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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发起时间基本上没有争议，皆以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崩逝为始。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至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
二是止于嘉靖七年七月，《明伦大典》修成；
三是止于嘉靖十七年九月，献皇帝称睿宗、祔太庙。
本书拟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延长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献皇帝正式升祔太庙为止，并论及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各朝是否祧迁献皇帝的争论，以了解“大礼议”的影响层面。
本书之所以延长研究时限，乃因在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后，“大礼”衍生的争论仍进行着，几乎贯穿嘉靖一朝。例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为了讨论改迁显陵与否
，嘉靖皇帝下令群臣集议，引发首辅权力的消长。又如，北京九间太庙焚毁，于是再度更改庙制，推翻嘉靖十一年（1532）议定的“都宫别殿”制（每神主各立一庙）。从上述两事件来看，嘉靖十七年之后，嘉靖朝堂仍因改迁陵墓、太庙庙制及庙位昭穆等事，再掀波澜。因此，唯有延长研究时限，并兼顾隆庆朝至崇祯朝君臣对献皇帝祔庙的争论，始能完整地观察“大礼议”、名分礼秩、皇权重塑三者间的关系，也能了解“大礼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体系。历时二十四年的“大礼议”，争论的主线有二：一是“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二是兴献王朱祐杬能否升祔太庙之争。
第一条主线的时限，从正德十六年嘉靖皇帝即位开始，直到嘉靖三年将兴献王尊称正式更定为“献皇帝”为止。过去学界对“大礼议”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因而第一章不再赘述，仅作背景讨论，着重较少论及的“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第一章欲讨论的问题是：议礼双方各持的论点为何？议礼双方频频引用的《皇明祖训》与《武宗遗诏》有何法理地位？议礼双方如何证明嘉靖皇帝继位的正当性？议礼双方如何论证兴献王尊号的合宜性？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说明“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的礼学根据、现实差异及其理论体系。
第二条主线的时限，从嘉靖四年（1525）何渊提出“立世室”之议开始，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正式将兴献王神主升祔太庙为止。第二章和第三章则着眼于兴献王身份的转变，分别讨论“人情论”理论体系、《明伦大典》的编纂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换言之，第二章欲讨论的问题是：《明伦大典》如何能合理化“大礼议”及左顺门事件？《明伦大典》如何重新诠释议礼双方的论点？《明伦大典》是否影响明清史家对“大礼议”的评价？第三章欲讨论的问题是：嘉靖皇帝如何借国家礼制的更定，逐步确定皇权至上的诠释体系？内阁和官僚体系又有何抉择？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了解经典诠释的运作意义及名分礼秩之于皇权的重要性。第四章则总结前三章的讨论，分别从皇帝、内阁及官僚体系三方面，试图厘清嘉靖朝的权力结构、君臣关系及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名分礼秩与皇权正当性的内在脉络。
除去绪论与结论，本书按照两条主线的设计，分为四章，并依照时间顺序，以嘉靖朝的政治生态作为论述的主线，分析“大礼议”背后的人事纠纷和权力变化。各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与思想意识形态，则夹为论述。本书的焦点将集中在“权力、礼制与政治文化”，探讨“礼”与“政”的关系，说明名分与皇权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以了解名分礼秩之于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性。
第一章叙述“大礼议”的演变过程、礼仪争论及政治冲突。着重说明议礼双方对“大礼”的主张，并探讨左顺门事件后的人事分配和权力重组，以了解“大礼议”如何影响嘉靖初年的政治发展。
第二章叙述从《献皇帝实录》到《明伦大典》的颁布过程、内容解释及其文化影响。着重四项主题：《献皇帝实录》与《明伦大典》的政治意义，“人情论”理论体系的建构，官方掌握话语权力的重要性，以及皇权与经典诠释的关系。通过《明伦大典》对名分礼秩的讨论，观察嘉靖君臣如何调整天理与人情的冲突，以强化“大礼议”的正当性。并依据本书附录二《大礼议编年表》的考订，讨论明清史家对“大礼议”评价的变化因素，以证明《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
第三章叙述嘉靖朝的礼制更定。着重于嘉靖朝更定国家礼制的过程、礼制更定的象征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通过嘉靖君臣的讨论内容，厘清各项礼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论证“大礼议”破坏了名分礼秩的基础，使皇权流于私化，进而破坏了嘉靖朝堂原有的权力分配原则。
第四章探讨“大礼议”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是强调身份原则的重要性，讨论“忠”伦理之真意，以了解皇权的正当性基础，实来自名分礼秩的合理安排。二是观察嘉靖朝政治生态，探讨“人在制度中的身份”，分别从皇帝、内阁与言官三方面，论述嘉靖朝的君臣关系、内阁首辅权力扩张的前因后果及内阁与言官屡有对立的结构性因素。
附录一为明代诸帝世系表。以表格和图片的方式，整理明代诸帝姓名、生卒年、庙号、在位大事及君统与宗统转变的情形。
附录二为“大礼议”纪年史事的考证。以七部史书为据，按时间排列各大事件，并考订时间、人名及史事真伪，以厘清“大礼议”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