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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闭幕后，我被全国总工会留下写作工人队伍中的英雄人物。参加写作的有十几个人，组织者是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他是1938年的老干部，曾是抗日战争中的文武全才。新中国成立后，他筹办工人出版社，是出版社的领导人之一。当年他30多岁，仪表堂堂，神采奕奕，说一不二，大家都按照他的指挥棒行事。
大家奔赴各地采写，都按时交上稿子，结集出了一本书。这次写作也是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大家的作品中，有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篇名叫《追老姚》，我读后十分赞赏。我想，《人民文学》选登它，重要的不在于人物事迹多么丰富，主要在于它的结构技巧。老姚是一位先进的邮递员，常年跑乡下给老乡送信和送物件。作品中的“我”，听说老姚刚出发去送信、送物，就沿着老姚的邮递线路去追老姚。一地一地追去，人们都说老姚刚走，每个地方的老乡都说些赞扬老姚的话。最终“我”也没追上老姚，但是路上处处说老姚，老姚的形象给说完整了，作品也完成了。作者的构思真妙，没见到老姚，没和老姚见一面说一句话，却写活了老姚。从中我学习到，写作时有了可写的东西，不要急着下笔，要多思多想，找出最佳、最奇特的角度把平凡写出不平凡，这就是作家的手艺。
这年夏季的一天，何家栋带着助手来到抚顺，打电话约我，我在宾馆与他相见。他这次来抚顺，想在这座著名的煤都选取可以出书的题材，让我提供线索。我提出矿工英雄张子富是非常好的创作原型。他回北京不久，给我来封信，代表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介绍张子富事迹的书，我欣然接受了创作任务。张子富这时已经是抚顺市总工会副主席，家在市里，我很方便就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位将近50岁的山东大汉，我和他约定，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向我介绍他的经历。这样我就进行了半个月的采访。
张子富是抚顺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抚顺当矿工的，在山东时知道一些八路军抗日的事迹。他人在抚顺敌占区，心在家乡。当他看到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时候，就发动矿工们拆解矿山机械设备收藏起来，等共产党来的时候再拿出来装上使用。新中国成立后，矿山里一次大规模的献器材活动就是由他发起的，为恢复矿山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开展矿山生产大竞赛的时候，他带领的采煤队总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创造全国日产煤量最高纪录。他是全国煤炭系统的一面旗帜。后来，作家萧军在抚顺露天矿深入生活，写出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作品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张子富。我曾立志要写抚顺矿工，正好在写张子富的过程中实现我的心愿，对矿工表示我的敬意。我作了很多采访记录，把在文学讲习所学到的手艺想方设法地表现在张子富的形象创作中。我写了几节，都被《抚顺文艺》编辑部看好，一节一节地发表了。
这期间我开始恋爱，对象是市政府秘书处的秘书姜德琳。她是位上海女子，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学历远高于我。她是因为支援东北建设的需要分配到抚顺的。我与她结识，因为她是个文学爱好者，参加抚顺市文联组织的业余文学活动小组，我是她的辅导员，文学造诣高于她，所以我俩互相尊重。这江南女子是市里第一美女，我没挑的。但是人家搞了一次秘密政审，派她的女友来文联找领导暗访。领导说我根正苗红、前途无量，这姜女士才同我处下去。
8月的一天，文联秘书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小李子，你的工作变动了。”
我问：“调我去哪儿？”
秘书长说：“离开抚顺。”
我问：“离开抚顺，去哪儿？”
秘书长说：“辽宁日报社。”
去辽宁日报社，我立志要为抚顺矿工写作的愿望泡汤了？说实话，那时我一心想当作家，去编报纸不大甘心。
在《辽宁日报》当记者期间，我的文笔不错，又肯钻研，给我在辽宁日报社赢得了好声誉。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鞍山访问时，报社便派我去鞍山采访。责任重大，在有中外众多记者采访的情况下，我一直紧靠着朱德总司令和伏罗希洛夫走，记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跟得太近，我差一点儿把总司令的鞋踩掉。总司令朝我笑笑，并没有生气，可是保卫人员不干了，把我推离总司令身边，他专门盯着我。但是我要看的、要听的都有了，回到沈阳我便完成了一篇生动的伏罗希洛夫访问鞍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