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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爆发后，宋教仁被紧急送进医院，伤情已极为严重。医生们面色凝重，低声交流着治疗方案。黄兴紧紧握着宋教仁的手，眼眶通红，声音哽咽：“遁初，你一定要撑住！”
宋教仁的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但眼神依旧坚定。他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但他心中牵挂的，仍是未竟的事业。他艰难地抬起手，示意黄兴靠近，声音虽轻却字字千钧：“此身已去，但国事未了……望诸君继续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不可半途而废……”
黄兴用力点头，泪水夺眶而出：“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你未竟之志。”
宋教仁喘了口气，继续道：“请替我向袁世凯发一封电报……告诉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确定不拔之宪法’。若如此，我虽死犹生……”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手也缓缓垂下。
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年仅31岁的政治家，带着满腹的理想与遗憾，永远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在半空中炸开，震撼了无数人的心。中外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表达哀悼之情，同时一致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建设。得知噩耗，他如遭雷击，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他沉默良久，才缓缓提笔，在纸上写下：“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字迹遒劲有力，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悲痛。孙中山随即启程回国，亲自料理宋教仁的后事。
而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表面上也显得极为关切。他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至上海。第一封电文中，他责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重悬赏洋，迅缉真凶”，同时对宋教仁的伤情表示慰问。第二封电报中，他痛心疾首地怒斥“何方狂徒，施此毒手”，还假惺惺地称赞宋教仁“才识卓越，功绩尤多”，并指示“厚礼安葬，费用由国家承担”。乍看之下，他似乎对宋教仁极为器重，破案的决心也颇为坚定。
然而，袁世凯的这番作态，却让革命党人更加警惕。他们深知，此案背后必有蹊跷，依赖袁世凯政府破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黄兴、陈其美等人决定另辟蹊径，将案件委托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总巡——英国人卜罗斯，并承诺若能破案，酬金一万大洋。
一时间，上海的巡警、中外侦探纷纷出动，四处搜寻线索，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紧张气氛之中。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派人前往案发现场勘查，并对在场人员进行询问。经过细致调查，他们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凶手行刺时距离宋教仁仅几步之遥，显然不怕被人认出，应是不被人熟知的陌生人；其二，素不相识之人行此残忍之事，绝非私人恩怨；其三，刺客第一枪即命中目标，随后又连开两枪恐吓追捕者，手法老练，显然受过训练；其四，刺客行刺时从容不迫，显然经过周密策划，且有同党接应；其五，刺客行刺后携枪逃跑，附近必有藏身之处。
综合这些线索，检察厅认为，此案极可能是有人雇佣刺客所为。
23日，沪宁铁路医院的外籍医生克尔品出具了验伤证书，证实宋教仁原本身体健康，其死因确系枪伤所致。
就在破案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线索逐渐浮出水面。有目击者称，刺客身材矮壮，满脸横肉，神情凶悍。与此同时，住在宝善街鹿野旅馆的陈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的邻室曾住过一位名叫武士英的客人，此人平日手头拮据，经常向人借钱。案发当天，武士英曾与不明身份之人密谈，事后喜形于色。晚上回来时，他怀中揣着一个装满钞票的皮夹，随手还了陈先生一元钱，随后整夜未归。次日一早，他便匆匆结账离开。
英国总巡卜罗斯仔细比对了目击者的描述与陈先生提供的线索，发现二者高度吻合。他立刻意识到，武士英极有可能是此案的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一名古董商人王阿法来到巡捕房报案。他声称，文元坊的应夔丞曾拿出一张照片，许诺以1000元为酬，让他杀掉照片上的人。王阿法因惧怕而拒绝了。宋案发生后，他认出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卜罗斯立刻展开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应夔丞又名应桂馨，原籍浙江宁波，背景复杂。他曾投机革命，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科长，因品行不端被孙中山撤职。随后，他来到上海，纠集地痞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自封会长，还捞了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头衔。此人吃喝嫖赌，近日正与妓女胡翡云厮混。
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卜罗斯迅速行动。当晚，他悄悄潜赴胡翡云家，得知应桂馨正在迎春坊三弄的李桂玉妓院。他率人前往，成功将应桂馨拘捕。次日凌晨，捕房搜查应桂馨的住所时，意外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直接凶手——武士英。
故事至此，案件似乎有了重大突破。然而，真相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