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进入1958年，开始对右派进行处理，党团员开除党籍和团籍。在开除我团籍的大会上，团委书记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决定后，照例问我有没有意见。我站起来，面对编辑部全体团员说了一句令他们震惊的话，我说：“我有意见也没用。我只说，10年后给我平反！”说完我就坐下了。会场上一片惊愕，一阵寂静！团委书记赶忙说：“会议到此为止。”人们就散了。
刘和民被定为“辽宁日报社反党集团”的首领，送劳动教养院教养，我们大多数人保留干部籍在报社劳动。在全国开展“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又被送到辽阳西八里庄的省种马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们这批人在种马场的劳动、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其他还算正常。农场里的农工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歧视。原锦州记者站站长李坤，在用机器铡草时铡断一根手指，场里把他送到医院医治，并派人住院护理。彭定安得了腹膜炎，送他回沈阳医治，在家待了一个多月，痊愈后才回场劳动。我胃病严重，场里准许我跟随进辽阳的马车去医院医治，场里还准我吃细粮伙食，吃了几天，我觉得离伙伴们有差距了，又回到原来的饭桌上。
有一件事很令我感动：由于我和彭定安身体较差，农田队的冯队长安排我俩赶马车。刚开始不明白怎样卸车，我把马笼头给摘下来了，没有了牵马的笼头绳，马就跑了，结果让年轻的农工把我狠狠地训斥一顿。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冯队长批评那个农工，说：“下来劳动的右派，人家原来都是干部，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咱们不能对人家损损达达的。人的一辈子谁能保证不出错、永远平安？你小季（那个农工）态度好点儿。他们谁干过庄稼活，出了错要帮助他们。”这一番话冯队长是在保护我，说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冯队长性情耿直，勇于说真话，对于“大跃进”中的深翻地、打夜战等，凭他几十年的种地经验，他都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又在全国干部中掀起“反右倾”斗争，冯队长就是民间的这种所谓的右倾观点。观点不合时宜，冯队长被迫离开了种马场，回家乡种地去了。
1960年，全国的灾荒情况严重了。有大批的西边省份的难民逃荒到种马场，种马场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时沈阳也出现主副食供应困难的情况，各机关团体纷纷到农村建农场，自己解决一些主副食供应问题。辽宁日报社在沈阳和抚顺交界地带的深井子建立了一个农场，便将我们调回沈阳自己的农场。我临离开种马场这天，场里派队里的马车夫王化一送我和我母亲（我和母亲在种马场租间小房生活在一起）回城。王化一穿了一件青色新上衣，扎了一条新腰带，把马头戴上崭新的红缨，像办喜事一样送我们出行。他对我没有丝毫歧视，充满了对我回城的祝福，我感动得向他鞠了一躬。
种马场的领导和冯队长、王化一等基层群众，在那种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的行为举止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使我感到普通民众对我们还是理解的，并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遗弃，我们还有被人民群众容纳的天地，所以我在种马场努力劳动，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辽阳种马场没给我留下痛苦的记忆。种马场，再见！
我们回到沈阳的深井子，大家都很欣喜，等于回家了。辽宁日报社下来一些同志到农场，都是报社的人，原来互相了解。报社派来的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老领导、老同事也没有歧视，并且在我们这些人中还任命忠厚老实的李坤出任车马队长。当时副食品供应已经困难，报社有人因为饥饿而引起身体浮肿，希望我们给职工送去解困的粮和菜。我们过去在辽阳种马场已经得到了劳动锻炼，像白天明和崔广达，种地水平已经同当地农民一样了。像吴少琦，本来身体瘦弱，锻炼得又会种田又会使簸箕，围裙一系，就是个老农民。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范敬宜，在劳动中笨手笨脚，总出笑话，但来到自家农场，也是一个干农活好手了。如果说成长，我们这些人都在种田劳动和认识劳动人民真诚、朴实的品格上成长了。当春天一来，听说报社急需春菜，为了赶在“五一”之前让同志们吃上新鲜的菠菜，我们千方百计地让埋进土里的菜籽快速生长。菠菜喜水，我们轮番压水，让水流日夜滋润着菜地。我们终于提前几天把菠菜运到报社，这可能是沈阳市产出的第一批青菜。
