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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一些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在1至3字，最多的10几个字。当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
这些珍贵的资料被装订成五本册子，像字帖一样精美装裱。它们在西安的古董市场几经辗转，最终被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收入囊中。1945年，刘安国在北大街的破烂市上偶然遇见了王子善，他正拿着这五本照片册出售。刘安国一眼认出其中的价值，通过王子善之子，将册子买下。
刘安国得到册子后，立刻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找到薛崇勋鉴定。薛老先生翻开册子，看到自己当年亲手拓下的铭文，不禁感慨万千。他在册子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驻凤翔，迫发民夫在斗鸡台发掘者……去今已十五载矣。”
刘安国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他将其中的铜器整理成册，撰写了《雍宝铜器小群图说长编》，并托人带到北京，请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然而，因种种原因，这些资料未能出版，最终原物退回。
“文革”期间，刘安国和薛崇勋的家遭到抄检，这些珍贵的拓片和照片再次遗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些资料才在考古专家们的努力下重见天日，并在《中国文物报》上陆续刊出。
关于党玉琨在斗鸡台盗挖的墓葬数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上百座，有人说是几十座。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深入调查和多方查证，最终确定，党玉琨所盗掘的古墓葬至少有五十多座，挖出的铜器、玉器等文物约一千五百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七百四十多件，资料完整可做研究的有153件。这些文物的所属时代跨越商、周、秦、汉，其中的西周早期铜器尤为珍贵。
在这些文物中，有饪食器七十件，酒器三十九件，水器九件，工具两件，兵器十八件，以及其他杂器。
除了这些文物，1927年12月，宝鸡斗鸡台还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车马坑。坑内，马骨架完整，车饰品、马饰品散落在四周。这车马坑，本应是西周初期车马构造的珍贵研究资料，蕴含着周代礼制的秘密。结果，党玉琨的贪婪与野蛮，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这些被党玉琨挖出的青铜器，不仅仅是专供研究的文物，更是一个个璀璨的艺术品。其中一件“禁”，尤为引人注目。这是承载酒器的器座，古代礼制中的至高存在，只有国家、王室才能使用。这在历史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在考古发掘中却从来未见实物出土。清光绪二十七年，斗鸡台发现第一件铜禁，后落入清末重臣端方之手，最终流入美国，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另一件夔纹铜禁的命运却更加曲折。它在天津隐匿了将近40年，直到1968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根据传闻找到了它。
这件禁，属于西周早期，被发现时藏在宋哲元之弟的小妾王玉荣家中。抗日战争期间，宋哲元去世，日本人抄家带走诸多珍宝，宋哲元的弟弟却通过种种手段，将铜禁从日军手中夺回。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王玉荣将铜禁藏于房屋夹层中，这才让它免于毁灭。如今，这件孤品，经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静静陈列在天津博物馆，供后人瞻仰。
这件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长方形，四周镂孔，饰两层夔纹。禁面上三孔，中孔置卣，右置觥，左孔置物已不可考。但这件禁，仅仅是党玉琨当年盗掘的三件禁中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件禁，高约60厘米，长126厘米，宽70厘米，禁面置有两排酒器，四周饰三层夔纹。可惜，这两件珍宝至今下落不明，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党玉琨的盗掘不止于此。他还曾挖出一个大墓，墓壁上绘有壁画，大山、牛羊、大路、生活用具，画面古朴而生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众多，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乌纹方鼎上刻有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公东征归来后的祭祀活动，因而被称为“周公方鼎”。可惜，这件极具历史价值的方鼎也被盗往国外，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党玉琨盗掘的珍宝，很大一部分流散海外，至今仍有许多器物下落不明。仅有少数几件幸存，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宝鸡市博物馆。而那些被毁灭的文物，只留下100多张图片，成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党玉琨为了安全，将盗掘的青铜器全部运往凤翔大本营藏匿，并派人邀请考古专家党晴梵前来鉴定。可惜，党晴梵当时卧病在床，未能到场。解放后，他回忆起此事，依旧惋惜不已：“致令富有历史性之宝物，交臂失之，殊觉遗憾不少。”
党玉琨的盗掘毫无章法，甚至对陶器、石器等文物不屑一顾。工人们在挖掘时，一旦发现陶器，要么随手打碎，要么弃之不顾。而参加强迫劳动的农民们，既不懂文物的价值，又心怀不满。他们故意破坏文物，以发泄心中的愤懑。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考察斗鸡台，感慨道：“陕西地下如仰韶期之红陶、灰陶，虽不少概见，而带色陶片，在考察范围内尚不多有。而斗鸡台却因前数年党玉琨之挖掘毁弃，地面上石器碎块，带色陶片都时时可见。”这番话，不难看出党玉琨盗掘对文物破坏的严重程度。
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是军阀混战时代的缩影。其盗掘规模和文物价值，几乎可与孙殿英东陵盗宝案相提并论。然而，党玉琨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军阀，他的罪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此次盗掘对象是数千年前的帝王陵墓，与东陵盗掘清朝皇室陵寝相比，显得更加隐晦。正因如此，这场盗宝案的悲剧，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浩劫。
并且，这场盗宝案造成的灾难是双重的。它让当地百姓饱受苦难，也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文物宝库。党玉琨的贪婪与无知，让无数珍贵文物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给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