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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总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发“死人财”。在他们的算计中，历代声名显赫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成了首要的盗掘目标。尤其是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堆积如山的帝王陵寝，更是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的“肥肉”。
到了民国年间，这盗墓之风愈演愈烈。许多手握兵权、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竟也纷纷加入了盗墓者的行列。他们日夜盘算，绞尽脑汁，一心想着从死人身上捞取巨额钱财。这样的军阀，在那个时代，还真不少见。
在众多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大案。此案一经曝光，便如惊雷般震撼朝野，声名远播海外，引来各方人士的激烈谴责和声讨。东陵盗宝案不仅被史学家载入史册，更成为文学家笔下反复演绎的题材，传遍天下。然而，孙殿英虽名声在外，却并非军阀中唯一或第一个盗掘陵墓的。实际上，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已经发生过一起由军阀导演的盗墓案——斗鸡台盗宝案。
那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战火连绵，各地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国民政府既无力支付他们的军饷，也无法约束他们的行动。要想在这乱世中扩充实力、称霸一方，军阀们只能自谋生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在这些军阀中，陕西的一个地方小军阀党玉琨，便精心策划了一桩著名的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党玉琨，陕西富平人，外号“党拐子”。他自幼不学无术，整天与地痞流氓厮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性格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嗜赌成性。他的那条跛腿，正是在一次街头斗殴中被人打伤所致。
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北京等地的古董店当过学徒，耳濡目染之下，对古文物有了相当的眼力，尤其擅长辨别铜器真伪。后来，他弃商从戎，投靠了盘踞在陕西凤翔的地方军阀郭坚，从一个小头目逐渐升任排、连、营、团长。由于善于钻营，他深得郭坚赏识。然而，1921年，冯玉祥整顿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被杀，党玉琨失去了靠山，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往陕西醴泉县。
不久，郭坚的部下李寺东调，凤翔留守的军队内斗不断，四分五裂。党玉琨看准时机，于1926年率部重返凤翔，自封“师长”，号称“司令”。为了扩充实力，他深知钱财的重要性，但在国困民穷的局势下，仅靠横征暴敛显然不够。于是，他开始另辟蹊径，打起了古墓的主意。
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宝鸡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这首民谣中所说的“党拐子”，正是党玉琨。
党玉琨骨子里藏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古董癖”。他深知文物的价值，常对手下常说：“古董乃天下之贵宝，价值连城。若以之馈赠，可讨人欢心，换得重大人情；若以之出售，足可换来枪炮弹药，助我自立为王，独霸一方。”这话从他那张满是算计的嘴里说出来，像一股歪理一样。
他对古董的迷恋，近乎病态。即便是一些破旧不堪的器物，也能让他爱不释手，摩挲把玩许久。他的师部里，常有古董商往来穿梭，有的送来消息，有的带来珍品。在他的卧室旁，专门设了两间陈列室，里面摆满了铜器、瓷器、玉器。铜器和瓷器大多是前清或民初的仿品，玉器中则有两件汉代玉璧，算是稀罕之物。至于其他，多属近代的普通货色。
党玉琨对古董的喜爱，并非纯粹出于文人的雅好。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对古董的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考虑——他知道这些东西能换来真金白银，甚至能帮助他扩充军备，称霸一方。于是，他先在凤翔城内开设了“宝兴城”钱庄，试图借此垄断金融，聚敛军资。后来，他又勾结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张九太，在凤翔县的灵山、宝鸡市的竹园沟一带大肆挖掘古墓，搜罗文物，以充军饷。
在他看来，掘墓盗宝是一件既省心又暴利的事情。早在他在醴泉县驻防时，曾得手三件珍贵文物：一件卣，一件簋，一件爵，上面皆刻有铭文，价值不菲。党玉琨并未将这些宝物据为己有，而是灵机一动，将它们送给了河南南阳的一个军阀。果然，对方立即“投桃报李”，回赠了他一万发子弹、两挺机枪、三支手枪。这一笔交易，让党玉琨尝到了甜头，从此对盗掘文物的兴趣愈发浓烈，手段也更加肆无忌惮。
渐渐地，党玉琨将目光投向了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湾。他从常来常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地下文物众多，几乎处处是宝，常有珍品出土。这个地方，历史上曾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地下埋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珍宝。斗鸡台戴家湾的戴家沟，据《史记》记载，便是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所在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曾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每逢大雨冲刷，土崖边、田土中常常会暴露出一件件古物。当地人虽不识其来历，却都知道它们是价值连城的“宝”。
党玉琨之所以将目标锁定于此，还与一个人有关——斗鸡台的一个乡绅杨万胜。此人在乡里横行霸道，恶名昭彰。因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激起了民愤，甚至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杨万胜惶恐不安，便找到党玉琨的亲信张志贤求情。为讨好张志贤，杨万胜透露了一个秘密：“戴家湾村后的大沟里，靠近崖壁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去挖取卖钱，几十、几百白洋轻松到手。你若派人去挖，定能大发横财。”
张志贤将这个消息禀报给了党玉琨。党玉琨听后，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为了探明虚实，1927年春，他亲自前往戴家湾勘察。一番踏勘后，他确信这里确有大量宝藏。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后悄然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