领导农场的有报社经理部经理李明乾和印刷厂黄厂长，他们对我们的思想、生活都很关心。我在这方面经历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刚来时农场天气渐冷，我没有防寒的衣服，特别是裤子很单簿，时不时地打哆嗦。黄厂长见我这个样子，有些责备地说：“你怎么也不备好防冷的衣裳，看你那样子，快回家取衣裳。”
当时我们有休假规定，半个月放假一次。我得到黄厂长的特许，便当即往火车站跑，乘火车赶回抚顺的家。这时我妻子已经受我连累从秘书岗位上调到干部夜校当教师，好的是她分到了一间小屋，与我母亲住在一起。我回到家，取出几件衣裳就要走。老妈说：“你不等德琳回来说说话？”我说：“不等了，领导信任我，我早点儿回去。”在农场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农场了，黄厂长有点儿惊愣，说：“你可真快呀！”
再有就是我和马的事。
一次，我赶着马车去煤场拉煤，拉车的马是匹没驯好的小马。进了煤场，小马就毛了，猛地一阵狂跑，我追也追不上，结果把一个平地放的大秤给压碎了。我很恐惧，这么大的损失可怎么办？我把煤拉回来，便向黄厂长说：“黄厂长，压坏的秤我包赔，我回家去取钱。”
黄厂长说：“你包赔什么？公家事，你没出事就万幸。”
以后在报社精简人员时，黄厂长调到朝阳去了，听说他心情不顺。这些年一直没见到黄厂长，我欠他一个重重的谢！
还是马的事。李明乾经理来农场，了解生产和我们右派改造的情况。我当时赶大车，他和临时雇来的一个“二八月农民”坐在我的车上，是在考查我。他是报社某处长的叔叔，敢于向李经理说话。我们不熟悉的庄稼院里的事，都需要他指教。李经理含个烟斗不言语。说话间，马车遇到一个横沟，要往低走过沟然后上到平地继续走。一下沟，这马就来了脾气，横在沟里不往坡上走。我下了车拉住马头往坡上领，但是这马就是不讲道理，在沟里乱撞，结果把车的一边车沿子撞坏了。等马老实了，那“二八月农民”在一边用嘴指挥：“真笨，把马卸下来，把车推上去。”我照着他的指导做了，把破车推上土坡，再套上马，勉强把车赶回农场。这次对我的考核简直是大零蛋一个。我只好提出回家取钱去，我包赔。晚上开会，一向温和的李经理发了火，当众质问那“二八月农民”说：“今天我跟了一回车，李宏林认认真真地赶车工作，遇到了问题，他能解决得了吗？你这个农活指导，为什么不提前提示李宏林怎么过沟？马乱闯的时候，你为什么袖手旁观？今天这个事故责任在你！”
“二八月农民”哑口无言了。然后李经理表扬了我们这些人，说：“在报社粮菜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们作出了贡献！”
我遇到困难时，再次得到报社同志的保护，我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在一次次挫折中，我没灰心，我没颓废，我看到报社领导在关心我，我看到了前景的光明和希望。
李明乾后来调到时事部当主任，这时我和范敬宜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李明乾为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水平，请范敬宜当他的老师，范敬宜每天晚上到他家去给他讲新闻方面的知识。可惜，李明乾同志过早去世，他的温和和为我而发的震怒，在我心中记忆一辈子！
这期间，辽宁日报社的右派分子大多摘掉了帽子，告别了农场，回报社分配工作。彭定安是最早回报社的，分配他到原来所在的文艺部。吴少琦、范敬宜分配到校对科，上夜班，校对稿件。我和李坤分配到经理部，我管俱乐部和给食堂卖饭票。因为我和吴少琦等人已经取消工资，在农场期间自食其力，挣30多元钱，回到报社拿干部级的最低工资。这时还只是我一人工作在沈阳，老妈、妻子在抚顺。德琳得知我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兴奋地到亲朋好友家报喜信儿。我们有个儿子，因为在抚顺养不起，妻子把儿子送到上海由她父母代养。儿子是在清明这天生的，清明忙种麦，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李麦。在“文化大革命”中，儿子的名字成为我一大罪状。有人批判我在灾荒年想吃白面馒头，给孩子起名表达对社会不满。这也是个笑话。
回报社的当天，机关党委书记笑着接待我。他知道我在报社时文章写得好，第一句话就说：“摘了帽子就是同志了，以后可以写作，发表作品。”
这个表态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一辈子生存的技能就是写作，党委书记这句话，无疑是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剂。细细想来，我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哪个年代让我感到人生最幸福？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是在逆境中的20多年里，我也从没对党失去信任和追随。我写作，当然用笔来歌颂党、歌颂人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