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青年诗人的“战事”

我再说说一场有趣的文学争论，虽然有点儿滑稽，但它牵涉到两位中国大诗人。

这场“战事”是由青年诗人孙静轩和苗得雨引起的。

孙静轩入所学习时23岁，他是小八路，来所学习前是《山东青年》的编辑。苗得雨入所学习时21岁，他12岁就发表诗歌，被称为“孩子诗人”，是山东省文联的创作员。都是山东老乡，很自然地把他俩安排在一个房间。开始还平安无事，日子多了，二人各自的文学主张及生活习惯就针尖对麦芒了。孙静轩是洋诗的崇拜者，每天普希金、惠特曼的诗句不离口。苗得雨敬重的是通俗押韵的中国诗人的诗作。苗得雨在省文联搞创作，总想教育崇拜洋诗的孙静轩，处处看着不顺眼。小孙穿一双皮鞋，苗得雨批评说，鞋是皮的，脚是肉的，你干吗自找苦受，要穿布鞋。孙静轩常同我去什刹海游泳馆游泳，苗得雨批评说，男男女女光屁股在游泳池里蹭来蹭去，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说小孙有崇洋媚外倾向。小孙哪能接受苗得雨的这种教育，便说：“房里的电灯也是洋的，你怎么在用？”苗得雨也真叫争气，他掐了电灯，点上蜡烛。大家去看剧，需要坐电车，小孙挑事了，向苗得雨说：“这电车也是洋玩意儿，你不能坐呀！”苗得雨果然不坐，气哼哼地徒步走到剧场。斗气到极点，肢体动作就爆发了，从屋里打到屋外，同学们赶忙出来拉架。怎么办呢？他们实行一室两制，一室隔二，中间用布帘隔开。孙静轩这边的桌子上摆着维纳斯和裴多菲的石膏像；苗得雨那边摆着泥人张的泥塑娃娃，墙上贴着梁山好汉的年画。

老年时，孙静轩写回忆文章，说到这一段土洋诗人之战时，自己乐得喷饭。都是因为那时太年轻啊！

他们演的是滑稽戏，可是却给两位中国代表土、洋诗派的大诗人带来麻烦。一位是艾青，一位是所长田间。孙、苗争论激烈时就拿这两位诗人作靶子和盾牌。一个说，艾青净写什么情啊，爱呀，眼泪呀，消磨革命斗志。田间的诗上口，好念，老百姓都能接受，那才叫战鼓诗。一个说，你个土小子，懂得什么叫诗，艾青的诗比田间的诗深刻多了，他的诗句美丽，充满爱国爱民的忧伤，那是国际水平的大诗人。结果，所里不仅知道孙、苗打架，还对两位大诗人各有不敬。两位大诗人在所里都有追随者，很快这种不敬言论就传到艾青和田间的耳朵里，各自都很不愉快，以至于所里请艾青讲课他都不愿意来。

艾青终于来所里讲课了。他40多岁，正当中年。他在北京属于名士风流、不拘小节那种名人，衣着随便，穿半旧的中山服。他近一米八的身高，方脸，左眼眶上长出一个肉包，使得他的脸左右不均匀。他的两眼并不明亮，但是极引人注意，他的眼白微红，眼里湿润，目光深沉，立刻让人想到他那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走上讲台，他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知道艾青的人都知道他出言犀利、话语尖刻，估计他今天围绕土洋之争的事要说几句话。果然，他一开口就一股火药味：“我不敢进你们的大门，名师出高徒哇，你们都是田间的学生，有大诗人，我这个写几句洋诗的人岂敢给你们讲课。”这分明是对苗得雨来的。随着转了话题，也是批评。智利诗人聂鲁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和萧山前去祝贺。文化部让他俩带了不少宣传新中国的材料，结果一路上都被外国机场没收了。他批评政府工作严重官僚主义等等，说了一大堆不合时宜的话。艾青的这张嘴，后来给他招来不少祸害，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让人家抓到许多“辫子”，还让画家画了漫画。 9on9Y8dTZv3k7oZps0rUQyOPLLE7aAFf9RQm0OQneqBpkSqh2v4jtCjixbYx3F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