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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目光沉静而坚定，手中的报纸已被他揉得发皱。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他的容忍极限——派人暗杀宋教仁，擅自签订巨额借款，无一不显示出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孙中山心中怒火中烧，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头，对身边的黄兴说道：“黄兄，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黄兴点了点头：“袁氏倒行逆施，早已背离了革命的初衷。我们必须站出来，揭露他的罪行，唤醒民众。”
次日，二人联名发表通电，言辞犀利，字字如刀，直指袁世凯的两大罪状：谋害宋教仁与擅自借款。消息如同惊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响应，谴责之声如潮水般涌来，民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
与此同时，宋教仁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孙中山以送葬为名，发动了六万人走上街头。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悲痛与愤怒。街道两旁，标语林立，口号声此起彼伏：“还宋公道！”“打倒袁世凯！”整个上海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直指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也纷纷发出联电，声讨袁世凯违法借款、蓄意发动内战的罪行。北京城内的议员们也按捺不住，纷纷提出质问：“临时政府有何权力，未经国会讨论就擅自借款？”
压力如山，压在了赵秉钧的肩上。作为“宋案”和借款的直接参与者，他成了众矢之的。舆论铺天盖地，指责声如同利刃，刀刀见血。赵秉钧坐立不安，心中懊悔不已。他明白，自己已无法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袁世凯递交辞呈。
袁世凯眉头微皱，沉吟片刻，说道：“智庵，辞职不妥。请假吧，总理一职暂由段祺瑞代理。”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权力达到巅峰的他，开始对手下的心腹进行封赏，场面极为隆重。消息传开后，却引来了一位许久未露面的旧人——应桂馨。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来访，心中复杂。尽管应桂馨在“宋案”中惹出了不少麻烦，但他毕竟是替自己除去了政敌宋教仁的人。想到此处，赵秉钧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仅仅几天后，秘书王恩便带来了一则惊悚的消息：“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枪杀了。”
赵秉钧猛地站起身，眼中满是震惊：“什么？谁干的？凶手抓到了吗？”
王恩摇了摇头，低声说道：“不能抓，凶手大有来头。”
赵秉钧接过卷宗，仔细一看，心中顿时明了。原来，下手的竟是军政执法处的探长郝占一和密探陈双喜，显然是袁世凯亲自下的命令。赵秉钧心中一阵翻涌，像吞了只苍蝇般难受。他暗暗思忖：“大总统未免太过分了。应桂馨毕竟立过功，怎能如此对待？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为我们效劳？”
思来想去，赵秉钧决定向袁世凯进言。他拨通了总统府的电话：“大总统，应桂馨的事是不是太过了一点？这样传出去，恐怕不太妥当。”
电话那头，袁世凯沉默片刻，冷冷地“嗯”了一声。
赵秉钧还想再说，却只听到“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他愣在原地，手中的话筒“咔嚓”一声摔在桌上，玻璃台砖应声而裂。赵秉钧心中一沉，暗道不好。他知道袁世凯一向心狠手辣，自己这番劝诫，恐怕已触怒了他。
接下来的几天，赵秉钧寝食难安，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懊悔。他不断回想自己与袁世凯的过往，越想越觉得自己处境危险。然而，过了个把月，一切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赵秉钧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还自嘲般地在办公室贴上了一幅草书：“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某日中午，赵秉钧心情大好，开了一瓶“泸州老窖”，酒意渐浓。下午进办公室时，他仍醉醺醺的。秘书王恩见他贴在墙上的草书，连忙奉承道：“总理的草书真是铁画银钩，龙飞凤舞，寓意深长啊！”
赵秉钧被捧得飘飘然，借着酒劲，不知不觉将心中的隐秘和盘托出。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忠诚的秘书，早已被袁世凯收买，成了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耳目。
不出三日，袁世凯便收到了王恩的密报。一天上午，他拨通了赵秉钧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关心：“智庵，怎么好久没来电话？身体还好吗？”
赵秉钧正感冒，见袁世凯如此关心，心中感激，忙答道：“谢谢大总统关心，只是小感冒，不碍事。”
袁世凯笑道：“感冒也不能大意。这样吧，我派个医生去看看你。”
当天下午，一位西装革履的医生来到天津，为赵秉钧诊治。他仔细检查后，从药箱中取出九颗丸药，叮嘱道：“分三次服下，每隔一个钟头一次。”
赵秉钧依言服药，结果不到半个钟头，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冷汗直冒，浑身发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心中又悔又恨。他想揭露袁世凯的罪行，但剧痛已让他失去了力气。最终，他七窍流血，倒在了地上，口中喃喃道：“姓……姓袁的……”话未说完，便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