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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试验性创作有点儿不合时宜，而部长并没有从此戴有色眼镜看我，仍然认为我是可塑之才，所以在1956年3月召开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时，宣传部推选我作为代表参加。
这次大会目的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繁荣创作，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创作队伍，反对限制和排斥青年从事业余创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和粗暴作风。大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老舍为筹委会主任。有400名青年文学工作者参加会议。有因批判《红楼梦》老学究而一举成名的李希凡、蓝翎，有被称为“写作神童”的刘绍棠，还有邓友梅、邵燕祥、玛拉沁夫、林斤澜、丛维熙、陆柱国等在文坛上已显露头角的青年作家。
大会开了半个月，会议内容非常丰富。周总理到会作报告，胡耀邦代表团中央讲话，茅盾、周扬、老舍都在大会上作了相关报告和讲话。前两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六十年前的文学事》，发表在《沈阳日报》上，记下一点儿不为人知的事情。
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主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这是继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后，新中国的第二个全国文学盛事。辽宁组成一个代表团，我是抚顺市的代表，当年21岁。出席这样的盛会当然感到很荣幸。
第一天的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周恩来总理作世界形势报告。周总理身穿青色中山装，步履沉稳地走上主席台。他一出现，全场就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站在讲台前，掌声还是不断。这时他皱起眉头，不高兴地抬起双手几次往下压，力图制止大家的掌声。过了好一会儿，掌声才停息下来。谁也想不到，周总理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批评大家：“我不同意你们为一个人这样鼓掌。我们从中央起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年轻的同志不要沾染这种不正常的风气。”总理的面容很严肃，语气虽重，却充满关怀。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总理才把话转向讲述世界形势的正题。他没有讲稿，一口气讲了十几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那么多的绕嘴的国家名字，没有一个字说错。又讲新中国怎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应对围攻我们的敌对势力。他列举一个个实例，娓娓道来，真是让我们佩服总理的记忆力和他高瞻远瞩的分析判断能力。当时对国际形势还知之尚少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听了这样清晰、深刻的国际形势报告，大开了眼界，扩展了胸怀。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办一次舞会，在北京的艺术界著名人士赶来参加。齐白石老人被人搀着来到大厅，坐在贵宾席上。一会儿卓别林戴着标志性的小礼帽拄着手杖也来到会场，人们发现他是由表演艺术家谢添扮演的。这时大家才悟到，那位“齐白石”也是由演员化装的假齐白石。正在人们称赞艺术家以假乱真的艺术才能时，大厅里突然响起掌声，是周总理来参加舞会了，他边走边举起右臂向大家打招呼。人们像潮水般涌向周总理，这时周总理又沉下脸来，指着拥上来的人们说：“不要这样子嘛，我讲过，不要推崇某一个人，你们都退回去。”热情的年轻人只好回到原座上。乐队奏起舞曲，人们开始跳舞。在一对对男女走进舞池的时候，周总理也走进舞池跳舞。他的舞姿端正，面容严肃。虽然周总理不愿意人们突出他个人，但是人们走近他的渴望难以遏止，跳舞的人们都悄悄地向他的身边舞去，目光都盯向他，在周总理周围形成一个舞的旋涡。可能舞者挡住了周总理的视线，他没发现他又成为一个中心，这回他没吱声。在舞者中有两位知名人物与周总理的舞姿截然不同，一位是陈毅元帅，他身材壮实，但是舞步轻盈，与伴舞者目无旁人地尽兴地摇动和旋转，让人看到元帅柔情的一面。更为自由奔放的舞者，是来自延安的著名诗人柯仲平，人们都称他为柯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下巴上留着一把列宁胡，他在乐曲中带着舞伴从这头舞到那头，让大家看到了一位老诗人诗一般的心态。那个年头正是国家兴旺、人心舒畅、诗人诗兴大发的时代，从跳舞之中可见一代文化人的兴奋心态。
