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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从《献皇帝实录》
到《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内容解释及政治生态，分析争议的议题，观察嘉靖君臣如何利用儒家经典建构一套政治文化理论，并运用这套理论体系进行权力斗争，让政治行动正当化，进而分析儒家经典诠释、文化符号及政治权力的关系，以探《明伦大典》的政治文化意义。
何谓经典？何谓诠释？国家权力与经典诠释之间又有何关系？过去主要关注思想元素的传承关系，不是讨论经典诠释的延续性，就是强调儒家思想的阐述，相对忽略思想转折或符号重构的面向。
本书所指的“经典”，泛指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儒家典籍
，《礼记》
、《仪礼》
及《四书章句集注》
更是探讨的重心。经典诠释的形成过程中，诠释的资源与对象不可能一模一样，可能受政治生态、社会环境、语言符号、叙述风格及学术取向的影响，相互制约，儒家经典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随时代的需求，其诠释必有差异。
[1]
自汉武帝（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前134）后，儒家经典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学术上的唯一依据
，被士人们当成解释现况的思想来源，以获得行动的正当性。
当儒家经典作为政治论述的资源时
，便没有固定的内涵，端视使用者如何根据现实的需求，解读自身所处的历史脉络，进而建构一套理论体系。
不过，行动者受限所知，必然从经典中寻找思想资源，不可能做出没有根据的再诠释。
历代儒家学者（无论身居朝堂还是处于乡野者）经常利用经典注疏或历史研究的方式，将经典内容或历史事实的再解释作为论述基础，用以影射时局或规劝君主，表达他们的现实关怀，试图遏制君王的私欲过度膨胀。
中国传统儒家学者的思考方式，可称为“比兴式思维方式”
，君王的道德越崇高，越能保证政治秩序、边境军事及社会经济的稳定。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性是“道德与政治的双生性纠结”。然而，让人疑惑的是，道德批判对皇权能有多大的制裁力量？除了道统思想的价值观外
，或许在道德的外衣下，藏有不可言喻的权力运作，乃至影响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态也因而发生变化。因此，儒家经典不但是可供统治者利用的正当性工具，同时也是士人实现政治理想的思想资源。经典的原义与后人的释义之间，往往有一大块的灰色地带，使历代行动者导引出不同的理解方式，最后从论证过程去证明政治行动的正当性。
[1] 林素英：《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pp.102-107.