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引人注目的讲课人是曹禺。他讲课那天,一些北京的剧作家来了,写作《战斗里成长》的著名剧作家胡可早早地来到讲堂,拿着笔记本先找个座位坐下。从全国聚集到北京,听苏联戏剧家列斯里授课的各省市导演、演员也赶来了。临时加座太多,有人贴墙坐着。曹禺不讲《雷雨》《日出》,而是讲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一进讲堂就气势不凡,身后有两个拎包的,一般讲课人是站着讲课,而他是登上讲台坐在讲桌后面讲课。他身后站着一位英俊小伙,手里拿着一支粉笔,不时地把曹禺讲课的要点写在黑板上。我当时纳闷儿,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和剧作家,他怎么还有一个训练有素的讲课班子呢?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邓友梅的妻子是李伯钊的秘书,邓友梅的各种消息最灵通,从他处得知,曹禺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到中央戏剧学院授课。
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曹禺自己选的内容,因为这部莎翁的经典作品是他翻译的,因此讲起来从剧本的内容、思想到每句台词他都吃得透透的。讲课时,中国戏剧大师怀着一种致敬的心情,讲述英国戏剧大师留给人类的文化瑰宝。在大学读书时,曹禺便领着同学演话剧,表演天分和朗诵才能极好。而莎翁剧本中的中文台词又是出于他的手笔,因此他不时地读莎翁的原著,像是读他自己的作品。他那虔诚的心态,他那澎湃的激情,他那乐曲般的声调,征服了每个听讲者,大家在感动中领略了戏剧大师的风采。
当时我还纳闷儿,曹禺23岁就写出不朽的《雷雨》,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才吗?通过这次听课,之后又观摩了曹禺创作的一系列话剧的演出,还得知曹禺先生不仅熟读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和易卜生的创作都做过精深研究,使我明白了,他是苦读先人的经典,吸收大师们的精华,学习了古希腊悲剧表达命运的特色,消化了莎剧刻画复杂人物的长处,理解了易卜生戏剧的社会性,使曹禺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提升到一个在中国无与伦比的崇高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既有丰富人性又含有深刻社会性的不朽剧作。曹禺先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泰斗,是踏着先人的足迹,又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践的结果。这个发现激励我埋下身子读好书,努力吸取前人的成果充实自己。1984年,我出版了《李宏林电视剧本集》,曹禺先生为书作序,序言说了赞扬我的话,我从中也理解了他的重要提示:“创作,不是凑合。”这句话成为我一生在创作时鞭策自己的警句。
另一位讲莎士比亚的专家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秀。她是位中年妇女,中等身材,方脸膛,皮肤稍黑,戴副近视眼镜,神态和蔼。她是留学英国专攻莎士比亚的学者,为学员讲《奥赛罗》和《李尔王》。她与曹禺的讲课风格截然不同,如果把曹禺的讲课比作大江奔腾,那她的讲课就是潺潺流水。她不慌不忙,把一个个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仔细阐述,每讲到激动处,她总会轻轻地咳嗽一声,来掩饰她的情绪。我们戏剧组是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外国文学的重点来学的,对《奥赛罗》和《李尔王》都读得稀烂熟,所以学员们对孙教授的每个感情的细微变化都理解,都有同感。她对剧本的分析也合大家的胃口,所以我们对她讲的课都认真地听和记。邓友梅是小说组的,对于戏剧没有同我们一样的兴趣,所以在第二次讲课时,他突然向孙家秀提出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问题:“请问,男女年龄相差悬殊的结合,怎么会有爱情的感觉呢?”孙家秀笑笑回答说:“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回答你。”她把这个带刺儿的问题搪塞过去了。
邓友梅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内线,他通过妻子知道孙家秀的丈夫在年龄上大她许多,调皮的小邓就拿这个问题难为孙教授。课后大家都批评邓友梅不友善。文学讲习所举办新年晚会,请孙家秀来参加,主持人宣布孙家秀表演节目。我纳闷儿,老实巴交的孙教授是会唱还是会舞哇?结果她不唱也不舞,而是背诵古代经典散文,十几分钟,一气呵成,诵毕赢得阵阵掌声。这时这位留洋教授令我格外尊敬,作为一位专家她不仅精通英国文学,还对祖国的文学经典烂熟于心,这就是中国大家的风采。我在学习中,在与大师名家的接触中,渐渐明白了,一个作家是由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丰润乳汁哺育而成的。这乳汁之源就在经典著作里,就在专家们的传授中,所以我敬畏地接受这些哺育。
一个夏日,我们戏剧组的学员被孙家秀邀请到她家里做客。记得她家离什刹海不远,是一个四合院,我们十几个人围着孙教授坐在一棵树下,我们谈世界各大戏剧家的名著,她一一地给我们讲解。这时从院外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他是政法部门的一位领导、孙家秀的丈夫。他看见树下坐着一群年轻人就笑了,并主动同大家点头打招呼。孙家秀向他说:“文学讲习所的同学来家做客。”长者连连弯身说:“欢迎,欢迎。”说罢进屋,后几个小时再也没出来,可能是不来打搅我们师生的聚会。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回来我们就批评邓友梅,有人说:“什么叫爱情,你到孙家秀教授家里去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