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文学黄埔”

1953年9月3日，我坐火车来到北京，找到中央文学研究所所在地——鼓楼东大街103号。这里是早年富家人的豪宅，古色古香的，进了门，左右两个方院，有树，有鱼池，每个院里都有多所平房，那就是我们的宿舍，两个人一个房间。当时没有暖气，冬天屋里都安装炉子，由工作人员负责生炉子，不用学员操心。隔一条马路与103号相对的也是相似的豪华院落，所里的教研室、图书室、大讲堂以及所领导、教授们都聚集在这里。

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是丁玲向毛主席提出的建议，她刚刚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她希望新中国能尽快地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作家，所以中国也应该有一所像苏联高尔基文学院那样的文学研究机构。毛主席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由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应运而生。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班开班的时间是在1951年，学制两年。主要是招收那些已有写作成就，但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如已经写出《活人塘》的陈登科等人。招收研究员40人。

第二期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为什么要改名字呢？一是两年的时间里，学员主要是学习而不是研究；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个文学研究所，名字重复了。改什么名字好呢？新名拟了好几个，最后胡乔木提了个名字，说毛主席办过农民讲习所，我们就叫文学讲习所吧。一锤定音。我进入的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员43人，学制仍然是两年，由诗人田间任所长。因为从第三届起改为短期培训班，粉碎“四人帮”后改为鲁迅文学院，都是短期培训班，所以称我们第一、二期为“文学黄埔”。

说来我是不具备入所资格的。当时对学员有如下要求：一是20岁以上；二是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三是有创作成绩。我当年18岁，工作才两年，也谈不上有全国影响的创作成绩，我是一个被特殊收录的学员。这是因为抚顺市强力推荐，认为我是可塑之才，文联秘书长李超同志爱才如命，亲自修书给文学讲习所。我是临近开学的时候才收到通知去报到的，所以抚顺对我培养的恩情我终生不忘！

学员中已经有几位是全国知名作家了，如写《兵临城下》的白刃，他以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闻名遐迩。诗人张志民，他以长诗《死不着》占据新中国著名诗人一席位置。较年轻的有玛拉沁夫、邓友梅、孙静轩，还有咱们辽宁的赵郁秀，他们都20多岁，不用说，我就是小老弟了。当时有个电影叫《骄傲的小白兔》，师兄们就亲切地叫我“小白兔”。师兄们看我活跃，选我当体育委员。我们有个篮球队，我和玛拉沁夫、孙静轩都是球员，经常外出与有关单位比赛，可是打出一片威风。

文学讲习所有由多位著名作家组成的教务处，有留学法国、当过罗曼·罗兰学生的李又然，有诗人蔡其矫、作家沙鸥等，负责教务和讲学工作。

学习的课目有世界文学、苏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五四”以来和新中国的文学。学习以自学为主，配合文学大师、名家讲课，向学员系统传授知识。为了了解世界文学的来龙去脉，还专门开设了世界历史课。当然少不了政治课，那时讲的是苏共（布）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