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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辛普森·哈克坐在图书管理员的桌子旁，双手交叉放在他那根粗壮的手杖上，目光敏锐而明亮地瞥了一眼走进房间并朝他们走来的布莱斯。
“我想医生也在场，那本你提到的书被发现时，”他说道，“我是从米钦顿那里听说的。”
“是的，我在场，”布莱斯回答，他并不介意加入这场谈话。他转向坎帕尼，“你为什么觉得那是个线索？”他问。
“因为是这样，”图书管理员回答，“这个人带着一本关于巴索普的旧历史书。巴索普是中部的一个小集镇，我想是在莱斯特郡，据我所知没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无疑有它自己的故事。如果不是巴索普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谁会对其历史如此感兴趣，以至于随身携带一本关于它的旧书呢？因此，我推断这个陌生人是巴索普人。我应该去巴索普调查他。”
辛普森·哈克没有发表意见，布莱斯想起了德林厄姆先生在书被发现时说的话。
“哦，我不确定！”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必然联系。我见过那本书，装帧奇特，铜版画也很古怪。那个人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买下它，我自己也买过更没价值的旧书。”
“尽管如此，”坎帕尼反驳道，“我还是会去巴索普调查。你得根据可能性来推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是这个人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它涉及他的家乡。”
布莱斯转身走向墙上挂着的一系列怀切斯特大教堂及其庭院的图表和平面图，他来这里正是为了查看其中一张图。但突然想起，他有一个问题可以问，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或猜测，于是他又转向图书管理员。
“大教堂里有没有埋葬登记册？”他问，“就是记录埋葬情况的册子？前几天我在《怀切斯特纪念录》里看到了一些名字，我想查一查。”
坎帕尼抬起羽毛笔，指向房间远处角落里的一个大皮面装订的书柜。
“从下往上数第三层，医生，”他回答，“你会看到两本书，一本是大教堂内所有埋葬记录的登记册，更新到最新；另一本是天堂墓地和修道院的埋葬登记册。你想查什么名字？”
但布莱斯假装没听到最后一个问题；他走到坎帕尼指示的地方，取下第二本书，拿到旁边的桌子上。坎帕尼从房间另一头对他喊道。
“你会在书末找到有用的索引，”他说，“它们都更新到了现在，差不多从四百年前开始。”
布莱斯翻到书末的索引，索引是用各种笔迹写成的。不到一分钟，他就找到了他想要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眼前，理查德·詹金斯，1715 年 3 月 8 日去世；3 月 10 日埋葬于天堂。他几乎笑出声来，没想到一开始看似困难的事情竟然如此轻易地找到了线索。但为了防止任务显得过于简单，他继续翻阅这本大对开本，并为了在图书管理员进一步询问时有借口，他记下了一些看到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把书放回书架，转身看向挂着图表和地图的墙。那里有一张天堂墓地的平面图，上面标出了这个古老围地内所有坟墓的位置和名字；他希望从中找到理查德·詹金斯坟墓的确切位置。
但在这里，布莱斯遇到了第一个障碍。在这张 1850 年的旧平面图的两侧，有一个天堂内坟墓的列表。列表中列出了家族和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个数字，对应着平面图上各个区域的编号。然而，列表中没有理查德·詹金斯的名字，他仔细检查了两遍，甚至三遍。这个名字不在上面。显然，如果 1715 年埋葬在天堂的理查德·詹金斯的坟墓仍然存在，那么在 135 年后绘制这张平面图时，墓碑上的名字和铭文已经被时间和风雨侵蚀，消失不见了。那么，布莱斯在死者钱包里发现的那张备忘录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最终从平面图前转过身，感到困惑，坎帕尼瞥了他一眼。
“找到你想要的了吗？”他问。
“哦，是的！”布莱斯准备好了答案，“我只是想看看斯佩尔班克家族被埋葬在哪里，我看到有不少。”
“天堂的东南角，”坎帕尼说，“有几座坟墓。我本可以省去你查找的麻烦。”
“你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布莱斯笑道，“我想你连每个排水口和石像鬼都一清二楚！”
“应该的，”图书管理员回答，“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浸淫其中，已经四十五年了。”
