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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三姐虽满心狐疑，可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敢妄下定论。她极力反对高家草草将二姐入棺下葬，甚至不顾一切上前阻拦，却被高家人生生推开。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尸身被匆匆下葬，杨三姐心如刀绞，只能暗暗咬牙，将这份不甘和悲愤咽下。
几天后，甸子村举办庙会，四邻八乡的乡亲们都赶来看热闹。杨三姐在人群中遇到了几位从高家狗庄来的乡亲。几人闲聊时，又谈起了杨二姐的突然死亡，他们压低声音告诉杨三姐：“你姐死得蹊跷！那天夜里，有人听见高家院子里传出了哭闹声，折腾了好一阵子。”
这番话让杨三姐心里的疑团愈发深重。她几乎可以肯定，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得那么简单。回到家，她将乡亲们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家人，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随父亲回到家中。听完妹妹的叙述，他深感有理，兄妹俩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为二姐讨回公道。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二姐被害十天后，杨三姐骑着毛驴，揣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踏上了去滦县县衙的路。一路上，杨三姐心中既紧张又忐忑，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做得是对的，无论结果如何，她都必须为姐姐讨回公道。
到达县衙时，杨三姐被带到大堂。审理这起案件的是滦县的帮审——牛成。牛成的名声在当地并不算好，许多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自从坐上帮审的位置后，他也常常被传出许多勾结营私的事。牛成此时坐在堂上，摆出一副官威十足的模样，接过杨三姐兄妹递上来的状纸。看了一眼，随便翻了几页，又叫杨三姐说出案件的缘由。
杨三姐口齿清晰，句句铿锵，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怀疑，并举出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说法为证，她的说法显得有理有据。牛成听完，皱了皱眉，随即决定传唤高占英前来应对。
不一会儿，高占英被带到堂前，面对杨三姐的质疑，他一口咬定，杨二姐确实死于“血崩”，对杨三姐的指控矢口否认。大堂之上，杨三姐与高占英针锋相对，互相辩驳，高占英说杨三姐的推测“毫无根据”，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哭闹声”，都不过是无稽之谈。
牛成见状，只得宣布休庭，决定等进一步调查后再审。
几天后，牛成再次开堂审理此案。可这一次，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竟处处为高占英开脱。他对杨三姐的说辞充耳不闻，甚至斥责道：“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无端猜疑，杨二姐死于‘血崩’，这是有证人证明的。”说罢，他传上了一名证人。
杨三姐扭头一看，来人竟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高家狗庄的村医。高作庆一脸笃定，声称“我亲自给杨二姐诊治过病，她的死因确实是‘血崩’。”
杨三姐心中一紧，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关系密切，他的话未必可信。
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请求。此言一出，高占英和高作庆顿时脸色大变，不约而同地望向牛成。牛成略一迟疑，便冷冷地拒绝了，“现在人证齐全，事实也很清楚，不需要再进行开棺验尸。”
杨三姐和杨国恩看在眼里，心中怒火熊熊。他们断定，牛成态度突变，必定是高家暗中行贿，包庇高占英。
事情的真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为复杂。
杨二姐的死，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她的性命，是被高占英亲手害死的。高占英嫌弃杨二姐家境贫寒，觉得自己一个财主家的少爷，娶了她简直是耻辱，早已心生厌弃。而更深的原因，则藏在他与五嫂金玉那段见不得人的奸情里。
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因父亲安排去了唐山瓷器店当掌柜，常年不在家，寂寞难耐之下，从唐山一家妓院买了个叫金玉的女人做小老婆。金玉生性放荡，没有缠足的她在高家如鱼得水，不久便与高占英勾搭在一起。高占英本就嫌弃杨二姐，如今又与金玉有了奸情，越发觉得眼前这个妻子碍眼，心中渐渐起了杀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高占英自以为杀人灭迹，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杨三姐一眼识破了他的阴谋，还直接将案子告上了县衙。高占英慌了手脚，私下贿赂了牛成几千块大洋，求他为自己开脱。牛成拿了钱，自然要替高占英“消灾”，这才在大堂上公然偏袒他。
可杨家兄妹并非轻易放弃之人。他们虽看穿了牛成的贪赃枉法，却依旧坚持告状，誓要为杨二姐讨回公道。高占英见杨家兄妹不肯罢休，便多次托人上门说和，提出用二十亩地和一头牛作为赔偿，想以此息事宁人。但杨三姐和杨国恩毫不让步，将来劝和的人一一拒之门外。
高占英的这些举动，非但没有让杨家兄妹松口，反而让他们更加坚信杨二姐的死另有隐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高占英心里有鬼，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的那么简单。尽管牛成一再拒绝开棺验尸的请求，但杨家兄妹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决定继续上告。
杨三姐和杨国恩的勇敢举动，赢得了众多乡亲的支持。门庄村的杨姓族人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出一块大洋，资助杨家申冤。在滦县告状无果后，杨家兄妹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检察院人员看过状纸，迅速判定此案有冤情，接受了他们的开棺验尸请求，并决定由院长亲自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