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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弼士，一位深知国家苦难并承诺为祖国复兴而努力的实业家，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推动华人事业的进步。除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外，1907年，他还接管了粤籍商人谭日章和陈庆昌合办的华兴三岔银矿公司。凭借着对中国工业落后的深刻认识和技术力量的匮乏，他坚持“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积极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购买现代化设备。从1910年开始，他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工程师，斥资千万，在广东地区创办了广州裕益公司、广州亚通机织厂、惠州福惠玻璃公司、惠州实业公司等多个企业。
其中，在雷州遂溪县，张弼士创办的普生公司采用了拖拉机耕耘，这一举措在当时可谓极具前瞻性，也使他成为中国最早引进农业机械的实业家之一。这样的成就，使得他在业界的声望与日俱增，深得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也让他在政界逐步崭露头角。
1897年，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弼士参与筹办了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总董。1899年，他成为了粤汉铁路的帮办，次年升任总办。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弼士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在黄河决口造成灾难时，他也慷慨解囊捐款百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计，同时还捐出20万银两用于兴办学堂。清廷对其慷慨捐赠表示感激，授予他“急公好施”的牌坊，并将此牌坊立于他的故乡大埔。
随着朝廷设立商部，张弼士的贡献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他再度被召见，提出了包括“主权自掌，利不外溢”和兴办农工路矿等在内的12条实业振兴建议。清廷采纳了他的部分提议，并加封了他头品顶戴。到1907年，张弼士再度被委任为督办铁路大臣，继续管理粤汉铁路。尽管清廷不断授予他官职，他却始终专注于自己的实业事业，未曾对政务产生兴趣。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并未袖手旁观，他不仅支持自己的儿子张秩君加入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向孙中山提供了30万元的资助。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亲自到访张裕，向他表达谢意，并邀请张弼士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他积极推动中国和华侨商品的展览，为国货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然而，张弼士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的实业初心。即使在1913年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张弼士仍然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和工商部高级顾问，但他对政务的热情远不及对事业的投入。期间，他在酒楼饭馆中频频为张裕葡萄酒代言，每次用餐时都会向侍者介绍自己酿制的白兰地，热衷于推销中国的好酒。
1914年，他在南洋劝业会的推动下，参加了中外商品展览，张裕葡萄酒斩获了金牌，并被中国政府授予二等嘉禾勋章。此后，张裕的葡萄酒与茅台酒、汾酒等并列为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成为了中国酒业的代表。
不过，张弼士的事迹并未因此止步。1915年，他担任了实业考察团团长，带领庞大的代表团赴美国进行考察。在这次考察中，张裕的葡萄酒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特别是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张裕白兰地获得了国际金奖。领奖当天，张弼士激动万分，泪水涟涟地站在领奖台上，他握住奖章的那一刻，仿佛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夙愿。旧金山的华侨纷纷前来祝贺，整个社区的气氛欢庆而热烈。
为了庆祝这一荣耀，张弼士举办了盛大的酒会，向在场的华侨展示中国的文化和产品。宴会上，他自豪地提到，中国的美酒、瓷器以及美食，早已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他坚信，只要中国人努力奋斗，祖国的产品一定能够成为全球的名牌。这番话让宴会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尽管事业蒸蒸日上，张弼士的身体却因长期的劳累而出现了问题。1916年9月，张弼士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享年71岁。他的去世让无数人感到悲痛，荷属东印度殖民当局和英属香港总督纷纷表示哀悼。在张弼士的灵柩运回故乡的途中，沿途的民众举行了盛大的吊唁仪式，表达对这位爱国实业家的深切敬意。张弼士的一生，成就斐然，他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和华侨带来了荣耀，生前的光辉与去世后的悼念，正是对他无尽贡献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