布莱斯随口应了一句，便离开图书馆回到自己的房间，接下来的大部分晚上，他都在试图解开当天发生的各种谜团。那时他并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第二天早上去参加验尸会时，他仍在绞尽脑汁思考这些问题，结果发现验尸法庭被好奇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的好奇心丝毫不亚于他。当他坐在那里，听着开场白和第一批证人的证词时，他那活跃而善于算计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略带讽刺的画面：只要他开口说一两句话，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他想到，如果他说出全部真相，会揭露什么。他想到，如果他是验尸官或律师，而兰斯福德站在证人席上，他会从兰斯福德那里问出什么。他会让他宣誓，问他是否认识那个死者，是否在过去与他有过往来，是否在那个多事的早晨与他见面并交谈，他会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他亲手将死者推下死亡的深渊。但布莱斯此时并不打算透露任何信息，至于他自己，他只会说他想说的，仅此而已。于是他坐在那里听着，从他所听到的内容中，他知道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一团迷雾，而在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怀疑真相，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调查初期的证据对布莱斯和法庭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已知的。德林厄姆先生讲述了他在火车上遇到死者的经过，两人从伦敦前往怀切斯特。帕廷利太太讲述了死者如何到达权杖旅馆，在她的登记簿上以“约翰·布雷登”的名字登记，并在第二天早上询问是否可以租一辆马车下午去萨克森斯特德，因为他想见公爵。福利奥特先生作证说，他在大教堂里看到死者走向通往走廊的楼梯。瓦纳，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证人，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布莱斯本人，随后是兰斯福德，提供了医学证据；米钦顿讲述了他对死者在权杖旅馆房间里的衣物和物品的检查。米钦顿还提供了布莱斯第一次听到的新信息。
“由于在手提箱里发现了关于巴索普的书，”米钦顿说，“我们昨天给巴索普警方发了一封长电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要求他们立即对任何名叫约翰·布雷登的巴索普市民进行最仔细的调查，并在今天早上将调查结果电告我们。这是他们一小时后收到的回复。巴索普，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对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都一无所知。”
布莱斯心想，这也就这样了。他带着更多的兴趣转向下一位证人，萨克森斯特德公爵，这位当地的大人物，一个高大、直率的男人，从庭审开始就一直坐在法庭上，显然对案件非常感兴趣。他可能会说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毕竟，他可能对这个看似神秘的陌生人有所了解，而帕廷利太太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提供任何相反的信息，他可能与公爵有预约或业务往来。
但公爵什么都不知道。据他回忆，他一生中从未听说过约翰·布雷登这个名字，他刚刚仔细查看了死者的面容。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他记不起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见过他。他确实对他一无所知，完全想不出这位约翰·布雷登先生为什么想见他。
“公爵阁下，毫无疑问，您曾与许多人有过业务往来，”验尸官建议道，“其中一些人，也许您只见过很短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您不记得曾经以这种方式见过这个人吗？”
“我自认为对面孔的记忆力异常好，”公爵回答，“而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确实如此。但我不记得这个人，事实上，我敢肯定，我一生中从未，有意地，见过他。”
“公爵阁下能想到他为什么想见您吗？”验尸官问。
“没有！不过，”公爵回答，“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不知道，但可以猜测。如果他是一位古董爱好者，萨克森斯特德有很多古老的东西他可能想看看。或者他可能是一位艺术爱好者，我们的收藏有点名气。也许他是一位藏书家，我们有一些珍稀版本。我可以继续列举理由，但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是，公爵阁下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验尸官指出。
“正是如此，一无所知！”公爵同意道，然后走下证人席。
就在此时，验尸官让陪审员们在警官的带领下离开，去亲自仔细检查中殿的走廊。在他们离开期间，法庭上出现了一些骚动，因为一名警察官员带着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布莱斯立刻认定他是伦敦某位有地位的商业大亨。这位新来者与验尸官立即进行了交谈，随后桌旁的几位官员也加入了讨论。当陪审团回来时，这位陌生人立即被带到了证人席上，验尸官转向陪审团和法庭。
“先生们，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些关于死者身份的证据，”他说道，“刚刚进入证人席的这位先生是亚历山大·奇尔顿先生，伦敦殖民地银行的经理，位于针线街。奇尔顿先生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了此案的详细情况，他立即赶往怀切斯特，告诉我们他对死者的了解。我们对奇尔顿先生深表感谢，当他宣誓后，请他将所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
