作家都与我有联系，我在文学界朋友很多，工作、生活都挺滋润。

这期间，我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批评性长篇通讯发表。写这篇通讯的起因是，抚顺龙凤矿的朋友向我反映一件事情：矿里一位科长的妻子，对科长的妹妹常年虐待，把妹妹折磨疯了。我去龙凤矿了解情况，事情属实。我就写了一篇揭露这起事件的通讯。于铁担心事实有失，便派彭定安同我再去核实情况。一切无误后，请矿党委书记审稿，党委书记同意发表。这篇通讯见报了。文中披露的事实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谴责施虐者和对科长进行批评。当时王蒙写了一篇轰动全国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经王蒙本人改回原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内容是新来的青年人如何与组织部的落后、蜕化现象作斗争。人们就戏称我是“文艺组新来的青年人”。 hStfACNZu9thyAncQxWyVdcsUVRCCeNmFvJxrci6SLbfBom6XA1J27GWGk8UdV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