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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中，重点学习的作品是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不分组别，学员们都要埋头读这部经典著作。在一个多月里，讲习所的大院中寂静无声，人们都把眼球盯向书中的一百单八将。晚上的谈资也是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为什么在四大名著中选择《水浒传》作为重点学习作品呢？可能当时文学界正流行讲“人民性”，四大名著中《水浒传》是写平民造反的，人民性最强，所以入选。
谁来讲《水浒传》呢？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杂文写得极好、被称为“鲁迅第二”的聂绀弩。聂绀弩细高的身材，脸颊瘦削，不修边幅，更不讲排场。他讲课不登讲台，就在第一排课桌前袖着两手来回游走，嘴里叼支香烟，一只眼睛被烟熏得眯缝着，似乎还喝了一点儿酒。他与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是同事，周总理曾戏称他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讲稿，所谓讲课就是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其实这时的学员们已经把《水浒传》读得倍儿透了，只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别说，他真谈出了不少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内容。他说《水浒传》有两大弱点：一是杀人太多，武松血洗鸳鸯楼，好人坏人一起杀，连丫鬟都不放过，这就不好；二是歧视妇女，你看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等等，都是扼杀妇女的自由权，是封建妇女观的典型反映。聂绀弩顺口提到的这两点真是未曾有人提到过。
这位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学习时的邓小平的同学、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追随鲁迅的大文学家，在给我们讲课后不久就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被关进监狱。多年后平反，重回革命队伍。
为了让大家学好《水浒传》，讲习所安排了许多课程，教学研究室的路工，为学员举办问答会，由他解答有关《水浒传》的各种问题。其间还请来评书名家连阔如，听他讲《水浒传》的人物塑造。由于他是艺人而不是文学家，除了他稔熟书里描写的人物并在说书中有所丰富之外，提供思考的内容就较肤浅了。最为隆重的是举办全体学员学习《水浒传》的讨论会，平日一行行前后横排的座椅被布置成一个方阵，学员们面对面地围坐，一个个踊跃发言。有的说宋江造反有功；有的说宋江招安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罪大于功；有的予以反驳，说宋江是历史所限，不能用今人眼光要求古人，他仍然是英雄。有的称赞李逵是真正的平民造反的代表；有的说李逵没有组织纪律性，净添乱。有的说论艺术形象林冲写得最好；有的说更爱鲁智深。还有一位年岁最大的学员、山西某艺术学校校长，他竟讲起《水浒传》与“四大皆空”的关系，说得振振有词，但离题太远，所言虚无缥缈，大家听得稀里糊涂。争论到最后，各种观点没有交融，问题还是停留在原点。如何让为期两个月的学习《水浒传》完满落幕，教务处可是煞费苦心，最后请出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冯雪峰，来给大家作学习总结。
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界党内地位仅次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20世纪20年代，冯雪峰作为中共代表到上海与鲁迅接触，向鲁迅传达中央红军的信息，并同鲁迅一起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1934年随红军长征，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文学家。他还以亲身经历写出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拍成电影后红遍神州。由这位中国作家领军人物来给学员学习作总结，大家都感到是一种荣幸。冯雪峰来讲习所讲学的信息传出去后，一些所外的文学界人士都赶来听讲，于是不得不在学员的座椅之外再加些座位。
那年冯雪峰50岁，瘦弱，中等身材，长脸，笑面，目光慈祥，稀疏的头发有些灰白。他不像郑振铎那样有官相，也不像聂绀弩那样像个流浪汉，更不像游国恩那样为诗而癫狂。他就像个穿着整齐的邻里大叔。关于在总结中讲什么，教务处的同志早把学员讨论《水浒传》时的各种观点作了汇报，他便有针对性地作总结发言。他讲的主题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水浒传》是古典主义的巨著，它艺术地反映了历史上平民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群起而造反的经历。现实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真实性，《水浒传》所反映的起义于史有据。他强调，现实主义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况，强求古人按现今的思想追求去行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了是帝王轮换，失败了是四下走散，放下武器被朝廷招安，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农民起义的一种结果。无论是哪一种，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都是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撼动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启示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样，就把造反与招安的分歧融合起来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两种现象。冯雪峰还就《水浒传》的章回式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作了分析。他的总结发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述了《水浒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和久远意义。遗憾的是，不久，在冯雪峰主持《文艺报》期间，因为没有支持对红学专家俞平伯的批判而落马，“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难，没等看到曙光就故去了。
199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水浒传》的时候，就剧中的缺陷，我在报纸上连续地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有的朋友感到奇怪：你这位新闻记者怎么又论起《水浒传》了？朋友们不知道，早在五六十年前我就登上梁山，同一百单八名好汉在梁山相拥相抱了。
但是我对《水浒传》曾有过困惑和痛苦。那是在1975年批“水浒”的时候。在我心中耸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座中国文学丰碑、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文化遗产的瑰宝，怎么突然变为鼓吹投降的坏书，并发动全国上上下下进行批判？彻底颠覆了几代人对《水浒传》的研究成果。这个结果，怎样向前人交代？怎样向后人说明？我在内心里对这种奇思怪想不敢苟同，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只能把这种苦闷埋在心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明白，这是“四人帮”用隐喻手法给周总理扣“投降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