法庭内一片低声的骚动，布莱斯趁机偷偷瞥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兰斯福德，兰斯福德坐在房间中央的桌子对面。他立刻注意到，尽管兰斯福德竭力控制自己的表情，但显然对验尸官的宣布感到不安。他的脸颊变得苍白，眼睛微微睁大，嘴唇微微张开，盯着那位银行经理，显然，他脸上的表情远不止是好奇。布莱斯心满意足，暗自窃喜，转而倾听亚历山大·奇尔顿先生要说的话。
奇尔顿先生的话并不多，但却非常重要。他说，就在两天前，也就是死者去世的前一天，约翰·布雷登先生来到伦敦殖民地银行，奇尔顿是该银行的经理。布雷登自我介绍说刚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表示自己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并请求开设一个账户。他出示了一些来自伦敦殖民地银行墨尔本代理人的推荐信，这些信件非常令人满意；账户开设后，他存入了一张由其中一位代理人开具的即期汇票，金额为一万英镑。他没有从账户中提取任何资金，只是随口提到他目前口袋里有很多钱：他甚至没有拿走银行提供的支票簿，表示稍后会来取。
“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在伦敦或英国的地址，”证人继续说道，“他告诉我，他当天早上才抵达查令十字车站，前一天晚上从巴黎乘火车过来。他说他暂时会在伦敦的某家酒店住下，同时他有一两次乡间的访问或拜访要进行：当他完成这些后，他会再次来找我。他几乎没有透露关于自己的信息：这并不必要，因为他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的推荐信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但他确实提到他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并且从事了地产投机，他还说他现在打算永久定居英国。这些，”奇尔顿先生总结道，“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不过，”他补充道，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这是我今天早上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的一则广告。您会注意到，”他一边将报纸递给验尸官一边说，“这显然是由我们不幸的客户刊登的。”
验尸官瞥了一眼《泰晤士报》个人专栏中标出的一段文字，并大声朗读：
“广告内容如下，”他宣布道，“‘如果这则广告被老朋友马可看到，他将得知斯提克希望再次见到他。请写信至J. 布雷登，伦敦针线街伦敦殖民地银行转交。’”
布莱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兰斯福德。他是否看错了？还是他真的看到兰斯福德在听到广告内容时身体一震，脸颊泛红？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但如果他是对的，兰斯福德在下一刻就恢复了镇定，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布莱斯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验尸官和证人。
但证人没有更多要说的，只是建议应该向银行的墨尔本代理人发电报询问更多信息，因为在英国不太可能得到更多线索。随着这段证词的结束，庭审的中段告一段落，最后一阶段开始，布莱斯越来越焦虑地关注着。因为从验尸官的某些言论中，他很快发现，阿奇代尔前一天在俱乐部提出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当局的认可，而陪审员们前往事故现场的举动也是验尸官为了让他们倾向于这一理论而安排的。现在，作为与教堂有合作关系的建筑师代表，阿奇代尔被传唤作证，他的证词几乎与布莱斯二十四小时前听到的完全一致。在他之后，石匠大师也表达了同样的坚定信念，即事实是，走廊的地板在那个特定位置变得非常光滑，并且向敞开的门洞倾斜，以至于不幸的人失去了立足点，在无法恢复平衡的情况下被甩出了拱门，摔下了圣怀瑞莎阶梯的残破顶部。尽管在一位陪审员的要求下，瓦纳被重新传唤，并坚持他最初的证词，坚称他看到的手绝对不是死者的手，但很快陪审团显然认同了验尸官的观点，认为瓦纳在惊恐和激动中看错了。因此，当陪审团主席在简短的商议后宣布意外死亡的裁决时，没有人感到意外。
“所以城市洗清了谋杀的污名！”坐在布莱斯旁边的人说道，“无论如何，这是件好事！医生，想到在教堂里发生谋杀，真是件糟糕的事。当然，这还涉及亵渎的问题，以及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
布莱斯没有回答。他正盯着兰斯福德，后者正在与验尸官交谈。这一次他没有看错，兰斯福德的脸上充满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是因为什么？布莱斯转身离开闷热而迅速清空的法庭。当他经过中央桌子时，他看到老辛普森·哈克，后者在安静地坐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桌子旁，拿起在布雷登手提箱中发现的《巴索普历史》，好奇地翻看着它的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