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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6月，张謇带着创业的梦想，来到江宁（今南京）。在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励下，他决定投身纺织业，开办自己的纱厂。这个决定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雄心壮志，也因为他选择了家乡——通海地区作为工厂的落脚点。这里距离上海仅有三百里的航程，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棉花种植。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悠久的手工业传统，本地的棉花色泽洁白，富有弹性，素有“沙花”之称，已经在东北市场上打响了名声。这样的条件，使得张謇的纱厂计划成为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商业项目。
张謇起初的计划是通过官商合办的方式来创办这家纱厂，于是他召集了六位本地商人和洋行买办来商讨。这六位商人分别来自海门、通州、福建、浙江和广东，他们分别是沈敬夫、陈维镛、刘一山、郭茂芝、樊芬和潘华茂。这群人被戏称为“通沪六董”，而这六个人的合作，便是大生纱厂的开端。
次年春天，天气温暖，张謇邀请六位合伙人前往唐闸勘定厂址。当天，大家在酒楼上聚集，既是庆贺，也是商议未来的发展。酒过三巡，沈敬夫看向张謇，笑道：“张兄，这厂址都已定了，你这位状元，厂名应该早就有了吧？”
其他几人也附和道：“对啊，厂名就交给你来定了。”
张謇抿了一口酒，微笑着说道：“各位可知道，日本的明治天皇是如何取‘明治’这个名字的吗？”
众人都笑了：“这可真是东夷之地的名字，咱们怎会知道？”
张謇微微一笑：“其实‘明治’二字并非东夷之语，而是取自我们中国的《易经》。《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所以‘明治’便有了这个意味。”
沈敬夫惊叹道：“原来如此，这名字取得真是巧妙。”
张謇继续说道：“既然如此，我也想从《易经》中取个名字，传承中华文化。”
大家都兴趣盎然：“不知张兄打算取哪一段？”
张謇捻须一笑：“《易经》‘系辞’篇中有云：‘圣人之情见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不妨取‘大生’二字。”
众人一致称赞：“好，就叫大生纱厂！”
随着“大生纱厂”的名号确定，厂子的开办如火如荼地展开。张謇不仅凭借状元的身份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尤其是唐闸一带的乡民，他们纷纷将土地折股参与投资，帮助纱厂节省了不少资金。张謇还通过亲自写信广泛宣传，吸引了更多的股东。
随着资金到位，工厂的建设逐渐启动，唐闸这个原本寂静的小镇也因为纱厂的兴建而变得热闹非凡。很长一段时间里，唐闸的名字甚至一度超越了南通，成为世界地图上的一个新兴地标，与美国的黄石公园齐名。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纱厂的资金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张謇虽然曾中状元、身居要职，但作为一位出身贫寒的书生，他的财富并不丰厚。更糟糕的是，他的社交圈子大多是名士和幕僚，这些人虽然有声望，但能为他提供的资金有限。张謇自己也仅仅投资了2000两银子，作为股东之首，这份投入显得十分微薄。
面对资金短缺的窘境，张謇不得不再次前往江宁，向张之洞寻求帮助。张之洞果然是个办事利落的能人，他决定通过官府的资源，为张謇的纱厂注资。张之洞拿出纱锭机，作价50万两，作为“官股”投资，并承诺绝不干预纱厂的日常管理。这一决定让张謇的纱厂如虎添翼，消息一传开，许多原本未打算投资的商人也纷纷加入股东行列。短短几天内，股金迅速汇集，唐闸的建设如火如荼，纱机也从上海顺利运抵。
好景不长。因为纱市场低迷，原本负责资金管理的两位上海买办——郭茂芝和潘华茂，突然决定退出。这一变故令张謇措手不及，若是处理不当，纱厂的股票将迅速贬值，整个项目也可能因股东的退股而陷入困境。
张謇急忙赶赴上海，与两位“沪董”商讨，却始终未能见到他们。上海的股东们也纷纷要求退股，消息很快传遍南通，工厂面临解散的危机。股东们的情绪愈加激烈，甚至有人跑到张謇在海门的状元府前讨债，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此时他心如刀割，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作为曾经的状元，他曾在京城意气风发，但如今，却因创业失败而面临无尽的压力。绝望中，他漫步至黄浦江畔，甚至一度产生了跳江自尽的念头。然而，转念一想，他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多年来，他坚持的信念是“实业救国”，如今工厂未成，他怎能就此认输？
经过深思熟虑，张謇决定寻求更大的支持。于是，他拜访了当时中国的大财阀盛宣怀。盛宣怀听了张謇的遭遇后，指出：“你这个厂铺太大了，资金一大，开销就大，显然资金周转有问题。”张謇听后深感触动，恳请盛宣怀给予帮助。
盛宣怀提出了一条解决方案：“你可以考虑‘合领分办’，即由多个股东分担管理重担，共同分担风险。只要你信任我，我会帮你一把，暂时的重负由我来承担，等将来纱厂盈利时，你再偿还。”
虽然盛宣怀的承诺没有立即兑现，但他的支持无疑给了张謇新的希望。股东们也因为知道了盛宣怀的支持，纷纷恢复了信心，张謇的大生纱厂终于渡过了难关。
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29日，纱厂的机器终于完成安装，进入了试运行阶段。这一刻，张謇和他的股东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