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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河南临汝人，字智庵，与袁世凯的渊源颇深。自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便跟随左右，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多年来，他在袁世凯身边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武昌起义后，赵秉钧被任命为袁世凯内阁中的民政大臣，1912年更是官拜内务总长、国务总理，权倾一时。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的地位也愈发受到威胁。
1912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炉火在室内跳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袁世凯与赵秉钧坐在炉旁，神情凝重。袁世凯端起茶盏，轻轻吹了吹浮在面上的茶叶，缓缓说道：“智庵，孙中山、黄兴都已声明不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大总统位置已是十拿九稳。不过，宋教仁那小子，却是让我寝食难安。”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忧心，目光深沉。
宋教仁此时正四处奔走，宣扬政党内阁的理念，主张以《约法》与袁世凯公开斗争。他的言论极具煽动性，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袁世凯深知，若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占据多数，宋教仁势必会成为政党内阁的主导者，到那时，自己的权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赵秉钧叹了口气，眉宇间透出几分无奈：“宋教仁在日本留学六年，满脑子都是西方政治的理念，口才极佳，煽动力强。我虽身居高位，却难以与之抗衡。”言语中带着一丝自嘲。
袁世凯放下茶盏，微微一笑：“有我在，有北洋军撑着，你怕什么？听说宋教仁要去南方主持竞选活动，你不如去拜访他一番，顺便送点礼物，表表心意。”他说完，从茶几上拿起一本厚厚的支票簿，轻轻推到了赵秉钧面前。
赵秉钧眼中一亮，心中暗自窃喜。他知道，袁世凯这是要保他总理的位置，决心已定。他当即点头应承，次日便前往宋教仁的寓所。
宋教仁正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次日启程前往武汉。见赵秉钧来访，他连忙迎上前，拱手笑道：“总理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赵秉钧微微一笑，语气温和：“你一贯清廉，四处奔波，大总统担心你花费不菲，特嘱我将这点心意赠予你。”他边说边将支票簿递了过去。
宋教仁接过支票簿，目光一扫，心中顿时明了。五十万大洋，数额巨大，显然是袁世凯想要收买他，让他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心中冷笑，脸上却不动声色，淡然说道：“多谢大总统和总理的美意，不过我经济上尚且宽裕，如今国事艰难，这笔钱我实在不能收。”他将支票递回，言辞坚决。
赵秉钧一时语塞，只得敷衍几句，随后匆匆离去。
回到袁世凯处，他将经过详细禀报。袁世凯听后，脸色阴沉，咬牙说道：“既然他不识抬举，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智庵，你看着办吧。”话语中透着杀意。
赵秉钧心领神会，但他也深知，宋教仁身为国民党领袖，地位非同小可，贸然动手，风险极大。他思忖再三，决定暗中行事，力求万无一失。次日，他便与心腹洪述祖密谋对策。
洪述祖，名义上是国务秘书，实则是赵秉钧的得力助手，深谙权术之道。听了赵秉钧的吩咐，他眯起眼睛，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总理莫急，此事交给我便是。上海有个莫逆之交，名叫应桂馨，此人精明能干，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正适合处理此事。”
赵秉钧略一迟疑，低声问道：“此人可靠吗？事关重大，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洪述祖拍了拍胸脯，语气坚定：“总理放心，应桂馨是我多年老友，办事稳妥，绝不会出岔子。我亲自前往上海，与他会面，确保万无一失。”
赵秉钧这才点了点头，心中稍安。两人又低声商议了许久，最终定下计划。
次年3月21日深夜，洪述祖匆匆走进赵秉钧的办公室，手持一份电报，脸上难掩兴奋之色：“总理，事成了！‘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赵秉钧接过电报，细细一看，顿时哈哈大笑：“述祖，果然没有看错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便传来消息：“宋案”的杀手指使者被捕，洪述祖见势不妙，早已逃往青岛。赵秉钧身为国务总理，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心中如坐针毡，日夜提心吊胆。
4月下旬的一个午后，赵秉钧神色慌张地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袁世凯早已料到他的来意，冷哼一声：“慌什么？天还没塌呢！这么点小事就沉不住气，你还怎么办大事？”他语气严厉，目光中却带着几分安抚。
赵秉钧从怀中掏出一份报纸，颤声道：“大总统，‘宋案’的证据已在报上公布，上海还发来传票，要我与述祖出庭对质。这该如何是好？”
袁世凯不以为然，哈哈一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些小事，不必理会。你且看看这个。”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接过文件，仔细一看，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佩服。原来，袁世凯早已料到局势，派人制造了一起假案，将矛头转向了黄兴。如此一来，双方扯平，谁也不必出庭，局面立刻被搅得一团糟。
赵秉钧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大总统高明！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袁世凯微微一笑，语气淡然：“这些不过是小手段。眼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赵秉钧连忙问道。
“立即带人去汇丰银行，将借款合同签了。”袁世凯目光深邃，语气不容置疑。
赵秉钧心领神会，点头应下。他明白，袁世凯此举是为了筹措军饷，以应对可能爆发的政治危机。但这笔借款牵涉巨额资金，涉及国家利益，责任重大，而且到期连本带息十倍偿还。照理说这笔贷款，当时应该通过国会审核，而袁世凯独断专行，让赵秉钧前去签合同。
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丧权辱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