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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一位在中国有着特殊地位的女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她与革命作家胡也频结为夫妻，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她与中共派到左联工作的冯雪峰多有接触，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获释后投奔延安，先落脚在保安。毛主席为欢迎丁玲参加革命队伍，特为她写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与丁玲（右）、陈明（中）夫妇在沈阳
从毛主席的赠词中，足见毛主席对丁玲的赞赏和重视。以后多年，丁玲一直是延安作家中的翘楚。与她地位相似的，是文艺理论家兼宣传工作领导的周扬。后者在上海与鲁迅有隔阂，而胡风和丁玲都是鲁迅的追随者。据知，在延安时丁玲与周扬在文艺思想观点上就互有嫌隙，这种裂痕并没有因为有了新政权而消弭，反而各在领尖的地位上有抵触。
我见过周扬。那是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时候。周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他就是指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总司令”，在这个圈子里是一言九鼎的。
周扬来大会作报告是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千多人的大会场坐满了从各省市来的代表。周扬来了，先有工作人员报信儿，会场肃静下来，都往大门口张望。一会儿周扬进来了，前有引路的，后有几位跟随者。周扬身材不高，稍胖，白白净净的长方大脸，光滑温润，没有一点儿褶子，保养得很好。他笑面，总是一脸笑容地向左右代表们致意。他上台作报告，不拿稿子，一讲3个多钟头。讲的都是文艺方面的问题。
见老所长丁玲，比见周扬容易多了。她一直关心讲习所的发展，不时地来所里看看，到学员宿舍里同大家谈谈天。同时她还兼任学员导师，她辅导的学员是玛拉沁夫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一伙人经常往丁玲家里跑。
丁玲来所里讲课。听说老所长来了，大家心情都有点儿激动。老所长圆胖的脸庞，两只标志性的大眼睛，总是和善地看人。她穿着条黑色西装裤，雪白的上衣外面套一件紫红色毛衣，还烫了头。在那时，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有这套打扮，就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了。她不上讲台，站在学员第一排座前边，像家长与孩子们对话似的讲话。她是南方人，讲话声音尖脆，神态从容，充满自信。想说什么她就说什么，说累了，她把放在前桌上的一只小药瓶打开，倒出一粒红药丸送进嘴里。淘气的孙静轩悄悄打开小瓶偷出一粒。课后人们问丁玲的秘书张凤珠，丁玲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回答说是人参丸，讲话时间长了，累了，可以补气。丁玲讲课没有提纲，口若悬河任意讲，讲的都是学员们在学习和创作中关心的东西，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听她说些什么。她讲话直率，有胆量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1957年，丁玲被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之后，有两大罪状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并公开批判。一是说她在文学讲习所宣扬“一本书主义”；二是说她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创作，宣扬“学理论无用论”。
关于“一本书主义”，说是她在第一期学员中提倡的。其实关于所谓“一本书主义”，她在给我们第二期学员讲课中也有所提及。她在讲课中提到，培养你们干什么？就是要写出好书来，写不出书来叫什么作家？
看来急于要出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丁玲的渴求，也是国家的期待。当时中国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和三等奖，对提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现。丁玲要作家们写出一本书来，希望新中国能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用优秀的作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十分正常的事。
2006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与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一起。谈起“一本书主义”，他说，他亲自聆听丁玲讲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得她是在鼓吹什么名利思想。作家写出好书是职业要求，是本分，是向社会应尽的责任。可是丁玲一倒，众人落井下石，好话也变成坏话，有关组织也这么作结论，极不公正，极不正常。其实丁玲要求作家写出一本好书来，对当时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学员是一种激励。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玛拉沁夫的《在茫茫草原上》、谷岩的《在三八线上》等，奠定这些作家地位的长篇小说，都产生在他们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日子里。
丁玲的再一个“罪状”，是宣扬“学理论无用论”。这个帽子不小。