除了周总理的报告外，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报告会。如果说大会的组织者为这次报告会是百分之百的用心，而我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收获。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场报告会的主讲人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当年他40岁左右，留着平头，矮个头儿，却十分精悍。不过那天他神情有些痛苦，一上台先向大家说：“我牙痛，话语不清时请原谅。”接着他就侃侃而谈，手势也多，似乎牙痛的事也忘了。不过他的湖南口音却让我们北方人抻长了耳朵也听不准他说些什么。我听他多次讲“毛顺”，有时说“毛主席”，我听明白了，而这“毛顺”是什么？我问身边的同志，他摇摇头。会后我找了懂湖南话的同志问了问，他说：“是矛盾，他在讲毛主席的矛盾论，告诉我们青年文学工作者要用矛盾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在诸多矛盾中学会抓主要矛盾。”可惜，这么重要的关于事物矛盾的讲述，我却没有听明白。
第二场报告主讲人是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先生。为了让青年文学工作者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文学大师，特意把讲桌摆在靠前的位置。我坐的位置离先生不过十几米，他整齐的分头和唇上的一抹小胡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师很爱笑，一坐下就面带笑容地望向大家。他讲文学创作，谈个人的写作经验，谈着谈着他就笑起来。我们北方人此时却很尴尬和着急，因为他讲的是地道的浙江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他为什么笑。语言哪，中国地域广大是好事，但是方言太多也耽误事，一次重要的解惑悟道的机会，却因为语言的隔阂而白白流失了。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都觉得十分遗憾！
第三场报告会的主讲人是苏联大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他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的作者，当时在中国名声极大。大会组织者把他请来给中国青年作家作报告，可见用心之良苦。巴巴耶夫斯基没有苏联作家西蒙诺夫那种魁梧身材和大作家气魄，也少有肖洛霍夫那种蓬松的黄发和唇上的胡须所带来的潇洒，他的长相近似赫鲁晓夫，光头，矮胖，穿着肥大的西装，有点儿像集体农庄里的会计。他神态拘谨，不善言谈，又遇到一位不懂文学的翻译，可把这位老大哥作家坑着了。当巴巴耶夫斯基说过一段俄语后，咱们的翻译总不能立即翻译过来，他要同巴巴耶夫斯基商量一会儿，然后把他的理解传递给听众，而传递的信号总让听者发愣，听他总说“零件”“构造”“链条”等工业名词，人们越听越糊涂，有懂俄语的听众忍无可忍了，在台下喊：“细节！”“结构！”“情节！”又有人喊：“换人！换人！”一时会场显得混乱。这时一位懂俄语又懂文学的同志跳上台去，向巴巴耶夫斯基解释一下原因，然后请那位翻译下台，这才把报告会圆了场。但是作为大作家的巴巴耶夫斯基已大大地减弱了讲述的兴致，他匆匆讲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报告会就结束了。唉，都是语言惹的祸！
2007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的两位文学讲习所的同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的玛拉沁夫和任副主席的邓友梅，谈起半个世纪前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件盛事，那时大家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而今都成为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不知如今还有几人健在，还活跃在文坛上，都唏嘘不已。他俩便在代表中寻找当年的文学青年代表，搞一次小型聚会。总算找到10位老作家，加上他俩共12人。其中有李希凡，当年他和蓝翎是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最亮的明星，他们是因批判俞平伯的所谓唯心主义《红楼梦》研究而被毛主席赏识的两个“小人物”，由此展开了对《文艺报》的大批判。这次见面时他已经80岁了，“小人物”变成了“老人物”。还有我认识的著名作家孟伟哉，他曾出任全国文联秘书长，也临近80岁了。其中我算是小老弟，但也是70岁有余了。大家围坐起来叙谈，都感慨岁月无情，好似眨眼间青丝变白发。但是大家都还保有一颗年轻的心，特别是李希凡，对一位记者采访他后写他“希凡老矣”，他很不满，说：“我不还健壮嘛！”真的，这些老作家是老而不衰，仍然志在千里。大家难得生活在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的日子里，多少波澜壮阔的生活在向老作家们招手。大家都表示会继续用笔讴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伟大使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