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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是大学问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他讲中国通俗文学史。每次来他都夹个大皮包，挺胸阔步，一身官员气质。他围绕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方面的通俗传统讲了4次。这对我这个不大懂中国文学传统的年轻文学工作者，是极大的震撼和知识的充实。丁玲说郑振铎是读书人，讲话一套一套的，说历史文学像流水那么顺畅，不卡壳，还称赞他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表达能力。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不时地说他在书摊上发现了什么什么古杂书，每部书都在几十册上下，他用几天时间都一一地看完了，并谈出他对书的评价，基本就是定论。我真是佩服，用现在的话说，那时郑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个超人。再让我难忘的是，郑先生把皮包往讲桌上一放，对下边的学员似乎一眼不瞅，讲完课夹着皮包就走，师生之间没有一点儿互动，所以学员只记住他讲了什么，而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有人说郑大师是当副部长忙的，顾不上人情交流了。非常可惜的是，几年后他到苏联出访，途中发生空难，中国失去了一位国学大师，他不情愿地告别了他热爱的文化古国。
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都是鸿儒：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传》，冯雪峰作学习《水浒传》总结讲话。
在这些大师级人物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游国恩先生。当时他可能也就50多岁，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已经是位老人了。供职于北京大学的游国恩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知名的楚辞专家。当时出版的有关楚辞的著作，大多出自游先生之手，他是中国传介楚辞的第一人。游国恩个头儿不高，圆脸，腰杆挺拔，尤其是那声音如洪钟，在讲台上一站，朗朗地背诵一段屈原的《楚辞》，眼神即刻明亮，便开始进入屈原营造的楚辞的氛围中了。在几个小时里，他忽而声高，忽而声低，一直游走在神秘、怪异、美丽的屈原诗的境界中。一时他就变成了屈原，好像是他写作的《离骚》《天问》，是他投进汩罗江。在容纳几十人的讲堂里，学员们寂静无声，大家像面对屈原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完全屈原化了的游国恩。游先生的讲课深受学员们的喜爱，也推进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那时我除了学习按要求安排的课程外，还疯狂地读屈原的作品，虽然半知半解，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中国古代作家的品格和笔下的丰采与浪漫。
讲授“五四”以来文学的是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李何林先生，他当时是研究五四文学的理论权威，他分次讲“五四”文学传统、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和延安时期的新文学。李先生每次都是从天津赶到北京授课。那时他正值中年，中等身材，腰板倍儿直，挺着脖颈，目光炯炯，讲起课铿锵有力，一句废话也没有，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理论文章。这让我这个年轻人在文学海洋面前大开眼界，懂得了什么叫大教授，要达到这个级别，不仅要有丰富的学问，还要有好口才，并要有一副庄重的仪表。一见这种人，你肯定相信他能给你传道、授业、解惑。
也有与其相反的情况，论其学问和社会影响也是大牌的，但是没有大教授的形象，表达能力也欠佳，藏在他肚子里的宝物一半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其中一位是翻译家杨宪益。杨宪益可了不得，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才25岁就把屈原的《离骚》翻译成英文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任《中国文学》外文版主编，翻译了《红楼梦》《先秦散文》及《鲁迅选集》等数十部中国经典作品，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希腊史诗、希腊戏剧，共三讲。这些世界文学的开山之作大多是他翻译的，介绍这些西洋经典著作应是他的长项。可能他每天的工作是研究英语，妻子是英国人，日久天长，说英语呱呱的，说母语却不那么流利了。讲课时说中国话不大自信，有点儿费劲，不时地夹杂一两句英语帮忙，当时对英文一窍不通的学员们，听了这些洋文如入云里雾里。但是多年之后一提大翻译家杨宪益曾给我们上过课，还是感到很骄傲的。
在数十位到文学讲习所授课的专家学者中，讲课最为声情并茂、表情最为丰富的，当数延安时期的老诗人柯仲平。他高身材，一身整洁的中山装，秃头顶，下巴上留着列宁式的一把抓的胡子，浓眉大眼，估计他是来讲课的专家学者中年纪最大的。一次文化部举办国庆舞会，陈毅元帅等领导人参加，我看到柯老带着舞伴在整个舞池里穿梭飞转，吸尽了大家的眼球。这位浪漫老人讲延安时期的新诗代表作《王贵与李香香》。他一口的陕北口音，讲起诗来眉飞色舞，两手比画，展示了十足的地域性诗人的特色，与通常教授们授课的姿态截然不同。柯老的名声不下于《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他不时地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带进讲课中，讲起来非常自信和兴奋。他列举他诗歌创作的口语化、民间性，听来很有创见。但是他举例的一首诗却成了大家课后的一个话题。这首诗歌颂一位哺育儿女的母亲，柯老背诵道：“妈妈不睡觉，给孩儿洗尿。”这个“洗尿”课后最令孙静轩嗤笑，他嚷嚷，民间诗人为了合辙押韵把尿布都扔了，洗尿，尿怎么洗呀！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洗尿”因文害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