丁玲在讲课时说过读书、生活、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读书不要太理智，一边读书一边考虑主题是什么，人物的思想是什么，教条地去读书，没有意思。我不这么读书，我用感情去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书中所表达的感情，去享受、去体会，这种感知积累多了，就会在创作上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太理论了，太清楚了，可能你只记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条，对创作无益，不好。”关于作家与生活的问题，丁玲一再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中去，她批评一些作家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她说丰厚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本钱。她表示自己愿意换换家里的客人，希望多来些工人、农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断地同生活在基层里的民众有联系。她还告诉大家，作家主要是写平常人，写好平常人是一辈子要努力的事。现今一些作家老是重复地写人们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说那么几句公式的教条的话，没有生活强去写，这不是创作。她批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教出来的，不要看他们那些东西。”这些尖锐的语言是我亲耳在大课堂上听到的。
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涌进丁玲临时休息的房间里，围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为了记述这次会见，40多年后，已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当时讲话的全部记录发表在《今晚报》上，不久得到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的回应。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个别记录上的错误后，主要是为苗得雨表功，是苗得雨把一份具有当代文学史研究价值的丁玲谈话，准确地传达给社会。丁玲的这次谈话，基本上是她在讲课时的观点，不过更系统了一些。邓友梅详细地讲述了丁玲讲话的背景：因为当时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在文艺上就把斯大林定下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搬到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来。读书要从书中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写作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渐渐地，学习、教书和写作便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模式，一些学员觉得面对丰富的文学名著只作简单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认识，学不到文学的真正内涵，有所苦恼。学员心惊胆战地反映了这个不合潮流的困惑。丁玲得知这种情况后，她在讲课中，在与学员的交谈中，都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向教条主义的理论挑战，维护文学自身的规律。这种勇气，不只是来源于丰厚的知识学养、才情胆略，更在于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骨。或许就是因为她的正直、敢言，戳到某些人的痛处，她便被扣上一身罪名，被早早地排挤出新中国的文学界，发配到遥远的北大荒的密山进行改造。
1982年夏天，丁玲早已平反，被邀请到沈阳讲学，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于铁陪同，马加主席让作为丁玲学生的我参加接待。在沈阳的几天里，丁玲和丈夫陈明参观、逛街、吃饭、谈话我都在身边，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位世界级中国作家的心态。她谈话和讲学突出两项内容：一个是她不同意当时流行的“代沟”的提法。她说，国家进行“四化”建设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老少心情都要一致，强调什么“代沟”，我不同意。讲学那天她穿着一个半袖白色衬衫，戴个茶色镜片的眼镜，在大讲堂里给1000多名青年听众讲课。她首先说：“我和你们不存在‘代沟’，我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聚到一起的。谁讲‘代沟’就是不让我参加‘四化’建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对祖国热爱之心依然火热，对献身于国家建设之情仍不减当年。
她讲课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还是28年前她在文学讲习所讲述的观点，谆谆地教导后一代。她说：“作家要沉下去，沉一下好，沉一下就会思考。浮时从上边看底下朦朦胧胧，沉下时躺在地下往上看，就清清楚楚。”她说：“人民群众是我的生命源泉。在北大荒时，我为他们做一点儿事情，他们就鼓励我，是他们在我困难时期给我帮助。”陈明曾讲，一位农工家属把与丁玲合影的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四人帮”横行时她也不摘。一直到丁玲平反后，他们夫妇重返北大荒时，这张照片还挂在原处。讲完课后，丁玲登上轿车，数十名青年人围绕着车不舍得让丁玲离开，丁玲摇下车窗，微笑着，把手伸出窗外与多人握手。我怕累着老人，催司机开车，丁玲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见到这个情景，我十分感动。
丁玲热爱人民，人民热爱她，这就是人民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遗憾的是，当她怀着满腔热情，要为祖国和人民书写新的文学篇章时，却过早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但是她留下一份遗产：在世界许多地方成立了研究丁玲文学创作的组织，多次召开国际性会议，研讨丁玲的文学创作和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她也给她教诲过的学生带来一份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