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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以学习鲁迅的作品为重点，这是全体学员都必修的课目。请来的讲课人是中国文学界最了解鲁迅的几位人物：冯雪峰讲鲁迅的小说，孙伏园讲鲁迅的往事，胡风讲鲁迅的杂文。
说到孙伏园，他同鲁迅的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孙伏园来所讲课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他不是著名作家，有人说他是个出版商人。他的长相也没有作家的气质，胖胖的，富态的面孔，在直观上怎么也让人想不到他是鲁迅的密友，是个曾让蒋介石脑袋疼的中国“副刊大王”。他在北京办《晨报》副刊时，就与当时住在北京的鲁迅有交往。他慢声慢语地向我们讲，他办的《晨报》副刊是由多块版面组成的，他请鲁迅为他写一篇连载小说。鲁迅说他正在思考写一个反映中国底层小人物的小说，主人公叫阿贵，写他的愚昧、狡黠、可悲。孙伏园当场“定货”，鲁迅写一段，《晨报》副刊就发表一段，这篇小说就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丰碑《阿Q正传》。小说中反映出的“阿Q精神”至今是中国人照看自己丑陋一面的镜子。鲁迅移居上海后，孙伏园也去了上海，同鲁迅一起办周刊《语丝》。我一直不解，“语丝”是什么意思呢？作家的语言似丝丝细雨，点点滴滴滋润人心？抑或是收集作家的只言片语传递给读者？没想到孙伏园的解释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说，筹办《语丝》时大家起名字，因为当时上海的刊物太多，想了几个名字都没有超出这些刊物所含意义的范畴。鲁迅提议，每个人写一个字，然后从中抽出两个字就是刊物的名称。大家同意，就各写一个字，抽出的两个字就是“语丝”。鲁迅说这两个字联在一起很别致，也讲得通。《语丝》就这样诞生了。
在鲁迅故乡绍兴陆游与唐琬的诗壁前
在鲁迅故居百草园
孙伏园在上海时是鲁迅家里的常客，对鲁迅的家事非常了解。他就这个内容曾写过一本《记鲁迅二三事》。给我们讲课时他也透露出一些鲁迅的私事。他说鲁迅是孝子，他明明知道不能同第一个夫人生活在一起，但他还是遵从母命举行婚礼，之后他只身出走，再也没同结发妻子联系。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他介绍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不合，因为鲁迅不满周作人多事的日本妻子，兄弟俩就没有来往了。
孙伏园与鲁迅相交密切，不仅是文缘，还有一份政缘。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国民党报刊当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当年就在副刊上全文刊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公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抗日战争时，孙伏园又在他办的报纸副刊上全文刊登了郭沫若宣扬爱国主义的话剧《屈原》，促蒋抗日。这个举动激怒了蒋介石，孙伏园被撤职查处。鲁迅逝世，孙伏园写的一副挽联成为纪念鲁迅的经典：“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此联用鲁迅先生所著书名及主编之刊名缀成，不但含义深刻，而且构思精巧，一直被学界所称道。孙伏园来所讲课时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当时中国文艺界头面人物云集首都，都需安排职务，在这一历史时刻，政务院安排孙伏园出任一个文化官员，也是对他“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化战线上的贡献的一种肯定，当时的“出版商人”是个不甚文雅之称谓，把这个头衔落在孙伏园身上，有点儿冤枉人家了。
最后一位讲鲁迅的，是以后不仅被中国也被世界关注的大人物胡风。他讲鲁迅的杂文。这时的胡风日子不是很好过，一些报刊已经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其核心是他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批评者说，这是主张作家拒绝立场转变和思想改造，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去占领文艺阵地。这时候文学讲习所为什么请这么个有争议的人物来讲课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胡风还只是文艺理论思想上的问题，他还写了一篇热情歌颂毛主席的诗歌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时在政治上没出现危机；二是他和鲁迅的关系别人无法代替，他是最靠近鲁迅，并一直忠实于鲁迅的学生。他积极地参与鲁迅鞭笞旧社会和批评文化对立面的活动，包括批评“四条汉子”周扬等人。鲁迅逝世时的送葬活动由他主持，因此他被社会公认为鲁迅的第一大弟子。
胡风出现时，学员们都以好奇的态度迎接他，都想听听这位鲁迅的知音，在文艺理论上与主流意识不同轨者讲些什么东西。胡风是第二位不上讲台的讲课人，他像聂绀弩一样在讲台下学员第一排的课桌前走来走去。胡风身材魁梧，这位南方才子很像我们东北大汉，秃顶，大脑门儿，长方脸，两腮肥厚，浓眉大眼，不像是什么理论家、诗人，而像一位有威严的大工头儿。随他来的是一位女士，当时看上去30多岁，长得苗条，穿着朴素，文静而美丽，是他的夫人梅志。她坐在为她安排的讲台旁的一张椅子上，她不时地把胡风讲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胡风讲课声音洪亮并充满激情，讲到激动处就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在腮旁点动着。他说鲁迅的杂文是刺向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利剑，是投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帮派的匕首，是召唤人民大众觉醒走向光明的旗帜。胡风说他之所以追随鲁迅，是因为受到鲁迅杂文的感染，受到鲁迅战斗精神的激励。他说鲁迅爱国之心特别深，痛民之情特别切。鲁迅在杂文中骂人，他不是随便骂谁，而是该骂者才被骂。这就是鲁迅提倡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也不怕被别人骂，对诬陷者他加以10倍力量的回击，这就是鲁迅提倡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讲得兴奋了，热血沸腾了，他就脱掉外衣穿着衬衣接着讲。他讲鲁迅杂文的主要意思，是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现在回忆起来，按时间算，胡风那时已经写出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走向的三十万言书，是不是他在鲁迅身上寻找到战斗力量的支撑？在讲鲁迅杂文时，胡风也不时地对自己文艺创作理论加以阐述。他讲作家如何写牺牲精神，许多英雄为国家、集体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作家要去写这种牺牲精神，但是哪位作家体验过英雄牺牲时刻的心理状态？那怎么办？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为别人牺牲的想法，比如为父母去死，为你的爱人去死，我们可能都有过这种意念。人的牺牲精神是相通的，用我们的这种体验可以去理解英雄牺牲时的心态。胡风的这种理论是他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上的典型的例证，在当时是大忌。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体验，怎么能够代替工农兵英雄的感情世界呢？这是当时作家必须遵守的认知。而胡风就是拧着劲儿地讲了。当时不许谈人性，只准说阶级性，而胡风所坚持的是“文学必须为人”“为人生”的文艺观。
一般每位专家讲课后，教研室不几天就会把刻印得十分精致的讲演稿发给学员，而胡风三次讲课，竟没有一份讲义印出来。原来是这时胡风出事了。不久，《文艺报》用附件发表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又不多久，《人民日报》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随后胡风的追随者舒芜上交胡风给他的信件，引起上层关注。胡风执拗地坚持自己的文艺观，加上三十万言书中一些过激的语言，再添点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一下子就把他推向“胡风反革命集团”头目的位置上。文学讲习所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提前两个月结业，让学员们回单位去参加反胡风斗争。
1978年，新中国文艺界最大冤案的“头目”胡风得到平反，引起世界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